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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玫瑰花坛上把视线移开，越过宽阔的绿色的草坪，透过能够隔断外界任何人，但却隔不断来自本身的侵扰的那层厚厚的簇叶，凯思琳仍然看见，那辆熟悉的灰色观光汽车缓缓离开走下山坡的最后景象。她没有戴手表——这天是艾伯蒂恩日，夜里怎么也睡不着觉，天放亮时吃了一丸安眠药，竟一下子睡过了头，几乎来不及穿上早餐服和给戴利达丽穿衣上学。不过这时，一看见这观光汽车，才知道已是9点以后了，而且意识到，她必须去做昨夜前答应格雷斯·沃特顿自己应做的事情。
她快快地折转身走回前外通廊，在精美的修有沟槽的廊柱间向前挪动，越过那高高的盆栽丝柏，进入那山洞似的、空旷的、雅致的房屋。她对眼前的时光，怀着抵制、幽怨的心情。
一旦走进厨房之后，便关闭炉子，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加糖，将它端着走向那张白色的胶木小餐桌。她将咖啡放下之后，又从电话机上端的食品橱里找到一盒香烟。她一手拿着香烟和格雷斯留给她的马尼拉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电话，转回桌子边。
呷过第一口热乎乎的咖啡之后，接着便专心于早上开门第一支香烟的仪式之中。经过一番吞云吐雾，她感到暂时的慰藉。她继续吸着，她那拿着香烟的被尼古丁染黄了的细长手指，也抖动得轻一些了。过了一会儿，她把吃剩半支的香烟在瓷烟灰缸里碾死。那只烟灰缸上印着褪了色的富有传奇般的字迹“东京·帝国饭店”。它仍被放在桌子上，过去博伊恩顿把这只烟灰缸放在那里，好让自己时时想起过去的荣耀。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换上使她不那么受刺激的另一只烟灰缸。不过她知道，那是因为她没有这个勇气。
这时，咖啡仅仅有点温热，她立即一口气将它喝光。如此地武装了一下之后，她最后打开了那个马尼拉文件夹。文件夹中有两张纸。第一张上，格雷斯整整齐齐地用打字机打上了12个妇女联合会员的人名以及她们的电话号码。凯思琳扫视了这串名单，她们不是朋友，就是邻居或相识，没有一个不认得的。尽管如此，她仍然把派给她给每个人都打电话的任务搁置下来。
昨天晚上格雷斯扔下这个文件夹之后，在这位大岁数的女人那指派性的强人之意的热心肠面前，凯思琳立即感到无可奈何了。格雷斯·沃特顿已是50多岁的年纪了。她那灰色的头发，每周让一位男理发师整几次型，整成像是假发式样。她人小巧，爱搅和，说话唠叨。她的孩子结婚之后，有两年工夫，她曾经游移于是做一名雷西达的学者还是要做贝弗利山的心理学家，最后两者都放弃了，而去干了妇女联合会的主席职务。
从此，妇女联合会主席一职便成了她的整个生活。在什么地方的某个银行，有个副行长，叫格雷斯·沃特顿先生。
尽管格雷斯最终使凯思琳表示出接受那份公事的意思，凯思琳的初衷并非是情愿的。她辩护说自己精疲力尽，并且不得空闲，另外，她也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了。自从上一次的妇女联合会的会议以来再未见过面，要给她们打电话，少不了花费工夫罗嗦一番。“哪里话！”格雷斯用她那刺耳的、一本正经的口气说，“这是公事，你也应以此态度对待它。给每人打电话时，你都说你还有十几个电话要打。再说，我想这对你也有好处。我不同意你过着像个隐士似的蛰居生活方式，这不利于身心健康。如果你不打算外出见人，起码和她们通通电话嘛。”
凯思琳不想告诉格雷斯或者任何人，她之成为一个避世隐居的人，并不是因为博伊恩顿的不幸造成的，其原因与人们所想象的并不是一回事。她结婚后，有他在家，正因为他经常在家，所以她唯一希望的是到这房子的外面去，消失在同伙们的喧闹的混饨之中，虽说这样做，有停于她的本能。不过，自她寡居以来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外出躲避已无此必要了。她又回到、并享受起婚前她所熟悉的又爱又恨的那种孤寂的独立自在的生活。
突然，她意识到格雷斯又开始讲起话来。这时，她的这位来访者的声音稍稍变得柔和了些。“相信我，凯思琳，亲爱的。
我们都知道你所经受的折磨。不过，如果你不自己帮助自己，没有什么人能帮上你的忙。你还年轻，长得又漂亮，且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正是前途似锦，有好日子不要错过。如果我认为你真的不舒服的话，亲爱的，我会是第一个理解你的人。当然喽，我倒可以找别的人代替你来打这些电话。不过，我们需要你，我是说，不管喜欢不喜欢，你仍然是我们当中最重要。
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由此你可看出，我为什么非要排出我们当中20个最受尊敬的成员打这些电话。我的原意，恰恰是为了使这些电话通知具有更重的分量。相信我，凯思琳，我们需要全体出动，我们这方面每个人都在内——特别是如果教会方面反对这次会议的话就更应如此。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反对，不过，有这种议论。”
凯思琳一心要想方设法去逃脱掉这项不愉快的任务，所以直至这时，她没有完全理解，或者，甚至连听也没法去听这次妇女联合会召开会议的真正目的。她重新问了一下，格雷斯对她眉飞色舞地解释了一番（格雷斯对这整个事情所具有的大胆和猥亵色情很难掩饰住自己的兴奋情绪）。这样一来，凯思琳更加感到不安起来。她哪里还有这份心思去与一伙妇女一起聆听一个男人讨论美国妇女的性习惯问题，不管它是以多么冷静的分析观点来探讨的。更糟的是——因为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这场讲演所要引出的是什么——她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对一帮生人吐露她的私生活秘密，象征性地剥去自己的外衣，使自己暴露在一伙迷眼斜视、专爱偷看下流场面的男人面前。
整个的事情是疯狂和邪恶不堪的，然而，格雷斯却是如此之热情——“这将使我们的组织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这也是为什么阿克曼先生特意做这样的安排”——侄使凯思琳本能地感到任何反对意见难以让人理解了，而且甚至会引起她在性生活方面的怀疑。所以她不再坚持不干，决定拖拖以后再说。
眼下，她快速地点燃了另一支香烟，面对着这令人诅咒的文件夹。她拿掉那张人员名单，看了看下面的那片纸。这是张油印的公告报道——在第二天“立即发布用稿”——而且是由格雷斯·沃特顿签署的。格雷斯普对她解释过，在她打电话通知妇女联合会成员两天后出席这次特别会议时，这份发布稿将告诉她一切的有关内容。凯思琳一边沉着地吸着烟，一边读着这份新闻发布稿。
“5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点叨分，”这份油印的报道写道，“威斯康星州里尔顿学院的世界著名性权威，去年的畅销书《美国单身汉的性研究》的作者乔治·G·查普曼博士，将在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的全体成员大会上做演讲。在大会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查普曼博士将就最近他对已婚妇女的研究和意图加以论述。查普曼博士偕同他的助手、均与里尔顿学院有联系的范·杜埃博士、卡斯·米勒先生、保罗·拉德福特先生等一组人员，将要会见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中已婚的或曾经结过婚的成员。
“查普曼和他的小分队，历时14个月，游遍美国，会见了数千名代表每个经济阶层、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年龄的具有各种教育背景的已婚妇女。据查普曼博士讲，布里阿斯妇女是在他和他的助手们，在搜集他们的发现并准备下半年出版前要会见的最后一批。‘这次调查询问的目的，’查普曼说，‘是要把迄今为止仍秘而不宣的美国女性的性生活方式公诸于世，这样，通过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将很久以来使处在黑暗和无知状态下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领域，用科学的方法予以阐明。我们希望，后代的美国妇女能从我们的发现中受到教益。’“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主席格雷斯·沃特顿夫人在电报中对查普曼博士的光临深表荣幸，并答应百分之百地出席他的演讲，并将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会见的话题。不过，沃特顿夫人预言，听了查普曼博士的演讲，了解到实际上的个人会见比过去吉尔伯特·汉密尔顿、阿尔弗雷德·金西、欧内斯特·伯吉斯、保罗·沃林等这些开先河的调查人所进行的那种会见更不点名道姓时，联合会中的220位已婚妇女，不会有什么人拒绝这个为了科学进步而做出贡献的机会。该联合会，在布里阿斯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和礼堂，成立已有15年之久，一直为社会、为慈善事业以及大洛杉矶西区的美化，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读过这篇发布文稿之后，凯思琳怀着厌恶的心情继续瞅着它。看着这些话语，不禁无名火起，便自问道：“这个查普曼博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好偷看人的东西？”
她自然听到过他的名字，谁都听到过。他最近那本书的耸人听闻的题材（她知道，所有的妇女都读过他的书，读起来废寝忘食，尽管凯思琳予以蔑视，甚至于不屑去借一本来看），以及他最近的研究进展（所谓研究），一连几年把报纸和杂志的版面活跃得不亦乐乎，至少有十几家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她估计，总有一天查普曼将会成为他这个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对性的着魔般迷恋的象征，这正如19世纪20年代的埃米尔·考艾成为不同的好奇流派的代表一样。
不过，凯思琳感到纳闷，是什么使得一个受过教育的成人献身于打听男人、妇女以及儿童们性史隐私的勾当之中？这种对所谓“科学发展”不停的椰榆，只是在高尚的目的掩盖下，不健康的服务的确是不健康的思想和引起性欲的情趣。或者更坏的情况，是由于某种卑劣的商业思想，决心去利用人们对禁区的反逆欲望。说句公道话，凯思琳记起读过某些报道，查普曼对自己的可观的收人是分文不取的。话虽这么说，在此种文化中，一个出了名的名字便等于任何的年金享受权，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钞票。另外，他也可能是个宁要臭名而不要实利的人。
也许，她对查普曼太苛刻了，凯思琳想。也许，毛病出在她本人身上。她也变得古板、过时，如果说一个年方28岁的人能够真的变得过时了的话。然而，她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一个妇女的生殖器官是属于她自己的，并且只能属于她本人，它的使用和活动，除了她自己、她的配偶和她的医生外，谁也不能让他知道。
对这件自己不相信、深感厌恶的下流事情，非要自己去促成不可，这不禁使她皱起了双眉。凯思琳碾死了她的第二支香烟。她把那用打字机打好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单取回来，摆在面前，拿起话筒，开始从厄苏拉·帕尔默往下的电话号码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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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苏拉·帕尔默是个爱挑剔的、好“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人。说话尖锐，直截了当。假若她问“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