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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很郑重地点点头，“是，那自然。”他急忙把大腿上的文件弄弄平。
查普曼博士转向霍勒斯和卡斯。“呃，我们天一亮就早早起床。我们到布里阿斯时要处在最好的状态下。”
霍勒斯站起来，伸了伸腰。“对于我们的到来公众有很大的反响吗？”
“哦，我想有。”查普曼说。
“我痛恨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霍勒斯说。“我不是那号料。我看上去总像是正在被验明正身似的。”
查普曼博士大笑出声。“名声的代价嘛。”他用满意的口气说，“好，晚安。”
“晚安。”霍勒斯说。
他向门口走过去，保罗和卡斯跟在他的脚后。他们俩向查普曼博士点点头，查普曼博士这时正忙着把文件塞进他那棕色的小牛皮手提箱里，随后也跟出来。他们来到狭窄的过道里，保罗走在后面，这时查普曼博士又开了腔。“保罗，我能约你一分钟吗——只一分钟。”
“当然喽。”
保罗望了一下霍勒斯和卡斯，见他俩已经走下过道，两只手伸开像两只翅膀，扶触着米色的金属车壁和绿色的窗帘使身体保持平衡，朝着卧铺车厢走去。
这将是他们乘车工作的最后一夜，然后便可回家了。保罗很想庆祝一番。“卡斯，”他喊道，“你想不想临睡前干一杯“你说得太对了。”卡斯回答。
“我和你一起来。”
他看着他们继续走下摇晃着的过道，然后转身到查普曼博士的车室。
※ ※ ※
“……你会感到非常吃惊的，假若没有像阿克曼这样的人，我们的工作将会十倍地艰难，也许不能进行。”查普曼博士说。
他呷着加补药的杜松子酒，保罗坐在他对过，喝着加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他们一直像这样交谈着，话题并不全是关于他们的工作的，不过是围绕着他们的工作进行的，这样谈了5分或10分钟。查普曼博士接铃叫服务员，定了饮料——很显然，他也感到像是过节似的——他们这时刚刚用过酒。
查普曼博士一直在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谈到加里福尼亚，布里阿斯，在UCLA的朋友，回到里尔顿后某种适合所有人干的职业，然后话题又转回加里福尼亚——这有点古怪，他竟谈起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保罗凭直觉推测，这不过是唱正戏的过门，他喝着酒，等待着。现在查普曼谈起了埃米尔·阿克曼，一个有钱的洛杉矶居民，此人4年前曾协助安排调查会见，并对与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所签的合同负责。
“不过，他到底干什么？”保罗问。
“我不知道。”查普曼博士说，“他是某一特定职业的代表，这种职业难于划分类别，叫不出名称，在美国靠它帮助国家运转。他过去干制造业，也许现在仍然干。巨富在贝尔、埃尔、棕榈泉、菲尼克斯都有房产。他的业余爱好是政治，那也许是他的职业。也许那正是他赖以捞钱的手段——安插上一位州长或一名市长，玩弄一下税务法规。我清楚他与萨克拉门托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有勾结，并插手十几项活动。他不大出头露面，不大出人办公室。他有点像哈里·道格尔堤——或者说好一点，像杰西·W·史密斯，那个在K大街拥有小绿宫的哈丁汉子。阿克曼的职业是助人为乐。”
“纯利他主义者吗？”
“我非常怀疑这一点。你把馒头扔在大洋之中——等着瞧——有时候你会抓到一条鲸鱼。这是一项获利的运动。许多没办公室的人并不是什么心地正直，智慧渊博的大人物头。你曾听说过总统哈丁的故事。他的父亲曾对他说：‘如果你是个女孩子，沃伦，你必须总是像怀孕一样，你不能说“不”’，呢，成百的人都这样。当阿克曼提供一次恩惠时，他们不能拒绝。但他需要报答时，他们也不能说‘不’字，阿克曼干的是需要回报的买卖。”
“他能从您身上得到什么回报？”
查普曼博士端详了一下他的饮料。“哦，什么也没有。我肯定他不想从我身上得到任何尔四。他抬头看了看，微笑了一下。“正如卡斯可能想干的那样，也许，他只想要几个电话号码。”
“我不感到有什么吃惊。”
“不，说正经的，我想他感到我很好玩。他仅仅喜欢与我们接近的轰动新闻。我猜想，在他的较高层次的朋友中，这样做可以给他带来一定的声望。我是说，他可以装成是这项计划的一员，这是一种你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这话有理，”保罗说。他慢慢喝着，心下却仍在猜度着，查普曼扯南道北，到底想说什么话。“他怎么和你联系上的？”
“呐，你对我们的作法已经很了解了。”查普曼博士说，“事情总有反对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同社会团体一起共事，而不是与单个人，因为单个人容易担惊受怕，并且害羞不好意思。不过，有团体意见的鼎力支持，单个人总是会随声附和。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把手伸到平民和教会组织里面去，这谈何容易。径直地去接触是行不通的，情况常常是，他们好疑神疑鬼。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真正想要什么？如此等等的疑虑。于是，我推想到，赢得他们信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学术和政治领导人。我大力依靠我所有的大学的关系网。在每一处大学城，某个教授或荣誉教授，或大学董事会的理事就会把我介绍给某个政治家或某一俱乐部头头，而且这常常就能打开大门。当然，这一次，容易多了。你不了解我们先前进行调查时的难处。而现在，我们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我也有了名气，就是我们奋斗中的一个成员——即便是个荣誉——也是了不起的。无论如何——”他停顿了一下，呷着他的加补药的杜松子酒，舔了一下上唇，然后继续说下去。“你瞧，这就是我怎么碰上阿克曼的，4年以前，我们想在洛杉矶搞三组调查抽样。我认识一个人，在UCLA，这个人又认识在市长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个人，市长办公室的这个人认识阿克曼。就这样，我一直托下去，见到了阿克曼。他是个大老色鬼，过去在斯坦福德时好踢足球，还保留着求学时期的大部分特点，我想，他很乐于显得普普通通。不过，他确实精明强干，他没有不认识的人——所以我说，谁都欠他点什么，他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打了三个电话，我们就有了这三组典型抽样。我送给他一册亲笔签名的书，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所以，当我知道我们要重来洛杉矶时，我写给他一封信，告诉他我想要的东西，他于是作了安排，别问我如何做的啦。”
“我盼望能见到他。”保罗说。
查普曼博士的思路突然像是出了辙。“你会见到他的，”他心不在焉地说，“他将出席演讲会，肯定会来。”他凝视着保罗一会儿，“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人我想要你去见他——一个在眼下更加重要的人。”
真戏终于出台了，保罗对自己说。他没有说话，仍喝着酒。
“在我说起这事以前，”查普曼博士说道，“我想我最好向你作一些解释。此事异常重要，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的判断力。”
保罗点点头。
“因为，这牵扯到我们两个，”他停了一会儿，斟酌着怎样说他想要说的话。“我相信，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很尊重你，并且很想听取你的意见。”
“谢谢您。”
“废话就不说了，我说话是非常认真的。我在心里对这件事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外露，等我们的旅途结束再说，把一支小队始终拢在一起是重要的——非常重要——使大家一起干，没有偏爱，一视同仁。这就必须要民主。但是，你不能依靠三个人，必须选择其中之一的时候来了。霍勒斯资历深，他很好，很好，我们都喜欢他。他是可以信赖的，一头老黄牛。不过，他缺乏想象力，没有社会天才，没有鉴别力，他没有锐气。他的言行像普通大众。至于卡斯，实话对你说，他不行，确确实实不行。让他干这项工作是安排上的失误。他不具备一位科学家的公正品格。他好搅弄是非。我发现他这个毛病有好一段时间了。当然喽，工作他还是干的，干得还不错。不过这次调查结束之后，我不得不把他甩开。
保罗对查普曼博士的观察力真有点吃惊——不是对他的观察力、真格的，而是对他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能的眼力感到吃惊。呐，霍勒斯，就此结束；再见了，卡斯，只剩下一个小印第安人了。
“哪方面使我倾向于你？”查普曼博士说道，“我一直在仔细地观察你——在所有环境下——我很高兴地说，你从来不沮丧，我想你喜欢这项工作——”“非常喜欢。”
“不错。而且你还很善于做这项工作。我认定，你就是我能够依靠的人。你看，保罗，对我的工作来说，不只是当一名科学家。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一点。科学家的角色是最重要的角色，但这还不够，世界要求得更多。要保持我的地位，我还必须有另一副面孔。一副社会面孔，政治面孔，还有——我怎么措辞呢？——就这样，也许：只做你的工作还不够，你必须把这卖出去，你明白吗？”
“我想是。”
“如果我只是个科学家，不具备其它才能，这个项目今天就不会存在——即便它确实能存在，它也只能湮没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它不可能存活下来，更不能兴旺发达。”
保罗喝完了他的加水威士忌。这些话中有些东西使人似乎有点心烦意乱，用“沮丧”来形容又措辞太过分。不过，还是言之有理的，查普曼博士总是言之有理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保罗说。
“我早就知道你会明白。”查普曼博士说，“很少有人有这个能力来发起像这样的项目。我碰巧是这样的人。”他停顿了一下，“你碰巧是另一个。”
保罗肯定，他的眼睛都睁大了。他不知说什么好。他迎着查普曼博士的凝视的目光，等待着。
“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一直在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得重复一遍，这事绝不能外传。”他更加小心地斟酌着自己的措辞。
“我一直受到佐尔曼基金会的注视——你知道这其中的分量——”保罗微微点了一下头，他知道。
“……他们能干出洛克菲勒和福特不能干到的事情。呢，他们的董事会对我的工作、我的记录都印象很深，对扩大一事，他们一直想摸清我的底细。他想出面支持成立一个新的学术机构，建在东部——像开办一所大的实验室或学院一样——沿着普利斯顿高级研究学府的路子，对我一直在做的工作全力以赴进行研究。所不同的是，规模要大得多。”
保罗眨着眼睛，对此事的规模之大颇感惊讶，“真要大干——”他开始问道。
“一点不错，”查普曼博士十分干脆地说，“此项工作将以迄今为止梦想不到的规模向前推进。我甚至已经达到与他们探讨实质问题的程度。该学院准备搞几十个项目，训练人员管理它们，选派无数的小队到世界各地去，而不是像眼下我们所拥有的这种有限的手段。我们将能首次对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妇女的性行为进行比较性研究。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