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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宝玉虽然不无爱欲，虽然与众女孩子特别是众丫环的厮混中不乏狎昵乃至“越轨”之处，但他对女性的整个态度仍然比较纯，比较重视精神、情感上的接近，比较文明。这和宝玉的悟性与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宝玉不喜读四书五经与做八股文，但他喜欢诗词歌赋，他深受诗的熏陶，他的感情生活是相当诗化的、被诗所升华了的，而中国古典诗的成就、魅力、“移情”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诗是大观园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姊妹们一起做诗，是贾宝玉的人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诗就不那么低级和庸俗，宝玉住进大观园后所写的“即事诗”便说明了这一点。“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倦绣佳人幽梦长”“帘卷珠楼罢晚妆”“抱衾婢至舒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诸句，未必称得上是好诗，却毕竟是诗而不是薛蟠的“女儿乐，一根往里戳”。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宝玉发表感想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这里，宝玉的论点是，通诗就不俗，通诗就没有辜负老天赋予的情性，不通诗就俗。可见以诗作为划分非俗与俗的标准，宝玉是自觉的。
如果说宝玉与黛玉与袭人等的接近中自觉不自觉有一己的一定的性心理性追求作为内趋力，有一定的爱欲的目的，例如他两次引用《西厢记》中的“淫词艳曲”（林黛玉语）来表达比拟自己与林黛玉的关系；那么，他的广博的对于女孩子的泛爱，却经常是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是无私的，或者可以戏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为艺术而艺术”，带几分纯洁，带几分洒脱，带几分清高，也带几分轻轻飘飘浮浮。他“喜出望外”，为平儿理妆，能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他怕龄官淋了雨而忘记了自己被雨淋，能有什么目的？他动不动为不相干的丫环打掩护，又能有什么目的？“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可喜；“为艺术而艺术”，所以他终于只是一个“无事忙”，终于摆脱不了空虚。
专爱：为人生而艺术
泛爱之中又有专爱，当然是林黛玉。与林黛玉就不仅仅是审美与“为艺术而艺术”了，而是真正的知音，是真正的心心相印的伴侣，是真正的“为人生而艺术”即是生死攸关的“艺术”。贾宝玉如此消极悲哀却终于活了下来，是因为他有林黛玉这样的孤独中的挚友。反过来说，宝玉对于黛玉来说，就更珍贵、更唯一、更痛切、更是爱得死去活来、彻心彻骨。宝玉的人生的大悲哀，这位公子哥儿的大悲哀却也就是林黛玉的大悲哀，只因为处境的不好这种悲哀在黛玉那里显得更加痛楚和绝望。第二十七回写黛玉葬花，第二十八回开头写道：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则自己又安在哉……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这一段描写，黛玉的悲哀便是宝玉的悲哀，黛玉和宝玉的悲哀也便是《红楼梦》的悲哀的主旋律。当然，三者各有各的特点：“红消香断有谁怜”，黛玉的悲哀是温柔的、女儿气的，充满红颜薄命的哀叹的。宝玉则忽而是“混世魔王”式的“混闹”——得乐且乐，忽而是无比娇宠幸运中的对于悲凉的未来、对于理论上虽然是必然或或然的、实际上尚是未然的、而在宝玉的心里却是先验的宿命的认定无移的死亡、衰老、离散、零落、败灭的“超前感受”。是儿衔玉而生，诚不祥也，他似乎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至于逃大造出尘网，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色空空色，“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逃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则是全书带有的劝世、超度世人意图的主观题旨（不同于主题思想的客观意义）。
宝玉黛玉思想情感的契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爱情的品位，中国古典小说中几乎从没有也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不同凡俗、超拔于凡俗、实际上比凡俗不知清醒凡几高明凡几故而也悲哀得多的知音式的爱情。或者更准确一点说，这是知泪知哀知寂寞的爱情。这里不妨讲一个花絮式的例子。《文学遗产》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刊登了陈永明的文章《佛老哲理与〈红楼梦〉》，文章讲述宝玉的喜聚不喜散时，却引用了黛玉的话：“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到同年第六期，又刊出胡晨短文，批评此条引文错误，并说陈文“……用来说明宝玉天性喜聚不喜散，意思正好相反，实在是张冠李戴……把林黛玉的人生哲理安在宝玉身上了。”对陈文引文差错胡文提出批评事本身，笔者无意置喙。横看成岭侧成峰，我倒觉得此事恰恰说明了林、贾“人生哀思”的一致性，喜聚与喜散、不喜散与不喜聚的本质上的一致性。这里的“林冠贾戴”的故事，对于笔者要做的这一论断来说，实是一段佳话。
“前佛老”情思
或谓宝玉的这些悲哀正是他的悟性所在、“慧”根所在，使他容易接受容易悟解老庄、佛禅的偏重于虚无的哲学思想。确实，第二十一回描写宝玉读《南华经》，“意趣洋洋，提笔续曰：‘焚花散麝……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然后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玉因陷于黛玉与湘云的夹攻中而又想起“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宝玉还对袭人说：“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谈及此句，不觉泪下。”宝玉遂“立占一偈”，填词《寄生草》。宝玉的这种思想状况，确实便于《红楼梦》作者在他的身上寄托自己的确是受了佛老思想影响的种种情思。
但总的来说，还不能说宝玉是属于佛老一派。不能认定宝玉的思想可以归纳于道家禅佛。与其像上面那样说，不如说宝玉的思想感情中有一种通向佛老哲学的契机。哀聚散也好，哀青老也好，哀爱怨也好，哀生死也好，都不是佛老，因为佛老追求的恰恰是对这种“哀”的摒弃、超越、解脱。如果真正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做到“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徬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如果真正做到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根本否认此岸此生的一切的实在性，如果真正又佛禅又老庄，宝玉何至于那样狼狈那样悲哀那样无事忙那样痛苦？
宝玉的思想感情中有一种通向佛老的契机，或者换一种说法：宝玉的思想感情处于“前佛老”的状态。宝玉并不喜欢进行哲学的思辨，并不热衷于修行或学习佛老，袭人还指出宝玉常常“毁僧谤道”（第二十一回），宝玉不是哲学家思想家，而且笔者要补充一句，曹雪芹也不是哲学家思想家，《红楼梦》的贡献不在于论证了或丰富了佛老哲学或任何别的哲学，而在于它很好地写出了这种原生的“前佛老”情思。所以，胡适批评曹雪芹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也许是对的，从而得出“《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的结论却大谬不然了，就此，笔者将专文论述，这里暂不详述。宝玉的这些思想感情来自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处境，来自他直接面对的春夏秋冬、荣宁府大观园、贾府众主奴特别是那些吸引着他、折服着他、陶醉着他、愉悦着他、感慨着他时而又夹攻着他征讨着他折磨着他撕裂着他的女孩子的悲欢与遭际，来自活跃在他的青春的俊秀的身体内的种种爱欲、追求、生命活力与聪明灵秀。与其说他的情思来自佛老，不如说是来自“老天赋予的情性”。他的情思慨叹，既是独特的、“专利”的，又是普泛的、人类的。他可以从例如《南华经》、“道书禅机”中取得某种自我体认、自我表述上的启示，主要是语言符号与方式上的启示，但是，他完全没有形成一种哲学或主义也谈不上接受了某种哲学和主义。所以，第二十二回宝玉占偈、填词后，被黛玉宝钗等一通诘问，“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怪哉，参禅论道不是自求超越解脱自由自在，反而成了自寻苦恼（王注）——然后声明：“谁又参禅，不过一时顽话罢了。”
宝玉从此放弃了禅道了吗？却也未必。在贾府，他不喜欢追求“仕途经济”，却又不能郑重公开地追求任何带有异端色彩的理论学说，顽话云云，既有退让之意，又有保护色的自我掩饰之心，甚至在黛玉宝钗面前也不能更深入更认真地讨论一下诸如世界观人生观之类的问题，因为一讨论这类问题就有不可逾越的正统观念挡在那里，这不也是很悲哀的吗？
零作为（1）
所谓“前佛老”的情思，所谓通向道禅的契机，这还只是个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出发，其走向仍然是不确定的。同样的人生短暂、青春几何——“明媚鲜妍能几时”的叹息，也可以得出珍惜生命，建功立业，“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结论。同样对“浮生若梦”的叹息，甚至也可以得出“何不轰轰烈烈地‘梦’他一次——唯一的一次”的结论。连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不也是这样开头的吗：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
那么，贾宝玉的悲哀就不能仅仅从人生人性的普泛感受中找原因，还要或者更要从他的社会性中找原因。
第一，宝玉的社会地位、在家族中的地位实际是十分软弱的。不错，他处于各方宠爱的中心，处于要月亮也要替他去摘的状况，但这里，宠、势与权三者是分离的。从势即地位来说，坐在宝塔顶上的是贾母，然后有贾赦与贾政，贾赦为长，但失宠。贾政及其妻王夫人便显得说话更有分量。从权来说，日常情况下贾府的管理权包揽在王熙凤身上，王熙凤是被贾母贾政王夫人授权并从而使贾赦邢夫人也不得不认可来管理家政的。至于贾宝玉，除了被供养被服务被娇惯当然也被指望被教育以外他其实是什么事也管不了，他的话是从来不做数的。在一些小事情上，如茉莉粉玫瑰露（第六十回）事件中，宝玉或可以帮丫环们打打掩护，起一点他所喜爱的女孩子们的保护伞的作用。一动真格的，如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王夫人盛怒、邢夫人插手泄愤、逐司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