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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还附有吴小如① 写的《 读严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 原刊于1996年1月29日《 天津日报 》），其中有这样的话：
在我同俞、周两位的长期接触的过程中，相信他们两位也从无“交恶”之事（“交恶”字样见于严文）。至于周汝昌先生从燕大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大学，不久又从川大调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就我所知，实不仅为了请周先生主持出版《 红楼梦 》这一个因素。其中还包括周先生是北方人（原籍天津），过不惯南方生活；同时周先生虽毕业于燕大西语系本科，其夙志仍在治中国古典文学，故在川大任教有学非所用之憾。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确能展其所长。因此，在严中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做为当事人之一，实有站出来澄清一下的必要。严文是这样写的：“先是，俞平伯的友好闻聂绀弩等调周到京，以为是为了‘报复’，很紧张，遂由启功、吴小如等邀俞平伯、王佩璋……周汝昌宴会——当系寓有‘打和’之意在。”我相信，这段话严中先生肯定是听周汝昌讲的，但难免加入了严中先生个人的想像。第一，我和启功先生并未详知聂调周回京的“动机”，根本不存在什么“紧张”情绪，更无所谓怕“报复”的顾虑，故这些都是悬揣之词。第二，那次聚餐，确由启功老和我合伙作东道主（各出资一半），但动机和目的是一致的，即俞、周两位以前从未正式见过面，都是红学专家，恰好又是与我和启老相熟的人，便由我们出面邀饮，借以联络感情。至于“打和”云云，因既未“交恶”，自然也就用不着“打和”了。启功先生今健在，当可证实鄙言不谬。
严中是个很有性格的人，颇有一点事事都要说透彻和追究到底的较真劲。他与周汝昌订交的时间也很早，起自1982年，二人通信，内容广泛，大概有很多是讨论南京地区发生的和曹雪芹、《 红楼梦 》有关的文物、遗迹的真伪争论等情况。有关靖藏本之真伪和下落的纠纷，严中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笔者的观感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谅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靖家托人带给俞平伯的那套《 红楼梦 》肯定不是所谓“靖藏本”，而周汝昌想见靖本的心实在太迫切，乃有种种猜想追问。无论周汝昌怎样采取预防措施，向中央打报告说明备案，在俞平伯本人及其家人和亲友看来，还是一种对俞平伯不礼貌的行为，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发表《 致周汝昌——替俞平伯伸冤 》（ 见《 红楼丛话 》，原发表于1987年1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愤愤不平地指责周汝昌“把匿藏《 靖本〈 石头记 〉》的罪名”强加在俞平伯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靖家的人、捎书的人等掺和其中，各说各话，乃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严中发表文章说明纠纷始末，最后说：“其实俞老自己表个态，说‘靖本’在他手，还是不在他手，也就够了。我们会相信俞老的话的，因为俞老是会考虑他的话‘一言九鼎’，是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红楼丛话 》之《 我和〈 靖本石头记 〉》，原发表于1987年6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 ）
但人情之常是，你让我表态我就表态吗？我的外孙已经说了，还要我表什么态？如果双方是毫无芥蒂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么这件事只要来一两句幽默，彼此哈哈一笑，也就一切冰释了。可是，俞平伯和周汝昌虽然没有什么大过节，毕竟在学术观点上有过参差，历史的种种情况又使两人无形中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于是一件本来并不大的事，也就演变成红学界的一场“风波”了。周汝昌和严中都是比较认真的人，认真有时候也就难免过于较真，不能适应“难得糊涂”的社会人情了。
严中于2004年10月12日给笔者来信中有这样的话：
周先生的人品，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书呆子”，当今红学界还没有第二人，过去有蔡元培和胡适之。因此，我在《 红楼续话 》第195页发出感叹：“至于周汝昌先生的人品……还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胸怀和雅量呢？”我和周先生一个“主北”，一个“主南”（指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写《 红楼梦 》取材曹家在北京的生活较多，而严中主张取材曹家在南京的生活较多——引者），但我们二十多年来的师生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不仅是“忘年交”，而且是“莫逆交”。周先生和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不同，但支持我的观点的许多材料是周先生告诉我的，比如康熙南巡时给曹玺的寡妻李氏题“萱瑞堂”匾额就是《 红楼梦 》里“荣禧堂”的原型等等。我们通信达300多次，无话不谈。这是我一辈子没有遇到的。在我的交往经历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周先生这样容纳别人的观点。对王国华，对霍国玲（《 红楼解梦 》的作者——引者 ），周先生都表示鼓励，但不等于周先生完全同意他们的学术观点。
如果谈及周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我认为他是可与钱锺书先生并肩的。
还有一件小事也可一提。苏州的贾穗对周汝昌的观点很不认同，写文章批评周汝昌和刘心武，特别是《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对周汝昌大张挞伐，颇有“火气”（ 胡文彬先生曾向笔者谈起此文投稿《〈 红楼梦 〉学刊 》最后得以发表的种种内幕情况 ）。严中则针锋相对地写了对贾穗此文的“五评”予以反驳。但后来贾穗英年早逝，其遗孀将贾穗的遗文结集出版，其中当然包括了批评周汝昌的文章，严中却帮助推销文集，并且寄给周汝昌一本，还请周汝昌写信给贾穗的遗孀表示慰问。而周汝昌也真写了一封信。贾穗的遗孀收到信后十分感动，回信说没有想到周先生如此宽宏大量，如果小贾活着，也不会再那么尖刻地写文章了。
作家刘心武（ 1942年生 ）从发表论文《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 1992年第2期《〈 红楼梦 〉学刊 》）以来，就不间断地以秦可卿为中心研究《 红楼梦 》，先后出版了《 秦可卿之死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 红楼三钗之谜 》（ 华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 春梦随云散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 画梁春尽落香尘—— 解读〈 红楼梦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 红楼望月 》（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2005年则在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 百家讲坛 》作系列讲座，终于发展出备受争议但也颇有影响的“秦学”。
曹雪芹写《 红楼梦 》，带有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由于曹家的特殊身份，其家世盛衰演变的背景又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复杂地牵扯在一起。更由于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原稿未传，又采取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特殊写法，脂批则有某些隐约提示，使《 红楼梦 》成了“空筐结构”和“召唤结构”，有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但这个阐释的“度”如何把握，那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刘心武从对秦可卿的观察开始，逐渐深入康、雍、乾三朝的历史秘辛，提出了一整套看法。由于他主要是一位作家，并不是专职研究人员，这使他的研究较少受长期形成的一些“正统”思路的影响，当然“八股调”也较少。但同时，在某些研究者看来，似乎他的研究想象的因素较多，不太合乎所谓“学术规范”。因此，从“秦学”问世以来，在“红学界”中一直是批评的声音较多，而赞同的声音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商榷文章，是上海红学家陈诏（ 1928年生 ）发表的一篇《 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与刘心武同志商榷 》（ 1994年第2期《 红楼 》）。后来陈诏又说：“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
一直对刘心武给予支持的只有周汝昌。《 秦可卿之死 》这本刘心武出版的第一本红学著作，就是周汝昌题签并作序的。在序言中，周汝昌谈到，他注意刘心武的红学研究，是从刘心武发表在《 团结报 》上的“红楼边角”开始的，“我见他能论到雪芹如何写帘幔，如何写雨雪，如何写那不为人重的小丫头……”，而这些读红心得与那些教条八股的评论（ 周汝昌称为“十六字真言”，即：“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描写深刻” ）大异其趣，“是他在潜心寻究雪芹的笔法”，并认为“中华的笔法是技巧，但更是境界”，西方的“叙述学”一类，“离境界还好远呢”。而到后来，刘心武由“笔法”转向考证秦可卿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作意，这更引起周汝昌的认同：
这更使我想到我曾说过的一点意思：所谓“红学”，是由《 红楼梦 》本身的特点发生的，是读它的人“读出来的”，而绝非掉自天上，或“黄袍加身”式地从外边拉过来强加于它的。小说家除了念那“形象……性格……”的真言之外，许不许应不应思索一些别的问题？心武是不是在这儿落入了“红学考证派”的“泥坑”里去了？……
这些话是在“中华古历癸酉八月初一日”（ 1993年 ）写下的。此后周汝昌与刘心武即保持通信论学的关系，而讨论的重点问题围绕着秦可卿原型可能与康熙废太子胤礽一系有关，也就是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 》暗示了乾隆朝之政治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曹家最终败落的重要原因。
早在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周汝昌就认为：“雍正、乾隆二朝之代换，为曹家败事、中兴二大关键。”但雍正朝曹家被抄家的史料确凿，而乾隆朝曹家一度小复兴后又卷入朝廷政争而彻底败落则主要是一种推断，其内幕已经很难了解，更不易找到坚实的史料支持。刘心武的“秦学”正是从秦可卿这一小说人物入手，而揭示出小说用隐晦闪烁的笔法写了乾隆皇帝与胤礽之子弘皙的“日月”之争，才是影响到曹家灭亡命运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当然对《 红楼梦 》的写作背景、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等都会有新的认识了。
周汝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