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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考证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发行上，都更为有利。文怀沙对出版这本书很热心，他特意邀请著名作家沈尹默题了封面的书名，又请蒋兆和① 的夫人萧重华绘画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印在扉页上，题为《〈 红楼梦 〉人物想像画 》。
说到周汝昌在成都时期研究《 红楼梦 》，四川大学的张放教授转述了一段轶事。他在1995年6月8日的天津《 今晚报 》发表一篇小文《 我的红楼知音 》，前面说和当时四川作家协会的诗人流沙河大谈《 红楼梦 》，后面则说：“沙师知我敬仰红学家周汝昌，一次聚谈就给我讲了一段汝昌先生在成都的轶事，说那是五十年代初期，汝昌先生执教川大，一日散步到东大街，蓦见一饭馆挂牌‘潇湘馆’，不禁大怒，拔脚冲进饭馆，叫出老板，指其鼻子直斥道：‘潇湘妃子的潇湘馆是你这种人这种地方可以滥用的吗？你若不将牌子赶紧换取，看我不带一群学生来，砸你个稀巴烂！’老板怕生事，赶紧道歉换店名。”不过周伦苓说，这是误传，故事中的主角其实是吴宓，周汝昌生性谦和，不可能有那样戏剧性的举动。
《〈 红楼梦 〉新证 》当然是周汝昌从发表《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以来积累而成的一个大成果，在他离开北京赴成都之前已经完成。这部书凝聚着周汝昌的许多心血自不必说，其中也体现了不少“外力”的推助。除了前面说到的四哥周祜昌、老师顾随以及胡适、赵万里和文怀沙之外，还应该提到邓之诚、孙楷第、陶洙和张伯驹。周汝昌在写作过程中，曾从这几位先贤处借得有关资料：“邓先生惠示《 永宪录 》；孙先生惠示《 枣窗闲笔 》两宗重要线索；张先生惠借《 楝亭图 》题跋；陶先生惠借庚辰本《 石头记 》。”（《 天·地·人·我 》之《 红缘辐辏 》）
周汝昌入读燕京大学之际，邓之诚① 正撰写史学专著和《 清诗纪事 》，周汝昌的同学孙铮介绍认识了邓先生。周汝昌说：“我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邓先生者实多。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兴趣——可以说也受了‘影响’，是以到后来，他写《 清诗纪事 》到曹寅的选介时，也包括了我们交流讨论的收获（ 但有人不晓，竟以为邓先生讲曹寅在‘早’，而我是袭邓之说，真是世上‘轻薄为文哂为休’之风，于今为烈 ）。”又说：“我请教于邓老的问题共有三次，而他主动告知我的重要线索也是三点。”（《 天·地·人·我 》之《 文如居士，史学大师 》）
周汝昌与胡适、文怀沙先后交往都有孙楷第作中介，已见前述。同时，周汝昌说：“我当学生时的第一篇‘脂学’论文能在《 燕京学报 》发表，是他审评赞许的。及至我报考中文系首创研究院时，几名考生的试卷也是他评定取舍。事后，有同学转述，孙先生对人说：‘看了试卷，还是数周汝昌，胜过那几名远甚。’”（《 红缘辐辏 》）
周汝昌也谈到陶洙② 对自己的帮助：“彼时，我已借得胡先生所藏‘甲戌本’与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渴望‘庚辰本’而不可得 ——当时只这三本是八十回原貌，其他抄本皆系后来《 新证 》重提芹书真本校勘时，方引发陆续出现。而陶先生竟将他珍藏的‘庚辰本’照相本全貌十册慨惠与我。仁人嘉惠，永怀弗。”（《 红缘辐辏 》）
陶洙结识周汝昌的情节也颇具传奇色彩。那是1948年初冬北平围城之中，同学周培章有事要进城——那时北平仍有城墙和护城河，即俗语所云“固若金汤”也—— 邀请周汝昌作伴，说眼前战争形势变化多端，我有一个王姓同学在城里，他家消息灵通，不如去探听一下，他家非常好客，住几天没关系。周汝昌正要还所借胡适的甲戌本，就带上书一起进城。没想到只隔了一天，北平就关了城门，城外是解放军，城内是傅作义的部队，双方进入了以战逼和的僵持和谈判阶段，而周汝昌到胡宅还书后，由于城门封锁，自己却被困在东四牌楼七条（ 胡同 ）王宅中无法回学校了。
而就在这种尴尬寄居于并不熟识的王家之时，1949年1月19日，陶洙竟突然来访，自报家门说自己喜欢《 红楼梦 》，特来访谈。周汝昌多年以后仍然感到奇怪：“我在七条王宅从未告知任何人，熟识者尚且不知，他又如何得知我会寄寓这处东四七条？这绝对不可想象，太神了！”陶洙谈到他在上海目见两幅曹雪芹的画像，并且给周汝昌画了示意草图——这就是后来关于一幅曹雪芹像争论的源头。周汝昌则让陶洙看了自己的甲戌本录副本，随身带着这个本子，本来是想请胡适写题跋的，却因去胡宅时胡适不在家，只把甲戌本还了胡适的长子。而陶洙则透露自己保存有庚辰本的照片。后来陶洙用庚辰照相本与周汝昌的甲戌录副本互相交换借阅，正肇因于此。
周汝昌从陶洙处借得庚辰照相本后，曾用胡适留给自己的戚序本作底本，用了三个月时间把庚辰本的异文特点都核校下来。周汝昌后来深情地回忆说：“这是‘红学史’上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文物，堪称瑰宝。由这部书开创了为《 红楼梦 》作大汇校、彻底‘扫荡烟埃、斥伪返本’（ 鲁迅语 ）的通途，因为其中包涵了三个‘红学’创业人为雪芹的真笔恢复其本真的贡献，有了此本，以后每发现一部旧抄本，即可在其基础上做出一目了然的异同补校，不费巨功，即收全效。其纪念价值与实用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可惜，在祜兄家遭‘抄’时，此宝亦被人攘为己有，我们曾多方、多次呼吁，请求查找发还，俱无着落。”
《〈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是周汝昌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半生的福与祸，都由此潜伏、萌生、发展、演变。
1953年9月，周汝昌已满三十五岁，《 论语 》中说人生三十而立，《〈 红楼梦 〉新证 》使周汝昌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红学专家，也算得上“立”了。当年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短短的三万字，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不过十五万字。在此之后，包括胡、俞在内，都再没有出过什么真正有影响的红学著作，也就是说，红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滞了三十年。而周汝昌的这本书却近四十万字。所以，《〈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首先以其内容的厚重和引用材料的丰富而具有震撼性；其次，在时间距离上对读者的阅读期待也颇有吸引力。
《〈 红楼梦 〉新证 》开头有王耳写的“代序”，王耳是当时棠棣出版社的兼职编辑。这篇“代序”的主要内容，原是书稿正文之一部分，抽出改写而成。
“代序”后面是作者的一篇序言，题作“写在卷首”。“写在卷首”的第一段是一句话：“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
这一句话，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本书的一种内容定性，但拓展开来，却包含着许多可说的话题。
《 文学评论 》2000年第6期发表赵润海《〈 石头记 〉自传说的检讨 》，其中说到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开宗明义就强调书的性质属于“材料考证”，认为：“他刻意强调‘材料的考证’，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对‘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企图摆脱政治上可能的批评。”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一般来说，“写在卷首”这种作者前言性质的文字往往是全书写定后才写的，至少也要在付梓前作最后的敲定，的确会字斟句酌。联系当日的时代政治背景，赵润海的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周汝昌至少在潜意识中有避开时代意识形态敏感部位的意图，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人要作自我保护之生存本能的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50年代大约有十万名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各类专业人员、学者、艺术家。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的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的一些分析可以参考。
党仿效苏联的模式，向知识分子支付工资，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承担责任。各类专业人员、各种学科，都被组织到各个协会里。例如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被编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各个学科又有自己的组织，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大城市都有分会，分会的主席和文学刊物的编委班子，由设在北京的总会任命。其他学科和专业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这样，党在建国初期虽然放慢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步伐，但仍迅速建立起相应的组织。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情况相比，党在组织学术界与艺术界方面显得更加熟练、更加敏捷。苏联人在建立统治后的十年间，由于缺乏经验，只做出了相对较少的努力。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不仅有苏联的先例，还有它自己在延安和哈尔滨取得的经验，以及由周扬、陈伯达和胡乔木领导的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骨干。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党的宣传部是正统思想意识的最终来源，由陆定一领导。
对知识分子的抚慰政策持续时间很短。1951年，党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将知识分子从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他们大多数人是曾经受其熏陶的——的轨道转变到苏联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轨道去。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要求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中，部分地表现了这种努力。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位19世纪的教育家如何从沿街乞讨开始，最终成为地主，并把钱用于开办学校的过程。把武训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因为他企图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
在批判武训的同时，丁玲领导下的文学界也进行整风。丁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权威性杂志《 文艺报 》的编辑，名声显赫，在文艺界能与周扬匹敌。1952年，她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文学杂志《 人民文学 》的一位主编，而她的密友冯雪峰则接替了她原先的职务，担任《 文艺报 》的编辑。这样，丁玲实际上就控制了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杂志。
然而，丁玲的行为代表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本性。她在精力充沛地执行党的命令时，既怀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又对党抱有真诚的热情。与此同时，她又试图保持“五四”时期的独立精神和职业准则。丁玲一方面在作家中领导整风运动，但同时又敦促作家从自己的感受中寻找创作灵感，而不要根据别人的命令去创作：“我并不反对我们现有的创作组这一类组织，但……作家并不像孩子那样离不开保姆，而要独立生长。”
50年代初的这些运动要比批判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温和得多。这些运动的目标是针对潜在的颠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