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砟辏岵换嵋蚕裾飧鲅樱蛘吒悖俊 �
从前读周先生论诗、论文、论书法的文字，议论恣肆，不怕标新，总以为周先生是一个才气纵横，善谈喜谑，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人。这回一见，却恂恂如经师，心里不觉奇怪。及至听他讲《 红楼梦 》，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这才恍然释然，心里对自己说：“不错，正是这样子。”周先生讲《 红楼 》，新见迭出，不怕惊世骇俗。……凡此种种，在一个不深于“红学”的人看来，大概都是非常可怪之论。但周先生引经（ 当然是《 红楼梦 》之经 ）据典（ 当然也是《 红楼梦 》之典 ），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相信。
总之，按照周先生的意见，曹雪芹和他的伟大杰作《 红楼梦 》在他死后都蒙受了千古奇冤，今天的红学家应为曹雪芹洗刷冤枉，恢复《 红楼梦 》的本来面目。他称这一工作为“探佚”，他说：“在红学中，现在有一门新的学问在兴起，即探佚学。”我忽然想起梁归智托人捎给我的那本《〈 石头记 〉探佚 》来，便问他对梁的看法。不料这引起他格外的惊奇：“怎么，梁归智是你的朋友？嗬，这个青年人了不起，我觉得是年轻一辈红学家中最有才华的学者。”停了一停，又说：“他现在的境界又不同于当年写《〈 石头记 〉探佚 》的时候了。”他呆滞的眼里又放出光来，看定了我，再加一句：“我真高兴你是梁归智的朋友。”
会后夏老师请周先生父女在月宫餐厅吃饭，让我和查建英作陪。吃饭时间还早，便先步行至夏老师家小坐。不久，唐德刚先生也来了，说本要来参加座谈的，但临时另有饭局，只能顺道来坐坐。后来由唐先生开车，把夏先生夫妇和周先生父女送至月宫餐馆。我和查建英则步行前往。席间自然谈到因《 红楼梦 》而引起的去秋唐夏笔战。伦苓说，那时他们刚到美国，住在威斯康辛的陌地生（Madison）。“周策纵先生天天带报纸给我们。父亲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得很带劲。”我们问周先生看法如何，他但笑而不答。
后来话题渐渐扯到周先生的家事，伦苓不断诉苦，说父亲工资不高，而食指浩繁，生活从来都是不宽裕的。三个女儿至今没有出嫁。大哥小时得脑膜炎，弄得又聋又哑，讨个媳妇也是聋哑人。还有一个小弟，所有这些人全在父亲这里吃饭，那二百来元人民币的工资管什么用？刚刚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伦苓现在给父亲作秘书，但自认对文学对《 红楼梦 》都是外行。伦苓说：“爸爸，怎么你的脑子我们一点都没遗传呢？”周先生似乎没有听见，脸上纹丝不动。夏老师提高了嗓音对他说：“我说你是个书呆子，只顾自己读书，老婆不管，孩子们也没有教育好。”周先生突然像孩子一样地笑了，说：“你这话说得最好。我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最喜欢人家叫我书呆子。”然而在座者都惨然，终席不再说话。
周汝昌在美国这一年，交情比较深，或者自己特别看重的美国学者，当数周策纵、赵冈、夏志清、唐德刚① 、浦安迪数位。在《 天·地·人·我 》中有《 弃园中的周策纵先生 》、《 海外红学三友——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刚 》两篇，在《 岁华晴影 》中则有《 海外红友小记 》一篇，都有所忆录。去纽约是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 1921年生 ）邀请，唐翼明的文章中已经有生动的描述。周汝昌文章中提到，那日讲《 红楼梦 》而特意向他致意因而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国台湾籍的傅运筹、赵乐德伉俪，“傅先生在联合国工作，小行草钢笔字写得清秀之至。赵女士是《 老残游记 》作者刘铁云先生的曾孙女的女儿。夫妻二人，皆是‘红迷’。从此，我们成了好友”。周汝昌还说在夏志清的办公室，“为一群美国学生讲《 红楼梦 》的意义与原著佚失的‘后三十回’的探讨。其时名记者陆铿先生与一位台湾的报人，都赶来旁听。外国学生因下堂有课，都有点恋恋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建英女士对‘探佚’这门新红学很感兴趣，对我讲的（ 推考而得的 ）情节表示惊奇”。而在月亮宫餐厅吃饭时，“奇巧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学者夫妇，也在那里晚饭，我眼拙，早不能认出了，他们却记得我，起身向我行一个大鞠躬礼。这令我十分感动。还有更奇的：在北京教过英语、与我大女儿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国女士不知怎么得悉我在那儿，也赶来看我，并邀我与伦苓到她住处小谈叙旧。及至告辞出来，已然是满城灯火，目迷五色；宽敞的市街汽车如织。我们不识路，幸亏女士拦车‘打的’，才于深夜回寓”。
与唐德刚，早在1980年第一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上就认识了。唐德刚后来又访问中国大陆，曾有多首诗赠周汝昌，其中一首是：
汝昌兄辱诗索和，用通叶原韵
试考芳园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
排场残续忘真假，“评”“证”蝉联见梦魂。
我到大都访邸宅，人传耆宿别宵昏。
绍兴相国原居首，君住京华第二轩。
这一次来纽约，周汝昌和夏志清第一次见面，是唐德刚安排的一次聚餐会上，他邀请了好多位在美华人作陪，请夏志清和周汝昌上座。周汝昌带了一幅墨书红楼诗赠夏志清，夏志清立刻捧着赠诗条幅和周汝昌合影。唐德刚又请周汝昌为纽约市立大学的文学院长、系主任等根本不懂《 红楼梦 》的人讲一次《 红楼梦 》，因为唐德刚正为纽约市立大学筹备一项新课程：世界各国文化代表作，把《 红楼梦 》作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著。周汝昌这样记述这次讲学：
这是个大难题！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讲什么《 红楼梦 》？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烦得多呀！
我记得也是先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他们听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易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意义”时，德刚兄听到了我说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时，他立刻大声呼出“there”一字。
这个字，在我们中国话里不能译为“这里”，而应译成“正是这话了！”“这才说对了！”
这么一来，院长们才像释然，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周汝昌从纽约返回威斯康辛不久，又受纽约亚美协会的萧文鸾女士力邀，再到纽约讲学。这一次是到一个岛上的“金氏学院”（ 本名King's College，意为“国王学院”，华人中的南方人把King读作“金” ）。周汝昌是和香港的两位教授及台湾的作家李昂同台演讲的，周汝昌的演讲题目是“《 红楼梦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演讲本有规定的时限，但香港教授在周汝昌按时结束时说：“我愿意让出二十分钟，请周先生再讲。”等讲完了二十分钟，因台下听众听得入迷，主席又宣布：“离晚饭还有一小时，请周先生再继续。”听众热烈鼓掌，周汝昌就再讲下去。
第二天，在联合国工作的傅运筹又开车把周汝昌父女接到自己家里住下，邀来一伙台湾文化界的人士，请周汝昌讲《 红楼梦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后来出了台湾版，就是这次会议上议定的。
夏志清、唐德刚等都是美籍华人，浦安迪（ Andrew H。 Plaks，1945年生 ）则是纯粹的白种人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周汝昌第一次去纽约讲学，先行到了普林斯顿。那天正好是阴历三月初四（ 阳历4月1日 ），周汝昌的七十岁生日，早饭时桌上摆满了鲜花。下午在“壮思堂”讲《 红楼梦 》，听众多为大陆和港、台的女学生，另有一位研究巴金小说的美国男士。听众中的中国大陆二女士，其中一位是吕正操的女儿，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吴得安，周汝昌本来认识。晚上浦安迪请周汝昌到一家华人餐馆吃晚饭，吴得安作陪。但浦安迪只坐着不吃饭，因为他信教，不吃猪肉。第二天吴得安又请周汝昌和台湾籍的高友工教授吃饭，高友工写的一篇论《 红楼梦 》诗境的英文论文，周汝昌很欣赏。这次高友工又对周汝昌说，你先把那几回关键的补出来——这当然是指《 红楼梦 》八十回以后的“探佚”了。
赵冈（ 1929年生 ）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也是1980年就见过面了。周汝昌人生地不熟，赵冈很热情，对周家父女很是照顾。1986年除夕夜，周汝昌是在赵家度过的。周汝昌回忆说：“赵先生对我的健康与视力最关心了，几次三番开车陪我到大学医院去检查、诊目，有时是在大雪纷飞中开车到很远的这所校医院——大学是座‘无墙学府’，不是在一个圈圈里，比如图书馆又在另一地点。所以你若没车不好办，而车不像在国内必雇个司机，在那儿赵先生夫妇皆能开车。过八月节了，他会想着送月饼来——芝加哥的产品，送稿纸来……想得十分周到。后来他到北京，我请他在家吃‘家常饭’，比如锅贴，青韭炒黄菜，他都爱吃，总想北京的传统小吃，如‘驴打滚’、‘灌肠’……后来方知，他们夫妇就是在无量大人胡同斜对过一带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他是名校清华大学出身。以后他又陪同台湾女作家、红学家康来新来访我，敦促我向台湾供稿……”
赵冈夫人请求周汝昌给写一幅《 葬花吟 》，这是周汝昌平生给别人写的字数最多的一个条幅，整整三大张横纸联结才写完。赵夫人裱好后珍藏起来，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墙壁悬挂。这件书法佳品，当真算得上宝如珙璧了。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于1983年8月28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成立《 红楼梦 》电视连续剧顾问委员会，也就宣布了剧组的正式成立，历经数年奋斗后，终于于1986年制作完成电视剧《 红楼梦 》，于1987年1月30日至2月1日试播前六集，5月2日开始全播三十六集。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而产生了全国性持久影响的文艺盛事，对于把《 红楼梦 》的影响扩大到全社会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这部电视剧对小说八十回后故事情节的改编，对后四十回续书虽然也吸收了某些内容，却基本上取了探佚思路，实际上也把探佚学作了一次大普及。周汝昌被聘请为电视剧的顾问，他给演员们讲过课，审查剧本提意见，对园子设计、道具使用、服装设计等方面提出看法，还示范动作、写毛笔字题词等，《 人民政协报 》当时曾发表过相关报道。那时候他说话似乎还起一点作用，电视剧改编的“走向”应该说受了他的影响。通过这部电视剧，实际上把周汝昌多年红学研究的成果，他所倡导的《 红楼梦 》研究的大方向和精神气质，以强大的影视传播为媒介，无形中潜移默化到了全社会全民族之中。电视剧其实是对周汝昌核心红学观点的一次极为有力的社会性普及，也标志着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已经对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现实产生了实际的深刻的影响。尽管在表面上，红学界对电视剧八十回后改编取探佚路线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周汝昌似乎又是“少数派”，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