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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蔡元培著的《〈 石头记 〉索隐 》，于1916年（ 民国五年 ）在《 小说月报 》1至6期连载，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认为《 红楼梦 》乃“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书的宗旨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认为贾宝玉是影射康熙废太子胤礽，十二钗则是清代的十二个文人朱彝尊、高士奇、徐乾学、姜西溟等，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由于蔡元培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很高，《〈 石头记 〉索隐 》宣传民族主义，与当时推翻清王朝而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很热销，到1930年（ 民国十九年 ）已印行第十版。
第四种是邓狂言著的《〈 红楼梦 〉释真 》，于1919年（ 民国八年 ）由上海民权出版部出版。
此书认为《 红楼梦 》是一部“明清兴亡史”，说曹雪芹“增删五次”是写了“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说贾元春影射明代末帝崇祯，迎春影射福王，探春影射唐王，惜春影射桂王，即所谓南朝三王。而贾宝玉既影射顺治又影射乾隆，迎春、探春、惜春又分别影射吴三桂、吴应熊、郑成功、耿精忠、尚可喜等人。
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就是针对这些索隐派的观点，通过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指出索隐的方法和结论都十分荒谬；而正面得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家史”和“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补的基本认识。
胡适是“历史考证”，他主要是对《 红楼梦 》的作者家世和版本区别作了初步的探索，指导性的治学思想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 或曰“实用主义” ），实际上也是对乾隆、嘉庆年间的传统考据学即“乾嘉学派”的继承发扬。表面看来，索隐派也承乾嘉学派考证的余绪，但它走了偏锋，将考证变成了漫无边际的索隐猜谜。
《〈 红楼梦 〉考证 》1921年11月12日“改定稿”的最后结论里，胡适明确表示：“我觉得我们做《 红楼梦 》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是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 考证 》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 董小宛考 》之外，是向来研究《 红楼梦 》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 红楼梦 》的兴趣，能把将来的《 红楼梦 》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 红楼梦 》研究！”
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则是“文学考证”，主要着力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情节、风格等内容和艺术方面的比较，从文本的角度证实和加强了胡适的结论。刘大杰致俞平伯信就已经明确说：“胡适之先生是外面书上的考证，先生是从内容的研究，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做的。”（ 1925年5月26日北京《 晨报副刊 》一一六号 ）经过胡适和蔡元培的辩论，特别是俞平伯的文本实证分析，曾经影响广远的“索隐派”就逐渐式微，退居边缘地位，“自传说”逐渐上升为学术主流学派。
不过，从1923年《〈 红楼梦 〉辨 》出版，到1947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而胡适和俞平伯虽然也发表过一些后续文章，但数量有限，在《 四松堂集 》以及庚辰本和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之后，缺少具有震撼力量的新材料、新论证，“新红学”的进展其实有些停滞。而另一方面，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发挥着影响，如《〈 石头记 〉索隐 》不断重印，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寿鹏飞的《〈 红楼梦 〉本事辨证 》，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了景梅九的《〈 红楼梦 〉真谛 》，1947年8、9月间《 北平时报 》连载湛卢的《〈 红楼梦 〉发微 》，都是新的索隐派著作。
周汝昌此时有了考证文史的兴趣，对胡适和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著作虽然还没有认真阅读过，但对红学的大体发展情况是了解的。而他的四哥周祜昌，此时正失业在家闲居，借了一套《 红楼梦 》阅读消遣—— 这是上海亚东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程伟元和高鹗对前八十回作了许多修改的本子，是胡适推荐的版本，并且有胡适写的序言，就是他写的考证文章。周祜昌见胡适说他还没有发现曹雪芹友人敦敏的诗集《 懋斋诗钞 》，就给燕京大学读书的弟弟写信，让他到图书馆查一查有没有这本书。
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中说：“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英王之裔。他的轶事也散见《 雪桥诗话 》初二集中。他有《 四松堂集 》诗二卷，文二卷，《 鹪鹩轩笔麈 》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 懋斋诗钞 》。我从此便到处访求这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到手。”
胡适写于民国十一年（ 1922 ）五月十一日的《 跋〈 红楼梦考证 〉》又说：“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驳的旧书笺上题着《 四松堂集 》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 四松堂集 》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有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粘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 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 文木山房集 》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
胡适过去已经从《 八旗人诗钞 》（《 熙朝雅颂集 》）中发现敦敏、敦诚兄弟的诗集，有四首诗是访问或寄怀曹雪芹的，胡适根据这四首诗中的词句在《〈 红楼梦 〉考证 》中作了一些关于曹雪芹生平情况的推断。如从“秦淮残梦忆繁华”、“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等诗句，“证明曹雪芹当时已狠贫穷，穷的狠不像样了”（ “狠”即“很”，乃当时习惯 ），等等。对于曹雪芹的生卒年，则从一些其他材料作了间接的推断。
在发现了《 四松堂集 》后，根据诗集中新发现的《 挽曹雪芹 》诗注明“甲申”，胡适更正了自己过去的推断，作出新的结论：“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一七六四 ）。……曹雪芹死时‘四十年华’。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 一七一九 ）。”
胡适发现了敦诚的《 四松堂集 》，但敦敏的《 懋斋诗钞 》至今尚未找到，如果能找到《 懋斋诗钞 》，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周汝昌接到四哥的来信，就到图书馆中去查。真没想到，这部敦敏的《 懋斋诗钞 》，胡适多年来四处托人访求寻觅而未得，居然就静静地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这真应了那两句俗语：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周汝昌永远难以忘怀燕京大学图书馆那一套借书程序：首先填写一张小借书单，交给借书处的服务员；这个馆员把借书单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篮子吊了下来，里面就是一本书。拿出借书证，附到书的存卡上，签名登记，就可以把这本书拿回宿舍去阅读。
周汝昌异常兴奋地借出《 懋斋诗钞 》，连夜挑灯细读，立刻有了重大发现。再参阅胡适的考证著作，作辩证思考，将新发现的情况予以逻辑的连贯，很快写成一篇文章，题为《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文尾署下写作日期和地点：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于燕京大学。
这篇文章的考证逻辑有这样几步：
首先，从《 懋斋诗钞 》的敦敏自序确定了敦敏编自己诗集的时间和地点：“敦敏是从乾隆二十三年从东北回来，一直住在北京，来往于东郊通县一带，二十八年夏天才把所作各诗收集起来，而写了这篇序冠在卷头。”
其次，发现《 懋斋诗钞 》中所收的作品“并不止于那年夏日以前的”，还收有写序以后的诗作，并且集中的全部诗作“是以作成先后而编排的”。
第三，集中有一首《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内容是邀请曹雪芹前来看杏花喝酒，诗末两句说：“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而此诗排在癸未年（ 1764 ）：“以上一诗属于癸未年。同年十月二十日一诗自注云：‘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可知‘上巳前三日’，是癸未年无疑了。”
第四，因此对胡适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推断提出质疑：“胡先生当年考证《 红楼梦 》，曾据敦诚诗定曹雪芹死在甲申。后来又因为得了脂砚斋批红残本，又改定说他卒于壬午除夕，因为有一条朱评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下面署‘甲午八月泪笔’。但这就不对了。雪芹如真死于壬午除夕，如何敦敏在癸未还能作诗招他上巳前三日来观花饮酒呢？敦诚挽雪芹的诗，注明甲申所作，而敦敏吊雪芹的诗又在甲申春天，这绝非偶合。”
第五，质疑了胡适的看法以后，对曹雪芹的生卒年，周汝昌作出了自己的新推断。
关于卒年，他认为：“大概除夕是不会错的，雪芹一定是死于癸未（ 乾隆二十八年 ）的除夕，而敦敏于转年春日闻报才赋诗相吊。……至于脂砚斋的朱批，虽然可靠，但他说是壬午除夕，乃是因为从癸未到甲午作批时已是十二个年头，日久年深，不免误记了一年……”
对于曹雪芹的生年，周汝昌认为：“我的看法，是雪芹死时可能是三十八九岁，长于敦敏三四岁的光景，而敦诚的‘四十年华’，已然是够准确的纪录了。”最后的结论则是：“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 甲辰，公元1724年 ）左右，卒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 癸未，公元1764年2月1日 ）。”
下面是敦敏和敦诚的相关诗作，读者可以参照阅读。
敦敏《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 懋斋诗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