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牧擞⑽谋ǹ克母绨镏蛄伺＝蜃值洌蛎鳎āoncise ）和袖珍（ pocket ）两种。自己下决心，啃硬骨头，把冰心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同时对各种机缘和方式都争取运用，所以进步很快。
周汝昌也回忆过自己学习英文历程中“英雄可论当年之勇”的几个故事。
周汝昌在上大学以前，英文方面从葛传受益最大。葛先生是一家著名英文杂志的编辑，有著作出版，英文造诣很深，写的英文非常地道，还编了许多英文书刊和辞典等。他给牛津英汉字典的主编者提出一些意见，都被采纳接受。但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自己编的《 英语惯用法（ idio matic usage ）词典 》，当中也有一些技术性的小毛病。周汝昌翻阅运用这本词典时，把发现的可商榷之处都摘录下来，列出了很长的一篇，然后寄给了葛先生。葛先生来信表示感谢，并说请他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修订采用。周汝昌和葛先生的来往通信都是用英文。
有一次，周汝昌上一个英国人办的英语补习辅导班，晚上上课，月费三元。授课的方式是问答，很生动活泼。英国老师叫Boycott，有一次他发下讲义，其中有一个问答题，是列出许多国名，让学生看了后，就提问。Boycott问到了周汝昌：是不是这些国家都在欧洲呢？周汝昌回答：All these countries are not in Europe。 老师听了回答以后又问：Yes，What about Italy？周汝昌又回答：Italy is in Europe。 满堂的学生听了哄堂大笑。前面回答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怎么又说意大利在欧洲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时Boycott老师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哈哈哈。人家没答错，你们理解错了。All these countries are not in Europe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而是说它们并不都在欧洲 ——有些在欧洲，有些不在欧洲。如果要表达这些国家都不在欧洲，应该说None of these countries are in Europe才行。同班的听课者当然都默默不再作声，不用说，周汝昌满心得意，只是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把得意之情形于词色了。
周汝昌后来总结说：这个例子说明，学外语不可以只用“字换字”的理解去对待，而要领会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表达方式。比如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这句话，并不是说“只要闪光的都不是金子”，而是说“并不是所有闪光的都是金子”。
又一次，周汝昌请美国研究生Arthur吃中国便饭，邀两个朋友作陪，二人都是清华大学学生。闲谈中偶然说到中医中药，一个清华学生说他前几天服了中药，说成“吃草”—— 把中药说成grass这个英文词，还说中药是草药，与多为矿物性的西药medicine不同。Arthur讲究礼貌，没有笑，周汝昌赶快替朋友纠正说，应该说吃herb，不应该说grass —— 吃grass就变成马牛羊了。Arthur很聪明，也圆场说，这是由于“same character”。
周汝昌初入燕京大学时，因为英文水平高，只听了一堂课，就被教师推荐免修大一英文，跳级上大二的课程，前面已经叙述过。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教授欧美近代小说的包贵思女士（ Ms。Grace Boynton ）最让周汝昌感到“投缘”，觉得她不仅懂语言，也懂文学，对同学平易近人，但对学业要求也严格。
有一次，包贵思老师指定学生读三本书：一本是美国某小说名著，另外两本是对这本名著的评论著作，读完后要提交一本读书报告，限期为两个多月。这时，周汝昌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考证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到了临交作业的限期，才想起来。于是赶紧硬着头皮读那三本洋文“蟹行”大书，然后在某一个下午，坐在宿舍里奋笔疾书，那真有点文不加点笔不停挥的样子，一口气写了六十页。交卷了！
过了几天，包贵思老师忽然对周汝昌说：“星期四下午来我家吃饭。”原来燕京大学有一种风气，教师高兴时就邀请学生去家里吃饭，主要还是增进师生间的互相了解。星期四到了，周汝昌如约来到包贵思老师的住宅。一进门，包贵思就拿出一沓纸给周汝昌。周汝昌接过来一看，原来就是自己写的paper（ 论文、作业 ），上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翻译成汉语就是：这份卷子所凭值的，不是一个分数（ grade ），而是教师的一鞠躬。周汝昌看了以后，当然是十分高兴又有点惶恐，连连客气说：I can hardly deserve it。（ 您给我这样的评价，我如何当得起 ）但包贵思女士说：你当得起。
不过故事还有后续发展。周汝昌在包贵思老师家吃完饭，回到宿舍，再细细翻看自己的paper，发现这份卷子已经被赵萝蕤女士先看过了。赵女士是被包贵思老师赏识的高材生，传说还曾被选为燕京大学的“校花”。她是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千金，这时已经是燕京大学的教授。显然，包贵思老师是想让赵萝蕤女士“奇文共欣赏”，所以让她一睹为快。周汝昌看到，赵女士在有一页边角处写了一条批语：“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研究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这是对后学的论文表示不同意见，理解不同，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另一处，她用绿色的笔添了一个介词“to”。周汝昌对这一处涉及“语文”用法的改动却有点不服气。因为按照英文正规的用法，这种句法中的这一个“to”是应该省略不写的，有了这个“to”，反而显得累赘了。过了两天，周汝昌就去向包贵思老师请教：在此处这个“to”有必要添加吗？包贵思女士笑了，回答说不必加。
1950年的毕业论文答辩，当然也是颇有点“轰动效应”的。答辩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答辩后，按照惯例西语系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学术报告会。在报告中，打破了传统说法中的观点，如说《 文赋 》是陆机早年的作品，周汝昌说，不对，应该是他晚年的作品，接着举出证据，作了详瞻的论证。当周汝昌演讲完毕后，在场的教授全体鼓掌祝贺。散会的时候，燕大校园内博雅塔捐赠人之子博晨光（ L。C。Porter ）教授对周汝昌说：“你的论文太好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不要求这么好，这个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了。”周汝昌当年写的论文题目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 ，后来在《 Studia Serica 》1951年第9期发表，这里面又有个小故事。
燕京大学有一个美国籍的研究生ArthurLink，中文译名叫林阿释，他主修中国佛教史，具体工作是要把梁朝慧皎撰写的《 高僧传 》翻译成英文。作这项研究，汤用彤先生的《 汉魏六朝佛教史 》当然是必须参阅的。这部书是用文言文写的，文体考究，词义典重深奥，再加上是说佛教的事情，专门术语扑面而来，这对于一个对汉语不过初通的美国青年来说，那实在是有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阿释就托人找助手帮助，付给报酬。不过这个“助手”可不好找，因为那工作是需要把《 汉魏六朝佛教史 》口译成能让阿释听懂的话，那当然不仅要英文好，还得对佛教也有不浅的修为。周汝昌此时在校内已经小有名气，三转两转，就找上周汝昌了。
周汝昌与林阿释交往之下，感到颇为投机。林阿释说自己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曾在印度驻扎，由于这种机缘，爱上了东方文化。退伍后就立志研究佛教，并选定了中国佛教作课题。他富有美国人的幽默感，让周汝昌感到有趣。比如周汝昌问他对印度有何印象，与中国比较怎么样？阿释回答说：“印度人富有哲思（ very philosophical ），不像中国人那么实际（ practical ）。”他因此选定中国佛教作研究对象，因为觉得要了解印度人的头脑可不容易。印度佛教更富有思辨性、逻辑性，中国文化更富有“实用理性”，这的确也是后来学术界对中国与印度两种不同文化比较的结论。
阿释偏爱中国文化，也还真有点“入境”，比如游颐和园，周汝昌发现面对一进园门迎面而来的巨大太湖石，阿释会伫立冥想，似有所悟，而其他的西方人，则往往对这块既无“规则”又少“形象”的大石头感到莫名其妙。一来二去，周汝昌和林阿释的关系就超越了“雇用”，成为朋友了。
周汝昌对阿释说，“阿释”这两个字不如改成“霭士”更有点耐人寻味的文采。阿释听了很高兴。周汝昌又写了两首诗送给阿释，一首是七言绝句，另一首是五言古体诗。阿释说：“我一时还懂不了，你先念一遍给我听听。”周汝昌就用普通话念了一遍，阿释闭目静听，然后说：“我虽然不太懂诗的意思，但能感受到诗的节奏韵律。”周汝昌心里暗暗佩服，因为一个西方人，能对汉字四声抑扬顿挫的声调节奏一听就有感受，也是让人惊奇的事。
林阿释和另一个研究南明史的朋友James Pansons一起合租房屋，地点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村的东北边，是一个大四合院内的三间大北房，院内有走廊，植有大树，好像是清代官员住过的地方。因为成府村是皇家园林畅春园所在地区，清朝皇帝经常来，因此也有许多官员、士兵等要在附近置房舍作“下处”。周汝昌每天下午抽一个小时来帮助林阿释一起读佛教史。周汝昌事先作一点小准备，主要是查一查专门术语，然后就用英文把佛教史念给林阿释，阿释则用笔记录下来。过后，阿释再把记录整理打字。
周汝昌做这个工作感到很轻松，除了查几个术语外，基本上不用费劲，因为把古汉语和英文“脑口译”对他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阿释也很满意，连连称赞周汝昌是“活字典”，他就用汉语说，而没有说英文的walking dictionary。周汝昌在整个翻译工作中，事后回顾起来，只有一处发生了失误，对“转读”这一佛教专门术语，不知道应该翻译成sing（ 吟唱 ），讲错了。
林阿释和一份欧洲人编辑的学报《 Studia Serica 》（ 意为“汉学研究” ）有所来往。有一次，编辑将一篇中文稿烦请阿释翻译成英文，内容是考辨《 列子 》成书真伪与年代的。阿释当然没有这种能力，就请周汝昌帮忙。周汝昌拿回去，一个下午就完成了，第二天交给阿释。阿释感到纳闷，问：“怎么拿回来了？”当知道已经译完后，不禁惊叹不止，连说“太快了！太快了！”阿释因此对周汝昌愈加佩服，知道他的论文是英译陆机《 文赋 》方面的，看了一部分后，就向周汝昌建议，说可以推荐到《 Studia Serica 》发表。这对于周汝昌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经过向系主任柯安喜女士（ Miss Anne Cockran ）打招呼征得同意后，就连同那篇有关《 列子 》的翻译稿一起刊出了。
这件事过了三十年后，又续上了一个“end”（ 结尾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继“乒乓外交”打破坚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后来又建交。周汝昌收到了James Pansons的来信，是代阿释写的。信中说阿释的眼睛坏了，不能写信，James自己出身农家，仍然健壮如昔，说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