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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原委，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做出痛苦而有益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
苏格拉底在一生中（他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七十），试图告诉人们，他们正在虚度年华，生活的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花在了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一味挥霍伟大的上帝赐与的各种恩典，力求使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得到哪怕是几小时的满足。他完全相信人的命运是崇高的，因而打破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昔罗塔哥拉教给人们：“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塑造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已。”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持同情态度的，都是最鼓舞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他又说：“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汪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遗撼的是，这个被告是在错误的时间阐述了错误的论断。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衷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四○三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完全控制了王国，把贵族赶跑了，苏格拉底也就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知道了这一切，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充当“口头评论家”，成为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为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他在上午谈到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无人不知了。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了如指掌。
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为通晓上帝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贩子）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给奴隶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苏格拉底只要摈弃辩论、争吵、说教这些可怕陋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永无止境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被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把通向理智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
这样，法庭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外，没有别的办法。
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期间是不准行刑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安然地呆在地窖里，琢磨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已经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准备离世而去了。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们谈话，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不要把脑筋用在物质世界上，而要多考虑精神世界。
接着，他饮下毒鸩，躺在床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的门徒曾一度被势不可挡的公众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避开过去的活动场所为好。
可是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了。便又回来，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了。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胜利。这是体力击败智力的大胜仗。不用说，这种状况是好景不长的。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值得记载的话，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一丝的贡献（一些军事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认为，对手的围墙被推倒了，雅典的舰队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但是，雅典人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敏捷的天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十年，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象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一样。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使孩子受到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准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为此而受宠若惊。
我们现代人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世界里，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丧尽天良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不伦不类的天神，剩下的时间便大吃大喝，饮整桶的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间或还奔赶战场，仅为嗜血的乐趣而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都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他们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抛到脑后，积攒起万贯家私。正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才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但是，这些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因此不可能被推崇为当时文化的化身。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这家伙同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从而发了数以百万计的大财。我们望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会摇头叹息：“太腐败了。”
继而，我们坐下来读一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奴仆。然而读了他的书，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交。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品头评足，但是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名符其实的代表，正象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人们追求尽善尽美的生活，这种欲望也不亚于如今的人们。
当然，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毋庸置疑。那时的尽善尽美是一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不相干。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把它作为生活中追求的最崇高目的的所谓“野蛮人”，毕竟是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慢慢地发展了一种生活的哲理，并广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我们以为良心纯正，衣食简朴，加上身体健康和收入适足便是知足常乐的最好保障，那么这个哲理我们也不妨予以认可。灵魂的归宿并未能引起那些“野蛮人”的很大兴趣。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有知识的特殊动物，高踞于地球其它生物之上，他们常常谈及上帝，但那只是我们如今经常用“原子”、“电子”、“乙醚”一类同汇一样。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那只是一切尚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代号，就象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作为代号一样，可以含义庞大，也可以微不足道。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而仅次于生活的，便是艺术。
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并按照苏格拉底创造推广的分析方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有时他们出于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柏拉图却是古代众多理论家中唯一的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炽爱而鼓吹不宽客的人。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心爱门生，是苏格拉底的文字记载人。
他收集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编成对话，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做是《苏格拉底福音书》。
他完成这个工作后，便开始对他老师的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进行详尽的解释，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文章。最后他开了许多课，使雅典人公正和正义的主张越过希腊国界，流传四海。
在全部活动中，他所表现的全力以赴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媲美。不过，圣徒保罗的一生极为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坐椅，让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他。
他的世家出身和可以使他自立的财产使他能够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雅典人，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财产。
最后，他具有出众的口才，任何获准聆听他在柏拉图大学授课的人，哪怕只是听过很少几次讲课，都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它方面，柏拉图具有许多当时青年人的特点。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能手，却又从未榜上留名。他和当时的青年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暂短停留，重温了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索伦走过的历程。不过他回国后就没再外出，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宜人花园的阴凉角落里传授他的教义长达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也就因此而得名。
柏拉图最初是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缓慢上升，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产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一想法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有吸引力，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