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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屁！东西早给你送进去了，还来找麻烦？”拍得又把洞口闭上了。
我们只得快快回家。
但是当晚史亚伦又着人送信出来说，东西都收到了，叫我赶快找窦设法。
我只好依言打电话到窦先生的办公处，说出自己姓名，真凑巧，窦先生倒居然在那里，并且亲自来听电话了。他问我近来好吗？我说谢谢你，房子已找到了，住着很静的。他笑问：“在那儿呢？怎么不早通知我一声。几时请我吃饭？”我也无心同他说空话，便说有一件事情想找他帮忙，他就约我当天下午到他的办事处去。
我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只没有说出金条还藏在我处的话。窦先生默然半晌说：“我早对你讲过，那个史亚伦是靠不住的。一定是他骗了犹太人的钱。但是他既不是军人，为什么要抓进保安司令部去呢？”
我说：“就是说呀，我也不知道详细情形。假使能够当面问他，就明白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肯让我去接见呢？别的犯人都可以接见的。”
窦先生想了一想说：“大概是因为他还在侦查期间，不许接见外人吧。等军事法庭审问过后，便可以接见的了。”
我求他可否想想办法，他似乎很为难似的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怎么可以替他说话呢？且等他们开审过后，假使真是冤枉的话，我就看你面上替他讨个情也罢。我看你现在也最好不要管这事，否则人家说起来，还当你也与他同谋，分到多少条子的哩。”
因此我不能再说下去。
回家以后，我又恐怖起来了。心想把保管箱里的金条取出来，但是，他既关在里面了，我又把这东西交还给谁呢？但尽管让它放自己的保管箱里也不妥，几次开了保管箱，想把这东西另放到别处，想想却又不敢捧着这累人的东西在路上走。假使恰巧碰着奉命调查的暗探呢？唉，窦先生说得不错，那时候人家咬定说我是同谋的，人赃俱获，我不是百日莫辩了吗？
我将如何是好？
史亚伦的信像雪片似的送出来，要我快快设法。说他在里面如何受苦，再不出来就要瘦死狱中了。每次送信都要付力钱，又常叫我把大量钞票交来人带给他，说在狱中买什么东西都贯，而同室的犯人又常要他请客，不答应他们是要吃拳头的。他叫我把他的‘货物”卖出一部份。
但是我终于没有方法救他出来。他在信里大怨恨了，问我是否在借刀杀人，以他之死为幸。他的东西在我处哩，“以他之死为幸”，岂不是他死了，东西就归我所有了，他白白得了恶名声，又吃尽了苦头，结果却便宜了我吗？唉，史亚伦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万一他恨极了，宁可与我同归于尽，咬定我是他的同谋者，我将何以自明呢？窦先生虽劝我不要管事，但我看这事是不能不管的了，最后只好去找一个张律师。
张律师对我说：“军事法庭是不能请辩护人的，不过可以代撰状，还有…战者我替你另外想想法子吧。”
我说：“撰状也得先知道了被控什么罪，才好自己声辩呀。史亚伦送去好多天了，而他们迟迟不提审，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张律师笑道：“这缘故你真的不知道吗？迟迟不提审，就是等你去同他讲条件呀。现在史先生自己既关在里面，不得自由，一切就靠你将小姐决定了。假使等到正式开审后，则公事公办，想法子起来恐怕多麻烦哩。”
我这才恍然大悟，但是法子应该怎么想呢？张律师说道：“司令部里的情形我比较生疏些。若说是法院呀，他们有的是跑街……”说到这里，他见我的眼睛睁大起来了，知道我不明白其中情形，便解释说：“这跑街是专替法官拉生意的，因为一个做法官的即使想受贿也得有人家肯纳贿呀，这种事情不便直接谈判，使得仰仗中间人了。老实说一句话，我在上海当律师已经有十几年了，这些法院的跑街我都认识。不过我嫌他们的帽子太大，譬如说法官要一千万吧，他们非向你开口要三四千万不可，当事人出了钱都落到横里去了，太不合算。我是直接同里面有交情的，史先生的事情只要能够移解法院，我便有办法。”
但是这事情究竟叫我怎么决定呢？史亚伦在狱里，我在狱外，有许多话都不好在信里讨论的。只要我能够当面同他谈谈，那就比较容易解决多了。
十九、悔不当初
十九、悔不当初
我终于见到他了。
原来张律师还来不及打点，这事情据说已经给上面晓得了，下手谕要军法处速提审。
我拾了一网袋食物，鹊立在铁门外等接见。圆脸孔的兵士点头招呼我过去，在横桌上领了接见证，又叫我等着。六个拎着空篮的人退出来了，圆脸孔兵上推我说：“快！快进去。”我拎着网袋跟众人飞奔过去。
进口处有四张大桌阻挡着，桌旁坐着几个兵立，粗声命令我们把食物拿出来检查。其中有人带了一包瓜子，给丢在地上，说是里面不许吃的，叫他带回去，但瓜子已经散满在地上，也来不及把它们拾起了。另有一个人夹带了几枝香烟，给兵士刮两下耳光，把他推出去，说是今天不许他接见。
我静站在桌前，看检查完了，没有什么，但心中仍旧忐忑不安。里面的门开了，一片铁索琅档声，史亚伦已蓬头垢面的站在我对面了，他们六个犯人并立在桌子里边，我们六个家属则立在桌子外边，这一桌之隔，就仿佛悠悠无尽的天河！于是大家乱糟糟讲话，只听见声音，却听不清楚他们讲些什么。我是一句也说不出来。他的西服已皱得不像样了，里面发黯，胡子满腮的，几乎使我认不出来。见了我，他似乎悲喜交集地喊了一声：“小眉！”下面的话也听不清楚了。不到二分钟光景，兵士就来赶我们出去，我不敢稍停留，到了转角时，不禁回头一望，只见他也正在走进去呢，我却瞧不清楚他的脚上有没有镣铐。渴望多天的面谈，就是如此匆匆一面又完结了。
晚上他又送信出来，叫我设法走看守所所长的路，先来个“特别接见”再说。他又在信中叮嘱我莫惜代价，只要他能够无事，就把这些“货色”用完了也甘心。唉，他如今事到临头，原来也要命不要钱了。但是我还是摸不着道路。
有一个陌生的人来找我，说是史亚伦的同室难友，他可以替我设法特别接见。他说起牢房里的情形：“全间只有像你家的床一般大呢。“他说：“关着六个人，还加上一只马桶。史先生给你写信便是拿这马桶当桌子的。他整天发愁，焦急起来又乱抓头发，我们担心他快发疯了。晚上睡的时候，简直像一听沙丁鱼，还把你的左手同我的右手铐锁在一起，要大小便时两人都得起来，唉，史先生恰巧是同我连在一起的，所以叫我出来找你，替你想法子办到特别接见。”
我听他说得详详细细，当然相信了。后来我们就讨论如何走所长的路。他说他有一个亲戚，与所长是换帖弟兄，他可以托那个亲戚先去探探所长的口气。他又关照我，这种活千万不可在输送信进去时提起，因为这是关系着所长的，他要是赫然震怒，史先生便要因此送命的了。我说我知道了。第二天他就很高兴的给我回音说事情已经说妥了，他的亲戚费了许多唇舌，最后所长总算看他面上答应下来，代价只要一根大条，因为这特别接见照规矩须得司令部里科长以上的亲笔字条，否则他做所长是有很大的干系的。我起先听了嫌代价太大，但再想想又无别法，只得应允了。他叫我准备好金条，明天上午九时他来陪我同去。
但是明天不到九点钟光景他又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看样子还很威武的。 他替我介绍说这位就是他的亲戚王先生，住在淮海路十号A，同所长是要好朋友。我说：“一切全仗王先生帮忙。”王先生也就客气几句。于是史亚伦的难友，就叫我到别室去谈几句，问我“东西”预备好了没有。我说预备好了。他就同我商量，这“东西”最好先交王先生送去，因为我们在监狱里，见了所长不好当面行贿的。我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况且他又陪着我同去，不怕出什么毛病，便将一根条子交给姓王的先持去了。
到了九点多钟，他就陪我到司令部看守所，这时候铁门已开，外面长蛇阵似的又排列着普通接见的人了。他叫我在稍远处等候着，不要多说话，这种事情给别人知道了是要出毛病的。于是他就进去说是先要向所长打个招呼。半晌，他出来了，对我说道：“所长讲这时候恐怕人太多，进进出出似乎不很方便。不如到下午二时再来特别接见吧。”我无奈只得快快要回家去，他还说我们不必回家了吧，就在外面吃了午饭，再到这儿来。我想吃午饭还早着哩，也没有心思同生人多应酬，便坚决要回家，叫他到了下午再来接我。谁知道这次可出了毛病，我在家里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也不来， 晚上找到淮海路十号A问时，那里又有什么姓王的呢？这才知道遇着骗子，然而却也不便声张，只得自认晦气罢了。
不过后来我毕竟也达到特别接见的目的了，是张律师替我设法的，没花半文钱。所长对我很客气，叫我坐在他自己的房里，而把史亚伦叫人带出来同我面谈。
史亚伦这才详细告诉我事情经过的情形：他本想骗他二条活动费到南京去的，混了几天便回来，说是活动费已用完了，事情一时还没有把握。后来想想横竖是一个骗，索性骗得大一些阳，就告诉犹太人说事情已谈好了，有一个很有势力的军官答应帮忙，只要你把二十根金条付出去，被扣的货色在三天之内就可以发还给你了。犹太人本来不肯，说是先付半数吧，待货色发还后再行付齐。史亚伦便作色而起说这样可不用谈了，他本来是替朋友帮忙性质的，能够省事还是省些事好，请你另托别人吧。犹太人瞧着没奈何，也就答应下来。不过这金条一定要当着军官的面交付。史亚伦说很好。于是他又想一个办法，同军官约好—；—；他同军人根本没有说起过这么一回事，只说有个外面朋友要请他吃饭谈谈，于是大家仍旧到三台酒家去。犹太人先到，不久他同军人也去了，他把犹太人拉到一旁，附耳告诉他说军官因为颜面关系，不愿当面接受，只三人言定了，他要先走一步，那东西由我带去交给他就是。犹太人因那个军官既已面谈了，想想也就不妨，便答应下来。那天他们在三台酒家定了一间雅座，完饭时间又提早了些，所以周围更无别人。可以畅谈无忌。那个军人是不懂英语的，犹太人又不懂中国语，于是他便从中捣鬼一番。吃饭毕，他对军人说是犹太人还有别的事要同我讨论哩。 于是军人先告辞走了， 他就这样骗到了“东西”。我问：“但是那个军官将来若知道了不会出来作证吗？”史亚伦笑道：“他这次在事实上虽然是给我做傀儡的，但在别人眼里看来他的确也像个同谋嫌疑犯呀，他是自己避祸还来不及哩，那里还敢挺身出来替犹太人作证？我若再小心一些，至多也不过打他一个招呼，给他些好处罢了。况且我在进来的前几天知道，他已经不在上海，到南京去了。”
“你没有告诉犹太人说那个军人在某团吗？”我又问。
他说没有。他只告诉犹太人说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