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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看到他论畸笏的诸段文字时，又不禁松散了暗存的顾虑（我们二人在脂本价值上如此契合，有人必又出谤语，说是什么“周派”的自相唱和而已……），因为遂夫对畸笏与脂砚二名的真关系与我截然大异，这就让那些谤者再无诬谤的“理据”了。所以我虽不同意他的论点，却又十分欣赏他自标所见的学术精神。
邓遂夫则在《 红学论稿 》的《 后记 》中说：
对于这些已曾谋面或未曾谋面的入门之师，我自然怀着终身难忘的崇敬与尊重，但我从来不迷信他们，更不愿意专师哪一位而囿于一家之风范。
……
在这个问题上，使我最佩服也最感动的是周汝昌先生。自从1981年在济南红学研讨会上相识以来，无论见面与通信，他一直亲切地给我以指导和帮助。而对我和他在学术观点上的相同与相异，除清醒地有所了解之外，他心中从无芥蒂，且对我倍加信任与勉励。请读者诸君细读一下他为拙著所撰的序言，便足见其胸襟气度之一斑。他对我多有过誉之处，亦恰在于认为我“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以及“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这就不是一般前辈学者都能心口如一做到的了。
应该说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品评也多少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周汝昌一生治学，也是“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的。只是周汝昌不像邓遂夫那样锋芒毕露，有时甚至咄咄逼人，而表现为一种将“特立独出”与宽容海涵相结合起来的特点。顺便说一件小花絮：上世纪一次学术会议上，周伦苓和邓遂夫开玩笑，说你是四川人，怎么不给送点橘子？可能过了半年多，有一个人送了一筐四川柑橘到周府，说是邓遂夫托他带来的。周伦苓事后笑对人说，本来是开玩笑，没想到他真送来了。
与“青年朋友”和“草根阶层”的交往，也是几乎贯穿了周汝昌一生的一个特点。周汝昌为不少中青年学人的红学著作写过序，大概能列出一个单子。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引录过笔者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中的话，说周汝昌对青年后学特别愿意充当伯乐，但也因此引来许多非议。这个特点其实是周汝昌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很难找到知音，却特别能得到未成名的青年人的仰慕。
在《 献芹集 》的序言里，周汝昌说了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话：
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当时是农场工人）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说实在的，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
这个青年是谁呢？就是后来在《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任编辑的顾士敏① 。周伦苓检出一封顾士敏于1985年10月28日给周汝昌的信，全文如下：
先生：
贵阳一会，颇为失望，顷奉大函，再思苍凉，不想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
先生请不必多替士敏担心，红学缘深涕泪多，早有思想准备了。
补正一则，当于近期刊出，勿念。
讲学春城一事未果，学院内很多同志均感失望，学报内部同仁更是。看将来还有日否？甚盼。
中国红学当另辟蹊径，窃意以为不能再作如筑城会上之空论，当从本事入手而寻出曹公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渊源，拙文《 补天考 》（大会论文）即有意尝试之作也。
《 新证 》一书，乃开创之作，继志之士，当为之发扬。士敏谨以此自勉。
这是1985年参加贵阳举行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之后不久的信。所谓“贵阳一会，颇为失望……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的感慨，大概是指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争名夺利的现象。其实全国的各种学会情况都差不多，人类的弱点知识分子照样有，这一类事是难免的。顾先生那时还有一些文学青年未泯的理想主义情愫，所以发此慨叹。顾士敏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考证是表相而思想是本质，在当时那种普遍的误解氛围里，的确是空谷足音。周汝昌于2005年4月25日给笔者来信有云：“能注意我研《 红 》以思想为重心的另一位是长沙的邱惕盈，似一年纪较大的文化人，诗、文字俱内行。在《 小传 》（ 指《 曹雪芹小传 》——引者 ）上批云：（ 针对“正邪两赋”的论述——引者 ）此为读《 红楼梦 》的根本关键，时间约在十多年前。”
往往是一些民间的颖慧人士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本质的体认超过了专业的“红学家”，这就是笔者所提倡的“人间红学”之理据所在吧。
宋健生于1963年，在天津市宝坻区邮电局工作，兼职宝坻区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在天津地方文献研究方面颇有积累。从1990年以来与周汝昌有通信来往，周汝昌给宋健的第一封信署1990年4月17日，是答复宋健为《 天津文史 》向周汝昌的约稿信。其中说：“宝坻旗营，是正白旗无疑，因是定制。以前，我只与丰润籍友人谈论（ 王家惠撰文说他手中有周汝昌给他的信八十余封——引者 ），未想到宝坻也有曹家村，且是满洲旗人之聚居处，大喜！请您务必再多下功夫调访研索。……宝坻之曹氏人，其面型大多数何似？有共同特征否？（ 如长、圆、瘦、尖…… ）盼能一告。丰润一水之隔，您有便也可一赴调查（ 有曹家坨子 ）。冀有收获。”
周汝昌与宋健的通信主要是讨论曹家祖籍等考证问题，涉及宝坻和丰润的一些情况以及张家湾出土的“墓石”之真伪等。宋健将保存的周汝昌写给他的三十五封信全部寄给笔者参阅，基本可得周、宋二人交往之全貌。
统览周汝昌给宋健的信，能得到几点明显印象。第一点是对曹雪芹家族历史演变真相的孜孜以求，所体现的仍然是一贯的多方考索、综互合参的特点。如：
前读津报大文，考崔口，言及白水坨，此则足下未尝于赐函中提到者。愚以为“黑山白水”，乃是古来常见之对仗语，然则雪芹之“黑山村”（指《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向宁国府交租之乌进孝来自黑山村——引者），莫非即隐射白水坨乎？因为实在是天造地设之巧对也。（辛九望日——按即1991年10月某日）
至朱女士（当指上海红学家朱淡文——引者）谓受田已归曹宣，余亦不敢遽言是非。宣卒甚早，其时兄弟二人未必“分了家”各码为事，愚意以为楝亭之语，意只谓宣年少，不虑产业俗事，须族兄教之耳。盖寅在江南，宣在京师，必其每年尚有到宝坻受田之老规矩，故与丰润来往不疏也。否则寅之“余家”似欠妥恰。不知足下以为如何？总之我尚不能遽信受田与寅无涉，不然他何必操这个心。（庚午腊廿四——按即1991年2月某日）
这是讨论曹雪芹祖父曹寅、祖叔曹宣与丰润、宝坻的关系。当然周汝昌也在信中紧接着说：“亦止系随手而叙，聊备参考而已。”
第二点印象是周汝昌对宋健为学为文的指点，也颇能显示关心青年的热心和治学作文都要“活”而不要“死”的主张。
你是英年，字写得好，我平生只是爱才，故愿与交往。你说的那部书要我题字的，我根本不知此事，我与他素不相识，绝无来往。世上奇事尽多，亦勿庸深讶（我平生常遇同类事，不少人说与我“熟识”）。你世路经历尚浅，久自能悟也。（庚午四月朔——按即1990年某日）
文章还是有些拖沓感（小有重复字句）。为文切忌复字，复则削弱笔力。再有我已说过，切忌多用“这是……的”语式。此乃最乏味的口气。应学会变换句法。（1993年9月11日）
你现在写不了文章，可是个“问题”。不过也没有什么大要紧，还是力争挤空读书为上策，必积学方能写出有斤两的文字。（腊廿五夕，1994年2月7日邮戳。）
你的文字，病在“太规范化”，一点儿也不能“自主”自己的句法，使之活便、自然些。此非你之过，“教育方法”所致也。另一病是句法弱，如用“……是……的”之句式太多。如此又死板又无味，像“文件”了。宜避之——变换之。（丙子四月初二夜书——按即1996年某日）
为这本书（指《 红楼家世 》——引者）写评，本是个难题，原不该“强加于人”，此文实难写。但（空格表敬——引者 ）大作还是很好，我已告知出版社程先生。……今日又接挂号函，提到在报端读及刘心武作家的“有感”，各人风格不同，“切入”角度亦异，无须“硬比”。刘先生文是笔活为主，不作“正面”“具体”摆叙，注入感情——此为文之善法，亦避难之诀也。（癸未三月十一，2003年4月16日邮戳。）
第三，从这些信也能看出周汝昌在某些争论问题中所持态度的“分寸”，以及学术争论中的复杂情况。如同一封“腊廿五夕”信中，就对“新丰润说”中刘润为对丰润曹家墓碑的“过度阐释”不以为然：“所询曹渊事，实见一月8日（ “一月8日”是原稿写法——引者 ）之文先报。丰润王家惠君先撰文考之（ 推测曾过继与曹寅 ），而光明报之刘君见之，遂出此新说，同付文艺报登了。我处所得信件，对刘文评价不高，表疑者多，盖本来是一种‘假设上的假设’，过于臆断了。我看未必能获重视，也难成立。”在1993年7月12日的信中则说：
丰润有进展，但又夹入了杨向奎先生提出“新说”，已公开披露，谓芹乃曹鋡之子。鋡为鼎望之幼子，而曹寅亦称四兄，若是其子，则辈份、年岁（生卒）、旗籍、经历……都将“成为问题”！杨老此说，未见具体论据，极易招来攻击——甚不利于“丰润说”（已是史实，而非仅是“说”了）。事情真是麻烦！你若涉足此“界”稍深，便知“五味俱全”——我已尝此味数十年了！！
这些信，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色。比如大多数信中都提到“极端繁忙”、“感到岁月之骎骎，人在忙中自不觉耳”、“因赶时间，又夜书，病目不能细写，仅供数行”等等，一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积极奋斗的生活状态跃然纸上。
宋健在周汝昌的鼓励下，对许多史迹作调查、访谈、考证，也的确十分努力。他利用邮局工作之便，为周汝昌搜集地方史料，还曾特意寻觅北京东郊通汇（ 惠 ）河两岸的详细地图，二人还互相关问健康，介绍医方等。周汝昌也写有两首赠宋健的七言绝句，内容是有关张家湾“墓石”的，当然是否定的意思，诗后附语“不可示人，否则必引祸招灾矣”，读来让人不禁莞尔。宋健还给笔者寄来两本《 天津文史 》，一本是1992年第1期，内刊有周汝昌《 宝坻与曹雪芹家 》；另一本是1997年第8期，刊有周汝昌《 水西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