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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此本已于2004年5月由河南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即《〈 石头记 〉会真 》——引者）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指《 红楼梦 》校订注解小组——引者）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周汝昌是不懂政治的，可以说也基本上不关心政治，他倾心的始终是《 红楼梦 》、唐宋诗词等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体验、鉴赏、研究。即使在“文革”中，也只是在不得不随波逐流时“跟大溜”而已，只要一有可能，就把全部精力投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从1974年开始正式增补修订的《〈 红楼梦 〉新证 》，于197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到了八十万字，比1953年的旧版增加了整整一倍。
1976年4月，这是“文革”到了尾声但还没有结束的时期，此前的一月周恩来逝世，此后的7月和9月，朱德和毛泽东分别逝世，7月底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红楼梦 〉新证 》的起意再版，是在这些大事发生之前的1974年，那时仍然属于“文革”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怎么会突然要再版这样一部书呢？周汝昌这样告诉笔者：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忽然找我要《〈 红楼梦 〉新证 》，而且要得急如星火，说上边要，到处买不到，请你赶快提供一本。我只得把自己珍藏的一册第三版的文本给了单位。不久，国家出版局领导人（ 姓名记不清了 ）又来找我洽商，说：“中央需要《〈 红楼梦 〉新证 》，希望你同意重印，快出。”我不想旧版照印，就提出要修订，出新版本。
虽然经历疑难踌躇，领导最后同意出修订本，周汝昌立刻开始工作，当然基础工作其实早有多年的积累。从1974年到1976年，为了赶出新版《〈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拼命工作，终于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眼疾：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1976年3月到9月，为医疗而费尽周折，后来住进医院，周汝昌却记挂《〈 红楼梦 〉新证 》工作未完，私自逃离医院跑回家。经家人劝说第二次住进医院，动了手术。为了保证《〈 红楼梦 〉新证 》增订本的及时完成，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商洽，借调在天津的周丽苓回京协助父亲工作。周丽苓回忆说：“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对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四十一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头疼，这回可连脑袋都感觉痛了。”《〈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但周汝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手术，右眼保留了0。01的视力，本来左眼也还有救，谁知又换了大夫，手术失误，导致左眼全盲。这对于一个从事文史研究考证的人来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周汝昌治学作研究，就是在一种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了。
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的印记。李希凡和蓝翎于1955年写的《 评〈 红楼梦新证 〉》作为书的“前言”，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这篇文章是李、蓝当年奉毛泽东之命而写的，其中虽然也有“批评”，但基调是“保护”。
在“文革”尚未彻底结束，文化学术都百花凋零的1976年4月，像《〈 红楼梦 〉新证 》这样一部著作能够增订出版，是一件非常显眼的事。它的根本动因，应该还是起源于毛泽东对该书的肯定赞赏。现在还不能得知毛泽东本人是否亲自批示过《〈 红楼梦 〉新证 》的新版问题，这要等到“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有可能。但依情理而论，此书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和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显然也是从1973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据《〈 红楼梦 〉大辞典 》不完全统计，1973年“评红热”兴起，全国报刊发表各类评红文章一百二十多篇，出版各种评红著作、资料汇编十多种；1974年“评红热”达到高潮，报刊发表评红文章五百多篇，出版各类评红著作和资料汇编四十多种。1975年春成立了前述的文化部《 红楼梦 》校注组，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工农兵学员编的《 政治历史小说〈 红楼梦 〉》，6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佟雪著《 论〈 红楼梦 〉的政治历史意义 》，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厚基著《 和青年同志谈谈〈 红楼梦 〉》；同时还有年初王少华在南京太平门内金星桥三十七号发现曹家的香林寺庙产碑，吴新雷随即作考证；1月吴恩裕、冯其庸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三回又两个半回己卯本散失部分并于3月24日《 光明日报 》发表文章。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考察，周汝昌从热衷自己的专业出发，向姚文元、江青写信要求关注《 红楼梦 》的研究情况，正好与毛泽东对《 红楼梦 》的高度喜爱相投合，也与江青、姚文元等“文革派”企图以读评《 红楼梦 》为由掀起新一轮政治运动的需要相符合。不管周汝昌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向中央上书客观上已经卷入了当时中国上层的政治运作，全国性的“评红”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红学资料的发现，校注《 红楼梦 》小组的成立，乃至由此小组发展成现在的《 红楼梦 》研究所，用《 红楼梦 》中的话来说，可以说“接二连三，牵五挂四”，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周汝昌的中央上书中找到“契机”。
这从1976年专为中央领导人内部印制了《〈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也可看出。周汝昌1973年1月13日写给周祜昌的一封信中通报当时的最新讯息：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下达指示要印行一批《 红楼梦 》的书籍资料。经过层层传递，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人告诉我：包括甲戌本、戚序本两个本子（ 戚本用某领导人藏本为底本 ），李希凡的论红文集，我的《〈 红楼梦 〉新证 》公开发行，李和周的书各印行十万册。另有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及过去的考红资料汇编一束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重印，此四项要求年内出齐。周汝昌还回忆说，当时李希凡也很热情，既写来了表示“考证”也具有学术价值的补正意见，又特意给他写信，说《〈 红楼梦 〉新证 》再版的事，望宽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喜事”云云。周汝昌事后推想可能是指随后特印《〈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之事。
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从主体内容来说，主要是增加了大量实证材料，这些材料围绕着曹家家史、《 红楼梦 》的版本、《 红楼梦 》的流传影响等方方面面。它的学术价值由此获得，而且绝不会因时代意识形态背景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红楼梦 〉新证 》从此更加成了任何一个要以严肃态度搞红学研究的人无法绕行或回避的一本书。而写成于1976年3月的《 重排后记 》，对于了解当时的时代氛围和周汝昌的个人思想心态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不可避免，这篇《 后记 》留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痕迹。比如，文中有用黑体字排印的毛泽东和恩格斯、列宁的语录；对胡适有比1953年版更加严厉的“划清界限”的贬责；有对自己的自我批判。但是，应该说，在基本的学术立场上，其中的表述仍然是周汝昌一以贯之的真实思想，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扭曲。
《 后记 》一开始就称这本书是“怪物”，所谓“哪里有混杂着首尾三十年间的见解和‘文笔’的著作……说是旧书重印罢，它有了若干增删改动；说是新撰另作罢，其主体实又与旧无殊”。然后表明这个新版最重要的贡献是补充材料：“在增订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原第六章（ 今本为第七章 ）本来就是全书中最为冗长的部分，可现在篇幅却又多出了一倍，在这本怪物身上形成了一个便便巨腹，更增加了它的怪状。为什么又要如此呢？认真地说，这本书里较为可存的，恐怕也就只这一章。因此，我从一九五七年即曾动手单就这部分进行增订修改，工作未竣。这些年来陆续积累的资料，又有一定数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就这次重排也可续完前此未竟之功。如果它对研究者能有一些用处，就是我的莫大的欣幸了。……此外，若干章节后面有添进去的‘附记’，补充说明几个问题。再有，历年写的讨论《 红楼梦 》旧钞本，介绍清代较为稀见的题《 红 》诗词的文章，积有数篇，要说专为这个印制成书，那也是没有的事，因为不值得，现在集在一起，姑且称之为‘附录编’，置于卷末，聊备参助。”
在交代了对材料的补充情况以及对材料的某些理解之后，周汝昌重点谈了“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委婉却很坚定地表示了自己仍然坚持的基本学术观点。
首先，虽然有许多对胡适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如“胡适的立场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他的哲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实验主义”，“我的接受‘自叙传’说，不是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毫无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等等，却又叙述了胡适自传说与索隐派较量的历史轨迹，排列出诸家索隐派的红学著作，实际上含蓄地暗示了胡适的“自传说”有其历史合理性。其次，周汝昌借着“批判胡适”的招牌，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了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的确存在本质的不同。
对于曹家的史迹，是否只有他考的那么“多”？我是很怀疑的。也坚不相信问题是什么坐吃山空的问题。在我当时的幼稚认识中，朦朦胧胧地感觉到《 红楼梦 》是我国文学中的一部特别奇伟而重要的书，它是和历史时代的某种大事、某种要义相关联的（这绝不是像索隐派所说的那样）。可是毕竟如何，自己又说不上所以然来。这就兴起了发愤自己探讨一番的念头来。越探讨，越证明事情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么一回事。离开历史去“考据”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