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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李承乾又一次出格了，居然在东宫内击鼓，而且鼓声很大，传播很广。要知道东宫与李世民的居所只有二十几步，身为太子居然没事在东宫内击鼓玩，成何体统？
急切之下的张玄素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接冲到李承乾正在击鼓的阁子前，要求与李承乾面谈。眼前的李承乾依然温文尔雅，用心倾听，随即做痛心疾首状，当着张玄素的面取下刚才还在击打的鼓，亲手摧毁，并表示下不为例。
多好的太子，从善如流，闻过能改，遗憾的是这只表面现象。
为什么张玄素的讽谏在李承乾身上只收到广告的效果，却看不到疗效呢？原因还是出在李承乾身上。此时的李承乾就如同一个叛逆期少年遭遇网瘾，又是叛逆期，又是网瘾，神仙见了都得耸肩，然后深情地说一句“I'm sorry”。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李承乾在过早成人化的教育下成了双面人，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又遭遇了叛逆期，在叛逆期又有了各种嗜好。这些嗜好常人可以有，而唯独太子不能有，然而越是别人说不行的他偏偏要说行，这就是叛逆期青年的棱角，也是所谓的性格。
过早成人化，双面人，叛逆期，不良嗜好，四者有其一已经足以影响李承乾的储君之位，然而偏偏他兼而有之，这可就要了亲命了。
贞观十五年，李承乾在叛逆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一年他更加出格。
为了修建东宫内的宫殿，李承乾征集大量农民充当差役。这一征集便是很长时间，时间长到耽误了应征农民的正常农耕，以至于这些农民错过了这一年的正常播种季节，要想播种，只能等来年了。如此一来，李承乾就犯了李世民最不愿意看到的错误。在李世民的眼中，农业立国，“不违农时”是为政者的红线，而太子李承乾却偏偏触及了这根红线。太子詹事于志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只能按下暂且不表。
然而李承乾是注定不会消停的，不久之后他就迷恋上音乐，而且是正统人士所认定的那种“淫荡”音乐。估计不是雅乐的范畴，要么很世俗，要么很下里巴人，这些音乐平民百姓可以迷恋，而你，太子，储君，不可以。
针对这两条，太子詹事于志宁上书讽谏，结果毫无成效。
不甘心的于志宁没有放弃，他依然在努力，随后他又发现三件值得讽谏的事情：
一、李承乾宠信宦官；
二、东宫负责驾驭车马的差役已经半年没有轮休了；
三、李承乾没有经皇帝批准居然私自将突厥人达哥友接入东宫密谈。
于志宁又给李承乾上书讽谏，结果这一次情况居然有了转机，李承乾一改平时不管不顾的做法，很快做出了反应，这一次不再是涛声依旧。
这一次是大发雷霆。
大发雷霆之后的李承乾依然不解气，招呼手下叫来干将张思政、纥干承基，交给两人一个任务：干掉于志宁。
张思政和纥干承基当夜潜入了于志宁家中，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一身素服的于志宁住在苫庐之中，按照祖制，这是孝子为父母守丧的标准模式。原来被夺情的于志宁一直在家中用这种方式为亡母守丧，身虽夺情，心依然忠孝。
张思政和纥干承基尽管知道此行的任务是行刺，但他们更为于志宁的孝心感动，两人一对视，手当下就软了，没有惊动于志宁，两人悄悄地退了出来，垂头丧气的回东宫找李承乾复命。此时的李承乾已经平息了怒火，清醒之后的他知道，一旦于志宁被刺，自己万万脱不了干系，既然杀手无功而返，那就算了吧，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
就在李承乾还在与张玄素、于志宁较劲的同时，魏王李泰已经成就了一项大大的功业，这个功业就是鸿篇巨制《括地志》。
《括地志》从贞观十二年开始编撰，历时四年，终于在贞观十六年（一说是贞观十五年）编撰完成。贞观十六年正月九日，李泰将完结的《括地志》呈现给李世民，李世民大喜过望，他早知道李泰能干，却没有想到李泰竟如此能干。贞观年间天下已经大治，皇子想获得战功基本不太可能了，而魏王李泰却独辟蹊径，从编书上为帝国立下了大大的功业，这个功业绝对不啻于战争年代的战功。
为此，李世民特意下诏，在诏书中对李泰称赞有加，并且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写道：可赐物一万段，其书宜付秘阁。
事倍功半，事半功倍，字数相同，顺序不同，然而背后的意义大不相同，其实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得法。
不得法的李承乾事倍功半，得法的李泰事半功倍。
李承乾的不得法与李泰的得法都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也在心里进行着悄悄的对比。他心里的天平究竟要往哪边偏，李承乾在猜测，李泰在猜测，大臣们也在猜测。
随着李泰《括地志》的完成，李泰的美誉度也在节节高升。这时大臣们才恍然发现，原来这几年李泰魏王府获得的津贴居然要高于李承乾的东宫，这在以前实不可想象的。
李泰的津贴为什么会高于李承乾呢？这主要是因为李泰有编撰《括地志》之名，也有编撰《括地志》之实。借着编撰《括地志》，李泰不断延揽各方文人志士，他们都是以《括地志》的名义进入到魏王府，而这些人所开销的费用自然也要由《括地志》买单。这样魏王府获得的政府津贴就要高于李承乾的东宫，而李泰也就享受起了不是太子的太子待遇，此时的李泰或许可以印一张名片：
李泰 亲王（享受太子待遇）
名片的说法尽管戏谑，但事实确实就是这样，李泰与太子待遇无异，差的只是太子的名号而已。
然而问题马上就来了，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一国也难容两个太子，连一公一母都不成。
面对李泰与太子李承乾的并驾齐驱，李世民无所谓，大臣们却很有所谓，这回皇帝不急，太监不急，大臣急了。
谏议大夫褚遂良看不过去了，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写道：圣人早就定下体制，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所用之物没有限制，与皇帝享有同样标准，而庶子虽然也可以被疼爱，但标准不能超过嫡子，这是阻止庶子夺嫡，根除祸乱的根源！（圣人制礼，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会，与王者共之。庶子虽爱，不得逾嫡，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也。）
从礼法而言，褚遂良说的有理有据，然而此时的他只是隔靴搔痒，说不到李世民的心坎上。因为他恰恰忘记了李世民皇位的由来。若是一味遵照嫡子传承的原则，李世民焉能登上皇位？所以说穿了，李世民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他不按套路争到了皇位，他同样也不想按套路传承自己的皇位。
说到底，嫡子传承的原则合理吗？不合理！那为什么还要承认这个原则？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按套路出牌的李世民并不想遵守这个原则，他想跟这个所谓的圣人体制掰一掰手腕，看看自己能否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老套的原则。
然而一个人对抗一种体制，即便有成果，也难免头破血流。
对于褚遂良的上书，李世民口头表示接受，然而实际上他依然在按着自己原有的套路出牌。口头接受只是给褚遂良一个面子，而继续出牌则是皇帝的我行我素。从这个角度讲，其实李承乾的双面性格就是来自李世民的遗传，嘴上一套，手上一套，或许心里还有一套。
不久之后，李世民又打出了一张牌：魏王李泰迁居武德殿。
这张牌意味着什么呢？
这张牌其实是投石问路，看看群臣的反应。因为武德殿处于皇宫之内，正好在东宫以西，也就是说东宫在东，武德殿在西，两者恰恰是李世民天平的两端。如果以前偏爱李泰还需要遮掩，那么现在就已经全部摆在台面之上，朕就是要实行双太子制，怎么样？
不怎么样！说这话的是老杠头魏征。
魏征上书说道：陛下如果疼爱魏王，那么就别让他处于被猜忌之地，武德殿正处于东宫西面，正是敏感之地。再者，海陵王元吉以前就住武德殿，虽然时代不同，事情不同，不过魏王住进去之后恐怕也不会安心。
李世民看过魏征的上书，只能摇摇头，这个老魏，净说实话。
魏征的话代表了多数大臣的心声，这让李世民不得不有所顾虑。皇帝尽管君临天下，但同样需要重视大臣们的意见，即便是李世民这样自身能力超强的皇帝，也需要时不时与大臣们妥协。
这一次，李世民选择了妥协，因为他看到大臣们尽管明确反对的不多，但支持的几乎没有，默不作声的潜台词其实是反对，因为他们都在维护着一个东西：礼法。
礼法就是一张网，看似若隐若现，却无处不在；礼法是风车，而李世民就是堂吉诃德。
贞观十六年到贞观十七年，这两年是李世民与礼法这架风车作战的两年。他曾经藐视过这架风车，所以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他做下了惊天之举。然而事隔十六年，李世民发现，他不能再藐视这架风车了，因为他的位置已经在十六年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十六年前，他只是一名亲王，为了皇位他可以挑战风车；
十六年后，他已经是在位十几年的皇帝，身为皇帝，他需要尊重这架风车。如果连皇帝都不尊重礼法，那礼法还会存在吗？那社会秩序还会存在吗？
李世民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想尊重礼法，让嫡子正常传承；一方面他又想平等竞争，让更优秀的皇子继位。然而这注定是个两难的命题，没有最佳答案。
如何才能解开这个结呢？或许只能先从自身做起。
贞观十六年六月六日，李世民下诏恢复息王李建成皇太子称号，海陵王李元吉改封巢王。这是时隔十六年后李世民对兄长和弟弟的追封，对建成和元吉而言毫无意义，毕竟他们不能从墓地里爬出来“谢主隆恩”。
追封是给死人的，慰藉的是活人的心。想想十六年前的你死我活，李世民的心中也充满了煎熬。尽管十六年来他一直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江山社稷，然而轮到自己的皇位传承，他发现自己十六年来的自我安慰竟是那样的苍白。
皇权面前没有父子，遑论兄弟。然而你们毕竟是兄弟，流着同样血液的兄弟，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而现在又轮到了李承乾和李泰。
何苦呢？何必呢？
矛盾中的李世民依然找不到答案，他决定继续试探。这一年的六月二十日，李世民下诏：从今天开始太子所用的东西和钱财，有关部门不要限制。
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是皇帝给太子的礼物吗？太子李承乾说，是。然而太子左庶子张玄素说，不是。
这不是礼物，这是一个局，一个布满机关的局，一个决定李承乾储君地位的局，遗憾的是，李承乾没有智商，地球人都看出来了，而他偏偏没看出来。
两个月后，李承乾动用国库已经超过七万钱，算是过足了为所欲为的瘾。此时的李承乾如同坐在一堆柴火上，柴火的下面已经火星四溅，然而李承乾还在告诉自己，我很好，我很好。
很好，很好，你居然没有发现你爹把你放在火上烤！
太子左庶子张玄素又忍不住了，又一次上书劝谏，劝谏书的结尾张玄素写道“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
这一次李承乾没有无动于衷，而是有了很大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