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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姓嬗胗嘤⑹鄙倘叮笥衷凇丁⌒潞煅А⌒鹿А 罚ā�2002年第2期《 山西大学学报 》）一文中表达了他对这两位燕京大学校友的异议：
从另外角度看问题——比如在中国内地以外，影响最大的两家“红论”可举余英时与宋淇，余氏之名言叫做“两个世界”与“红学革命”。他批评国内的红学诸派无一是处，但最反对“考证派”，说它已“山穷水尽”，“眼前无路”。他强调红学要“回到”文学创作（的研究）上去（这才是光明大道）。
宋氏，其见解自有不少超卓之处，但其公然倡议说“考证有危险性”；主张红学发展前途该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
这两位学者都是长期生活在欧美文化环境的“红学家”，都很崇拜洋人的学问和论调。比如，余氏是由引来一位洋人的观点而扣到他的“两个世界”论点上去的。在他看来，曹雪芹写了一个“现实世界”——荣国府，又写了一个“理想世界”——大观园（而此园即“太虚幻境”）；前者是污浊的，后者是清洁的……云云。
这有何新鲜？不就是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变相吗？
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
分歧的实质又落到了表面上是对《 红楼梦 》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异同问题。这其实是当年周汝昌与胡适争论的继续，不过在概念措语上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而已。这个争论到未来的21世纪还将以更新的面目再度上演。我们暂且打住，还是回到1980年美国的红学研讨会上吧。
应该说，周汝昌自己，那时也还没有把争论的核心和本质完全彻底梳理清白。在《 陌地红情 》中有这样的记述：
大会开到第五天上，主题已由各个单篇论文的评论进而转到总的研讨，即对数十年来红学的过去加以回顾，对它的未来试作展望。我作了发言，略谓艺业道术，往往有内外之分，如武术有“内家拳”、“外家拳”，医学有内科外科，连《 庄子 》等古书也分内篇外篇……。循此以立名，则红学亦有“内学”与“外学”：内学是对《 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的研究、分析、鉴赏、评论……；而所谓外学，则是对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文学史上的源流演变，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的分合同异等等所作的考证研究，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合衷共济，外详而内始明，内确而外愈切。
我的这一席话，并非无故而发，是由其针对性的，明瞭海内外红学大势的就能深得其味。多蒙耶鲁大学著名教授兼红学家余英时先生首先起立响应，他不但对他以往的主张作了解释，并且风趣地表明：红学内外，实为相辅相成，每一个红学家，都应当做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其实，余英时的表态，只是一种表示“气量”的方式，话说得虽然幽默，却并没有解决思想认识上实质性的深层分歧。周汝昌所谓“海内外红学大势”的“针对性”，即一直存在的、而且到80年代越来越强烈的“考证派偏离文学文本”、“红学成了曹学”的批评舆论。周汝昌提出“内学”和“外学”，意在为“外学”即曹学、版本学等研究争得与“文本研究”同等的地位。但这种区分还是没有十分明确地阐释清楚“外学”就是“内学”的基础和前提，红学的最关键问题是通过“外学”以区分曹著和高续“两种《 红楼梦 》”，才可望达到真正的“内学”，此一融会贯通的要义——才是名符其实的“内圣外王”。所谓“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和衷共济”虽然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但还没有说得“一针见血”。当然，人的思考和学术的发展，都是需要过程的，是一步一步逐渐加深认识，才能最后“直捣垓下”“鞭辟入里”的。
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周汝昌还是相当清晰地把握住了红学发展的要害，而高自位置，独标一格。《 美红散记 》中以下一些段落都深堪玩味：
电子时代
“红学也进入了电子时代！”“听说科学方法证明了前80回和后四十回是一个人写的，是吗？”
其实，探本寻源之论，还是在于根究思想感情。……例子是小说家胡菊人先生举出的——这次来去都经过香港，两次蒙胡先生接待，并以他的著作见赠……第一节就是“后四十回的用字”。他说：“欣赏《 红楼梦 》最便捷的方法，是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互相比照一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相差极大，大部分非曹雪芹原作。有人认为，后四十回根本不能读。”
王国维“评论”的评论
到了大会上，果然就有两三篇论文是研究王国维《 评论 》的，其中以叶嘉莹教授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涉王静安（即王国维——引者）先生，大都忘不了提到叔本华，提到尼采，提到自沉昆明湖……，只有叶教授指出：王先生殉的并不是满清皇朝，他殉的实在是他当时自以为已然来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总崩溃。他实际上是抱着这一深悲巨痛而自尽的。……知人论世，谈何容易。高明的学者之可贵，正在于他能揭示给人们以历史的真实，事物的真相。
比较文学
西方重视比较文学的方法……用这一方法来研究《 红楼梦 》，如果真能精通中西两个方面，作出精彩的比照和阐释，确实能使人耳目一新，开扩“脑界”，对中外的文学艺术都会有很大的教益，因此是值得重视的一条研红道路……
当然，如果不是真的精通中外，对《 红楼梦 》和西洋小说文学并无透彻理解，只凭看到一些表面的“共通”点，便强作牵合，其结果自然会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毫厘千里。在会下，俄亥俄大学的李田意老教授，曾再三向我谈到此一问题，表示了他的感想和关切。
我个人的看法，外国学者研红，由于种种条件的不同，往往多走比较文学的路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兼通中外的也颇不乏人，他们如果能走这个路子，也许会给红学作出新贡献——也就是说，红学今后要靠中外人士努力合作，因为它越来越是一门“世界性”的专门学问了。
我深深相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将会发现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文学艺术成就已然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世界水平，我们说他伟大，不是夸张炫耀之词。
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陈炳藻提交的论文是《 从字汇上的统计论〈 红楼梦 〉的作者问题 》，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字词出现频率，得出的结论是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乃同一人的作品。当时中国大陆对电脑还很陌生，但周汝昌已经根据常识对此结论予以坚决否定。潘重规在会上评点陈炳藻的论文时，提到赵冈几年前已经试验过电脑的统计工作，周汝昌即写条子问赵冈所得结果如何，赵冈笔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后四十回是出于另手。”过了一两年，深圳的一个研究者再用电脑统计，得出的结论也恰与陈炳藻的相反。可见电脑只是工具而已，研究《 红楼梦 》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感情”，周汝昌始终紧紧地把握着这一基点，必然要严格区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
叶嘉莹与周汝昌曾先后受教于顾随门下，算是同门学长了。周汝昌对叶嘉莹评析王国维《〈 红楼梦 〉评论 》的论文表示佩服，而深感叶嘉莹论王国维自沉是殉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彩，其实是有所触发，即感慨曹雪芹与《 红楼梦 》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卓越体现，而难以被人真正解味，自己多年研红也有某种“殉”曹雪芹和“殉”中国文化的意味。此所以慨叹“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也。
现实是晚清、“五四”以降，中华传统文化日益失落，崇洋崇西成为潮流，周汝昌虽然是学英语出身，却与潮流迥异，本质上是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拜者，所以他虽然赞扬“比较文学”研究路向，重点却是比较之后会更显曹雪芹的《 红楼梦 》远胜西洋文学。所谓“在过去，人们还只会用‘曹雪芹比之世界大文学家并无愧色’的这种语式来发言，那已经是‘高抬’了。谁人敢说他胜过之？外国的月亮也‘圆’，或者洋鬼子通通可恶，那自然是另一回事了”。（《 美红散记 》）
周汝昌1980年赴美国参加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虽然时间很短，却有开阔视野之益，实际感受西方汉学界水平之效，更增强了自己的学术自信，同时也结交了一些国外的学界朋友，使自己的红学研究放到了世界文化的座标系内。从美国返回中国的途程中，途经旧金山，斯坦福大学的王靖宇教授热情招待，留住两日，参观游览，并赠送斯本思（Johnathan D·Spence ）教授著作《 曹寅与康熙帝，包衣与主子 》（ Tsao Yin and Kang…his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扉页有题记：“耶鲁大学Spence教授此书之完成，曾得力于汝昌先生宏著《〈 红楼梦 〉新证 》甚巨。兹以汝昌先生于参加首届国际红学大会后来访之便，特转赠留念。王靖宇志于美国史丹福大学，1980年6月29日。”这也使周汝昌颇有感慨：“国际学术交流中，学术道德是要讲的。受了人家的启示和教益，汲取了人家的劳动和智慧，都是公开表态的。这虽是通例，而斯本思先生于今日犹然见怀，却令我不无感想。数十年来，红学界有些人从拙著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和见解，却从不肯明言一字，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创获—— 这也何必计较，但问题是他同时还要掉一两招笔花，以明枪暗箭来对你进行‘答报’。”（《 美红散记 》）
回到国内，红学的发展势头也如火如荼。1980年在哈尔滨，1981年在济南，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连续四年召开全国性的《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第五次全国研讨会隔了一年，1985年在贵阳召开，1986年又在哈尔滨召开第二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可以说，以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86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 红楼梦 》讨论会（ 中国大陆召开的第一次 ）为标志，组织性集体性的红学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周汝昌自然是这些会议上引人瞩目的头面人物，不过并没有参与多少具体的组织活动。当然他也关心大会，也向会议推荐一些新锐的青年研究者参加会议，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会的筹备阶段，周先生就向笔者说起，自己向哈尔滨师大方面推荐了三个不太著名但有实力的人参加会议（ 包括笔者 ），哈师大“一个也没有驳回”。周先生说这话时颇有得意之色。笔者向1982年的上海会议邮寄提交了论文，从1983年南京会议起，开始正式参加各次全国会议，包括1986年和1992年的两次国际讨论会，因此对这一段红学界的情况也略有所知。
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学会在北京的几位主流研究者主要特长在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