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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美国人快乐地瞪大了眼睛，“英语？太好了。我们仅仅是爬升，然后下降，然后就可以吃难吃的英国下午茶。”他从驾驶椅上背着身，用手比划着爬升和下降，用皱得像苦瓜一样的表情表示他对英国茶的态度。我想用一个玩笑回报他的幽默，但一直看着舷窗外的不辣快乐地打断了我。
不辣的表情简直是灿烂的，“要麻他们也跟上来了。”
我从他的位置看到了从Ｃ４６机尾方向蹿出的一架飞机，轻巧，凶猛，它一直隐藏在云层之后，当笨重的运输机爬离要命的积云时才猛然现身。
我用英文大叫：“战斗机！日本！”
我们的两位驾驶员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中实在已经把反应练得像战斗机飞行员一样，他们听见我喊也看见了我指的方向。机头猛然地往下一沉，他们没有任何缓冲过程地企图再钻进云层。那架轻巧的零式战机翩飞了过来，从机尾下方掠过时它开始开火。
简陋的货舱上陡然开了几个孔眼，我看着一个人猛然震颤了一下，然后软在蛇屁股身上，十二点七毫米的机枪那一梭子干掉了我们货舱里的几个人，但因为站得太拥挤了他们甚至没能倒下。
Ｃ４６再次开始剧烈的震颤，它疯狂地想逃入云层。气流从弹孔中冲了进来，我看着不辣死死抠着刚打出来的弹孔保持稳定，包扎他那只断指的布条已经松脱，在机舱里飘扬着如同一面败军的旗帜。没人喊叫，因为强气流让你根本喊不出声。
在我们钻进云层之前，零式进行了第二次攻击，这回我看见刚才还在跟我胡扯的副驾驶象木偶一样在座椅上挣扎弹跳，血溅满了半个驾驶舱。他的同僚不管不顾，尽一切力量压低机头。
我们被云层淹没，我看着那架零式翩飞上翻脱离了云层，它没打算做大海捞针的徒劳。我只能看见机舱外的茫茫白色，我们以近乎下坠的速度下降。
日本飞机走了，反正今天还有的是我们这样全无抵抗力的目标。
在云层里往下掉时，我想把我们轰上飞机的人会不会帮我寄出遗书。后来看见了地面，我就想，虽然会说英语，但这是我的第一次出国。”
从云中到雾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雾中有着地面，丛林立刻就铺天盖地地来临了，在一次把我们摔得四仰八翻的震动中，驾驶员完成了自杀式的着陆，驾驶窗的玻璃在他眼前碎裂，那老兄往后一仰后就此不动，在我看来是凶多吉少，往下也用不着他了，现在这架飞机已经成为一个惯性体，往下能活下来多少老天爷说了算。
飞机在剧烈的震动中滑行，每一下都教我们快把牙关咬碎。我死死抓着一个固定处，听着外边起落架的折断声和金属蒙皮被像纸样撕开的声音。
终于停了下来，而货舱里一片死寂。我抬起头，拉了一下我身边的一名同僚，他却全无反应——我抬头看着，货舱已经被丛林的枝干撕裂了，他被一根伸进货舱的树枝活活挤死。
然后我想起在我的理论常识中，坠机之后最可怕的是什么。我昏头转向地爬了起来，“要着火啦！跳下去！跳飞机！”
康丫昏昏沉沉对我嚷了回来：“会摔死的！”
“你以为你还在天上吗？”我四处找出口。
他看了眼横担在头上的枝桠，开始猛烈地惊咋起来，“跳飞机跳飞机！着火啦着火啦！”
飞机当时超载装了５０多人，现在还剩下３０来人，我真高兴看见我们觅食小组的人们因为拥在一起，而避开了毁伤严重的后舱，他们除了一身擦伤淤伤外基本完好。门早打不开了，但货舱被撕开了比门更大的缝，我们从缝里跳将下去。
当我们从Ｃ４６的残骸上落入草丛时，看到了那位美国人所做的努力。他曾是想让飞机迫降在空地上的，但在厚重的雾气中根本无法分辩地表，于是在最后关头他选择用枝丛和藤蔓来阻止撞击，飞机在冲至丛林的边缘时被阻止住了，小半截残破的机头露在丛林与空地的边沿，我们跌跌撞撞，七荤八素，从枝丛里扎进空地，然后惊魂未定地看着那架载我们上天堂又下地狱的Ｃ４６残骸。
它并没有爆炸，但是我们却听到爆炸声。我们下意识地躲避，然后才发现爆炸不是来自飞机残骸，而是来自我们背后的雾气之中－那是枪声炮声，和一种，比如说吧，把弹药库点着的声音。
我们茫然地看着身后的雾气，就像我们刚才茫然看着身前的雾气，直到听见美式威利斯吉普的引擎声。我们往前走了几步，便看到一辆吉普冲破雾气不紧不慢地驶来，车上坐着两个同样不紧不慢的英国军人。
阿译大概觉得礼貌更适合这样的外交场合，于是以一种中国式的拘谨微微鞠了一躬，“先生们好。”
但是那两位都是带着武器的，于是立刻有了一支李恩斯菲尔德步枪和一支司登式冲锋枪指着我们。
“我们是朋友。”我用英语说，我说这话时着实有点脸红，因为无论如何不该出现一支只拥有裤衩的军队，“中国军队。”
枪倒是放下来了，车继续往前驶。
我追着他们问：“我们是迫降的！这是在哪儿？”
车驶过我们一段才停下的，车上的英国人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看着我们，那种活死人一样的漠不关心是如此熟悉，不但没有关心，连好奇也没有——通常我们也用那种态度对待彼此。
英国人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地说：“亚细亚啊，这该死的丛林难道会是欧罗巴吗？”
我笑不出来，从那几位一丝不苟的表情上来看他们也没认为这是玩笑，玩笑是要和地位平等的人开的，所以他们不和我们开玩笑——幸亏他们的司机觉得我们的差距还没差到完全不可以对话。
他说：“你们降错地方了。”
我真的很想笑，那种很想笑但表现出来是一种像哭的表情，“我同意。可我们是迫降，我们被日本人打下来的。”
“机场在十一点半方向八公里。”那说急倒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你们总是搞错地方。”
我身边的阿译下意识地看表，但是显然他只能看到他的手腕。我把他的手腕打了下来。
我耐心地说：“尊敬的先生，只需要一个单词，您就可以让一群迷路的人知道他们的位置。”
那位尊敬的先生驱动了车，冷淡地说：“看你们的地图。”
他那样理直气壮，以至我不得不看了一眼我仅有的一条裤衩，以确定那里边确实没藏着一份高比例军用地图，而我抬头的时候那辆车已经驱动。
“您从哪儿看出我身上藏了包括地图在内的整座仓库？——我们他妈的在哪儿？！”我根本顾不得外交礼仪了。
那辆车扬长而去了，你礼貌或者无礼对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丢下一个死样活气回答：“我们在撤退。”
阿译问我：“他们说什么？”
我狂怒地挥了挥手，“说他们已经死了！不问活人的琐碎！”我捡起一截树枝照着吞没了那辆车的茫茫雾气扔了过去，显然不可能命中，我只好听着遥远的爆炸中，恶毒地臆想着两位活死人大爷已经被流弹命中。
被我提醒到的郝兽医忽然跳了起来，“没死！嗳呀！他还没死！”
他急急忙忙又向Ｃ４６的残骸跑了过去，我们不明所已地跟着，当想清楚他要做什么时，我们跑到了他前边。
我们从残骸里把那位奄奄一息的美国飞行员搬了出来，我们尽可能缓解他的痛苦，因为他曾平等地对待过我们，郝兽医尽一切能力救护，可惜只能是一些徒手的急救。
美国人混浊的眼睛终于清亮了一会儿，看了看簇拥在他身周的我们，又看了看雾浊浊的天空。
“去打仗啊。他妈的你们。”他说，然后就死了。我们愣着。
迷龙疑惑地问：“他叨咕啥？”
“他妈的你们，去打仗啊。”我说。
迷龙问我：“……和他妈的谁打？”
我问阿译：“……营座，和他妈的谁打？”
阿译看起来此事完全与他无关一样，也难怪，过很久他才想起他是营座。他总算在军官训练团混过，于是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哦，我先得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烦啦，我们在什么地方？”
我看了他足足几秒，让阿译几乎觉得神秘莫测起来。
“别逼我再说损话了。损人又不利己的。”我咬着牙说。
于是我们沉默。过一会康丫挠了挠头，“有锹的没？”
不辣很奇怪康丫怎么要那玩意儿，“衣服，枪，哪个都比锹要紧啊。要锹做么子？”
康丫瞪眼，“埋了他啊！”
我们瞪着他，因为这个不算自私的建议竟然来自一向只顾自己需要的康丫。
用手刨坑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后能做的是把二十多具尸体在林边排开，用拆下的树枝遮盖。
这场进军更像溃败，在不知其然之中我们已经折损近半。死了的安详，活着的倒茫然。我们听康丫的建议简单地料理了死者的后事，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一样，他们注定无名无姓地在异国的土地上埋葬。
忙完这件事的迷龙开始尝试着从飞机上找下的一根撬棍。阿译拿着一支从飞行员身上找到的自卫手枪，和我一块在地上画地图。那一帮家伙在用铁片分解从飞机上搬下来的帆布，想为自己找点儿御寒遮身之物。
飞行员曾把我们当人看待，所以我们不扒衣服，他留下的手枪被派给了最高长官阿译。阿译和我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我们想找到十一点半方向八公里外的机场，但这是拿着地图也会迷路的丛林和山峦。
阿译挠着头，我挠着腿，似乎一切又回到收容站昏昏欲睡的无所事事中。
背后传来一句日本话：“你们好。”
我们愕然地回头，看着从雾气里出现的那名日军，他拿着一支跟他一样长的三八式步枪，向我们鞠了一个躬，介乎于友好和羞涩之间的微笑。那货应该是从丛林里钻出来的，一手提着砍山刀，身上的衣服也被荆棘藤蔓撕开了——我们瞪着他，我们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他微笑着叨咕：“缅甸人，朋友。德钦人，掸族人，克钦人，朋友。英国人，中国人，美国人，敌人。”
我们没人听得懂日语，只能傻呵呵地瞪着他，而那位显然也不会说缅语，他已经先入为主地把我们当作缅甸反英武装，于是又鞠了一个躬，并丝毫不带戒心地打算从我们中间通过，他甚至又哈了哈腰希望我们让一让。
缅甸人反英反了上百年，日军嚷着解放缅甸进入缅甸，于是缅甸人连带着把中美英同盟一块反了，几月后他们开始反抗继英国之后侵占他们国土的日本人。
现在我们这副尊容被他当作友军，因为看上去我们在打劫美国飞机，而且常年出没丛林的人确实不怎么爱穿衣服。”
“你姥姥！”随着怒骂，迷龙一撬棍把那个日本人拍死了，然后从尸骸身上拿过了步枪挂在自己肩上，接着开始扒那日军的衣服，信奉着一个人的就是大家的这种逻辑，我们都过去扒那日军的衣服。
一发子弹从我们这帮食腐动物头上飞过，我们抬头，看见从丛林里钻出的又一个日本人，迷龙站起来打算再拍死一个，但我们接着看见的是仍在与枝叶与藤蔓纠缠不清的又十多个日军。开枪的日军一脸不善的神情，那是自然，因为我们正在扒他们的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