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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戏刚刚看出一点味儿来，又跳到另一个家庭上去了。如果在某几个点上能写得更集中、更深一点，也许会更有看头。
还有观众认为，在某些段落和语言节奏的把握上，可以更紧凑一些。
读到这样的批评意见，我本人觉得是很善意，很到位的。
有北京的观众则比较直率地指出：我看《孽债》，透着假的模式。那拨找爹娘的孩子，也忒小了点吧。那时的孩子怎么说也该十八九岁了吧。还有，一边看演员表演，一边还要死盯着字幕，两集看下来真让人累得慌。我不喜欢他们说上海话。
不喜欢在荧屏上听上海话，是来自外地观众很集中的一条意见，而且相当的普遍。我想在“《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这篇文章中，再来细说。
专业人士也在《孽债》热潮中发表了观感。一位导演说：这部戏开头几集抓人，叙事节奏和情绪节奏恰到好处。但是戏到中期有些拖沓，尤其是片头太长，让人有些坐不住。
在大连，两个台争相播出《孽债》，在众多赞扬声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一位女士很不理解地说：看完《孽债》之后，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我本人就曾是黑龙江兵团的下乡知青，我们老三届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人朴实、正直、正统，有事业心、责任感。下乡时正值16到22岁，别说弃子，就是处对象也不多见，哪有这么多弃子铺天盖地而来。如果说在什么地方确有其事，也绝属偶然。这些人不计苦累，不计个人得失，看在他们几经波折、坎坷的伤痕上，请不要再抹盐了吧。
这条意见在《大连晚报》上引发出同感，有人说：这种事存在，是真实的，但不典型。反映知青题材中的这个侧面，消极多了点。更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孽债》不能代表知青生活。我们也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老三届知青中没有不负责任的人。即使有，也不典型，不是知青生活的全部。把这种事集中在知青身上，根本没有代表性。如果有这种事儿，不是知青也可能有。为什么要集中在知青身上呢？这不公平！如果为了猎取观众的好奇心而创意的，这不能不说创作者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看这种电视剧有一种压抑感，一种沉重感。那个年代已经把人们折腾得可以了。这部电视剧名叫《孽债》，难道是知青当年作的孽而留下的债？这种表达是同情知青命运还是谴责知青行为？我不理解。
在一篇《说不完的“孽债”》中，除了好话，意见还有：
“这就是大上海人的心胸吗？看了不舒服。”
“这个片名我觉得不太合适，这不是哪个人作的‘孽’，留下的一笔债。而是那个时代、那个特殊的环境造成的。”
“这样的电视剧少拍点，软绵绵的上海话听起来特难受。片子看完后感觉特累。”
“过于写实，动人却不动情。”
“平均着力，人物形象模糊。”
“《孽债》不是完美的，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缺憾。”
“结构形式略显呆板，没有一点变化，更不用说蒙太奇式的跳跃、符合生活逻辑的变异和诗意的幻化了，显得有些刻板。”
……
由于《孽债》最早是在上海以沪语首播的，上海播出之后，逐渐逐渐在各省的电视台播出。到中央台三套在白天安排播出《孽债》时，已经是1995年的4月份，离开上海首播整整三个多月了。在全国各地播出之后刊登的评论文章中，凡是批评性的意见，我都尽可能地保存和搜集起来了。以上摘录下来的，就是几乎全部有代表性的批评了。我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批评意见，绝大多数是以观众观后感的方式登在报刊上的。没有一篇超过1000字。有不少就像我前面摘下的，只有一两句话。
但惟一的一篇超过1000字的批评文字，是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标题做得很大的黑体字写着：“上海女性，你在《孽债》里怎么啦？”这篇批评文字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亭子间”你到底反映了什么。在列举了几位居住在亭子间里的女性助人为乐的事迹之后，文章说：……有多少女性在那些动人的故事中唱了主角。可是这几个找到自己的爸妈，却又被拒之门外的孩子，使人对上海女性油然而生一种憎恶感，上海的女人怎么都那么自私那么冷漠。第二部分：那个时代的女性。同样在举例子说明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富于同情心、善解人意、有责任感以后，批评说：别说今天这些孩子找上门来认亲人，就说这些做父母的，生活相对稳定以后，难道不会想念当年的亲生骨肉吗？这实在是将这一代女性写浅了。是有一些女性心胸狭小、眼光短浅，但是更多的女性、母亲是最富同情心，具有博大胸怀、无限爱心的。
第三部分：《渴望》与《孽债》。在盛赞了《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后，批评《孽债》里的母亲们说：国际大都市里的女性，应该如同这座城市一样，是开放的，是一座包容性的城市。上海接纳了几百万的外来民工，上海的千家万户住进了20多万知青子女，上海人抱养孤儿、收养孤儿，温暖了多少孩子的心。《孽债》让我们女性感到心中有一块铅堵着，将上海女性丑化了。最后一个部分：假如。在记录了《孽债》播出以后普遍流传的那个笑话“你有孽债吗？”以后，文章提供了一系列的信息。其一，现在观念开放了，就是丈夫有这样的事情，也已过去10多年了，夫妻间的共同生活，应该可以理解对方在那种特定环境下所发生的事情。其二，如果是一个像电视剧中那么乖的孩子来到我们家，太开心了，独生子女，正缺哥哥姐姐，一定留下他。其三，我婆婆说，隔壁邻里都能互相帮助，自己家里来一个人，怎么能不接受呢？其四，一部《孽债》，使人感到那一批人，怎么男的都是无奈于负责任的，女的又都是以自己利益为重，缺乏母爱的。文章的最后一句又重复道：上海的女性，你在《孽债》里到底怎么啦？！
对于《孽债》的批评（2）
……
作为长篇小说的原作者和电视剧的编剧，我感谢这些批评意见。一部作品，在有赞扬的时候，总会伴随着批评意见。这才是正常的。
（2001年9月）
由《孽债》引发的故事（1）
随着《孽债》在全国各地的热播，不时地引发出一个又一个与《孽债》有关的故事，一些热心的素不相识的读者，就把这些故事通过书信转告我，或干脆就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
1995年5月23日的《中国环境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蝴蝶王国的悲歌。副标题则是：《孽债》引发版纳旅游热，标本生意兴隆。消息报道说：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由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驱车40公里，来到澜沧江畔的一个名叫橄榄坝的小镇。车刚停，一大群服饰艳丽的傣族妇女和姑娘蜂拥而至，她们手持大叠大叠五彩斑斓的蝴蝶标本向游人兜售。一番讨价还价之后，1枚美丽的蝴蝶标本竟会以1元钱低价成交。
自从电视连续剧《孽债》播映之后，京沪等地兴起了一阵西双版纳旅游热，游客大增。版纳堪称“蝴蝶王国”，于是游客们又都喜欢购买价廉物美的蝴蝶标本当作纪念品，或馈赠亲友，或装点居室。据估计，单橄榄坝一处，蝴蝶标本的日销量不下于1万枚。
由于生意兴隆，更刺激了当地村民大肆捕杀蝴蝶，制作标本出售。据行家介绍，这种“标本”因未经专业技术处理，根本无法长期保存。而买主带回家后，观赏不了几天标本就会腐烂或风化成粉末，只能当垃圾一丢了之。惜乎？然而滥捕会使这些“会飞的花朵”终有捕尽杀绝之日，因它们的自然繁衍有个生长周期，远远跟不上被捕杀的速度。
遭乱捕滥杀厄运的野生动物远远不止蝴蝶。譬如珍稀罕见、繁殖能力低、属我国一级保护动物野生大象便是一例。这种大象名为亚洲象，现仅存于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等少部分地区，而且为数不多。在橄榄坝的集市上常见有象牙、象骨制成的饰品和象皮腰带出售，在景洪的某些饭店的门口，赫然张贴着“本店有象肉”的告示，看了让人心颤！允许饭店明目张胆地出售象肉，让嗜好猎奇的食客一饱口福，简直不可思议！
读到这样的报道，我真是瞠目结舌。事情怎么会是这样？这可不是我写作《孽债》的初衷啊！《孽债》歪打正着地引发出版纳的旅游热潮，倒是确确实实的。据版纳州旅游局长（当年也是上海知青）告诉我，1994年，西双版纳的旅游者，全年一共是24万人次。《孽债》播出以后的1995年，全年跃升至124万人次。以后的1996年、1997年，逐年递增，到1998年，已超过了200万人次。为此，西双版纳州还为我颁发了荣誉公民证书。
1997年春天，我应西双版纳州的邀请，重返版纳访问。到了橄榄坝的旅游品市场上，同样目睹了报纸上报道的情形：整版整版的彩蝶标本，仍在那里低价出售。我当即给州里陪同的同志指出了这一点。
在《孽债》播出过程中，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那是《孽债》正播到一半的1995年1月19日，《新民晚报》登了一则消息：安徽来沪打工的男青年刘定海看了电视剧《孽债》，来到杨浦区控江新村派出所，请求民警帮助寻找自己的生身父亲张某。
张某于1962年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教，转场时同当地刘姓农家有了来往，并和刘家姑娘关系密切。之后刘家姑娘生下一子，当地农民经常戏称刘特别像张某。转场后的张某于1980年平反回沪，结婚成家并有一个孩子。刘定海对民警说，母亲临死前告诉他生身父亲的姓名，并说他住在上海杨浦区的控江路上，关照他一定要来上海找到爸爸。
站在派出所里的刘定海和张某的脸型确实有点相像。张某还掏出300元钱给刘定海补贴生活。张对民警说，如果亲子鉴定两人有血缘关系的话，他肯定要这个儿子。民警对记者说，亲子鉴定将争取安排在春节前进行。
比起南京少女陆宁来，安徽小伙刘定海的故事是令人宽慰的了。在1995年的4月13日，南京的《服务导报》以“超重的《孽债》”为题，用整整的一版篇幅，报道了18岁少女陆宁的故事：
南京少女陆宁，18岁，父母住在邯郸市，她随着南京的爷爷奶奶长大。读到高三时，无论是农村户口或是城市户口，她都没有。高考在即，没有户口，陆宁将失去高考的资格。天下竟有如此不负责任的父母。消息见报后，引起南京市民议论纷纷。
《孽债》在东方电视台播出后，在上海引起轰动的纪录片《不了情》、《情未了》两片的男主人翁，西双版纳回沪知青夏兴德向《劳动报》记者表示：“我不敢看《孽债》，往事一件件，太触目惊心了。”他还给记者谈了自己回上海后的生活现状。
而在上海市文联组织的“我看《孽债》”座谈会上，上海的一批作家朋友纷纷为演员吴冕叫“屈”，认为她在剧中出类拔萃的表演没有得到新闻界的肯定。
《孽债》随即被广西有线电视台盗录播出。
上海电视台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