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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455—1485，在英国史上，指都铎王朝产生之前王室的一系列内证。——译注
上级干部要求实行的另一个策略，是让家家户户都养猪，这一政策耗费了大量粮食。有一阵子，养猪等副业生产曾被斥为“农村资本主义尾巴”，上面还下过把猪都杀掉的命令。自负、无知的干部尽管缺乏农业方面的经验，却发布有关翻地、栽种、种子和农民的命令，导致无尽的灾难。官僚作风威胁着集体化。
然而，今天，比尔·辛顿仍然担心，家庭农场的复兴和解散农民辛苦劳作的集体化合作，能否适合中国将来的需要。
“过去，我以为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是为地主阶级服务，并保护他们利益的。现在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旧的国家机构已经转化成一个自主的实体……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彻底根除了地主……却重新产生了基层官僚机构，不由使人想到过去的封建王朝。”
总而言之，中国肯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变化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么大。
此篇评论的是威廉·辛顿所著《深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发表于1983年5 月15日的《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
20 如何做一名红卫兵
数十万红卫兵戴着红袖章从北京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列队而过，手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他们主要是来自城市中学的少男少女。红卫兵运动在1966年夏末和秋天发动时，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到1968年年中红卫兵解散时，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是一部具有巨大摧毁力的可怕机器。这些青年学生极为崇拜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并响应他的号召，从革命中学习革命。他们代表毛主席在中国各地清除社会中所有旧的东西，包括古老的艺术品和旧思想。我相信，从童子十字军以来，世界上就未曾有过类似的运动。
在红卫兵两年的历史中，他们的经历是痛苦的。开始时，他们免费乘火车“长征”到全国各地，每到一处，都赢得友情并享有特权。尽管开始他们是国家及其革命的清道夫与救世主，但他们很快便加入了学校中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很快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互相打派仗。他们名义上经管着各种公有企业，取代了党的领导和城市及工厂的官员。在掌管地方政权以后，他们又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们之间的派性冲突，又一次从游行示威发展到拳打脚踢，乃至动用武器。到1968年夏天，许多城市完全被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所破坏。地方上的军队开始只是袖手旁观，当然有时也向红卫兵们提供武器。后来，他们又奉命制止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恢复公共秩序。毛伤心地批评那些介人武斗的青年人，指责他们辜负了他的期望，并开始送他们上山下乡，从而结束了他们当红卫兵的痛苦经历。尽管他们在集体的压力下“自愿”上山下乡，可离开城市并像农民一样的生活和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挑战，对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挑战。毛泽东发动并在开始时领导了这场红卫兵运动，但运动后来变得很难控制，接着便夭折了。
一些处在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的红卫兵逃避上山下乡，跑到了香港和台湾。《苍天的报复》一书描述的，正是一位参加者的切身体会。此书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它就像一件谋杀案中出示的证据。这位年轻的作者正介于新、旧之间，而且显然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安全、自尊心、爱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以及希望通过出书获利。
这位笔名为凌恳的作者坦露，他于1966年7 月成为一名红卫兵，在厦门和福州的红卫兵夺权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他在1966年下半年到过上海、青岛、北京、东北、太原、兰州等地，1967年还在厦门帮助一派反对另一派。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在派仗中使用了武器，各派都死伤了许多人。各派头头最后于1968年2 月被召到北京，并被剥夺了权力。凌在同年7 月偷渡到金门岛的一个村落，后来到了台湾，写出50 万字的回忆文章，又花300 多个小时的时间接受伊万·伦敦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的采访。两者合在一起，便成了一本描写一位地方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书。在凌的回忆录出版过程中，发生过两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这本书从头至尾把毛及其政治领导贬得一钱不值：小红书不过是个小玩意儿；见到毛也没留下印象；对红卫兵头头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他们怎样才能更多地利用毛，而不是被毛利用。这无疑与欧洲和其他观察家们提供的证据不符。根据这些观察家的报道，在红卫兵运动初期，数百万受毛鼓舞的年轻人达到了痴迷和狂热的地步。这种抹杀“文化大革命”理想主义中心动力的做法，显然只有从台湾的文件里才能看到。而对台湾来说，内战现在（或者不久前）仍然是一种神圣的期待。
有关凌回忆录的第二件趣事是，书中还加人了一个不大可能发生却十分甜蜜的爱情故事。这使人们想起一位美国译者，他在翻译老舍的悲剧小说《骆驼祥子》（纽约雷纳尔和希契柯克出版社，1945年）时，增加了一段离奇的小伙儿娶姑娘的情节。加人这一情节毫无疑问使这本译著成了美国中部的畅销书。这位红卫兵女主人公名叫梅梅，这恐怕是中国女孩子最常用的名字，意思是“小妹妹”。女主人公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少女：高雅、有作为，属于上等阶层，生活极为讲究，尤其遵从旧的道德观念。她与凌热恋着，此外还要花很多时间到处破“四旧”，而且当时到处发生武斗、强奸和打伤人的事件，尽管如此，两人却从未发生过性关系。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梦幻少女，只不过她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凌对红卫兵在他家乡福建逐步掌权的描述，却是非常逼真、感人，因为从整部著作来看，这段描述无需怪诞的编造。当党委拒绝用卡车把厦门八中他所领导的304 名年轻人运往福州时，他们便开始行军，并严格要求自己不吃饭、不喝水。在炎炎烈日下行进31 公里后，有10 个人晕倒。这时，党的领导人感到有必要用卡车把他们送到福州去。后来，在福州的“八二九”武斗中，这个厦门小组虽然寡不敌众，却向当地党的领导提出了挑战。“福州的红卫兵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凌被六七个姑娘包围，并被她们咬伤、抓伤和掐伤达37 处之多，包括他的下腹部。读者能感受到，凌讲的是他的亲身经历。
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始于学校。那时，红卫兵给老师戴上高帽子，把他们当成“牛鬼蛇神”（这是当时的用语）关进“黑窝”。书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人受到残酷拷打和狠袭的描写。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中国的那场骚乱中，确实发生过这种暴行。当时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不起作用了。骚乱成了为暴力而暴力，或如苏联人所说，成了“流氓行为”，而不是以善的名义去施行暴力。而有的报道却认为，以善的名义实行暴力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征。
在第二阶段，红卫兵冲进公共场所破“四旧”。凌所在厦门八中的那个小分队被分成22 个更小的组，名称各式各样，包括“打虎队”和“冻死苍蝇”队。在毛“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励下，他们开始在厦门市大搞破坏。尽管他们所犯下的暴行使人震惊，但当时还得到了广泛宣传。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发展到第三阶段，其目的是夺权。他们组织红卫兵司令部及其特别机构，搞到吉普车、卡车和扩音器，并在最后推翻党委，接管了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在这期间，军队并未介人，甚至连警察也不开枪自卫。最后，红卫兵运动变成纯粹的派仗，一个组织和另一个组织相互争斗，同时也越来越诉诸武力。这时，军队进行了镇压，解散了红卫兵。描述用第一人称，既骇人听闻，又极为辛辣。
此篇评论的主要是凌恳、伊万·伦教和米莉姆·伦教所著《苍天的报复：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伦教，普特南出版社，l971年），发表于1972年2 月24日的《纽约书评》。
21 毛为建立新教育制度所作的努力
中国在毛统治的最后十年如同18 世纪90年代的法国一样，充满了混乱和让人吃惊的事。就规模和复杂性而言，“文化大革命”当然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无论如何，人们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从各个角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毁灭性打击，而中国是一个历来崇尚学识并在1300年前就发明了文官考试制度的国家。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知识在中国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既有的权力机构之中。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如果人们不看历史，就很难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由于20 世纪的中国教育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差无几，乔纳森·安格所写的《毛制度下的教育》一书最初只不过是他的调查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由大不列颠发展研究所赞助，其目的是“解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教育制度中严重存在的‘文凭病”，。把中国狂暴的“文化大革命”当成文凭病的一种表现加以研究，无异于把中毒休克当成水痘来治疗。不过不要紧，我们总是以国防需要为名给研究中国的项目提供资助。
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来研究，大概能满足所有社会科学家进行比较研究的需要，而不管这种比较是否能对任何问题作出解释。苏珊·舍克在她《同志间的竞争》一书的开头就指出，毛的政治伦理学与卢梭以及其他革命运动（清教徒、法西斯主义、印度甘地所主张的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大致相同，而所有这些革命运动都主张进行“全面的伦理学改革”。舍克是一位结构学家，她说：“要理解人们的行为，最好是从由政策造成的结构人手”，而不要从通常人们所关心的通过文化传统遗传下来的心理倾向着手。人们不禁要问：那么，“由政策造成的结构”后面的“由文化造成的政策”又如何呢？
当然，对舍克所研究的这门社会科学来说，不能由于中国的历史造成了中国的不同文化，就把它做为例外。因此，苏珊·舍克指出，毛的“伦理观也源于中国古老的传统”。看来安格也通晓历史，他在附录B 中指出，中国的知识界“一直是与政界相联系的”。两位作者都对历史顶礼膜拜，但他们情愿研究当代的形势，向空间扩展，而不愿在时间上向前追溯。
按照他们的比较观和现代世界观，无论是根据定义还是根据它自己的政策声明，中国都应属于第三世界。看看事实就会发现，中国确实属于第三世界，但它无论在幅员和历史上都鹤立鸡群。把中国与加纳相比无疑只有理论上的价值。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说成是一个“被自己的历史束缚的国家”（止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