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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就是张爱玲“红学观”和《 红楼梦魇 》的精彩华萃。周汝昌之所以对张爱玲大加揄扬，全出于这点“知己之感”。当然张爱玲祖籍丰润，也算锦上添花，“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 红楼 》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但无论回讽或揄扬，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大洋的阻隔，她生前都是毫不知情的。
《 红楼梦魇 》又是一部复杂的书，它既有上述烛隐洞幽的卓见，也有不少“令人惋惜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张爱玲对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成书过程”的“考据”推测，所谓“拆改论”和“分身法”。张爱玲的这些“考证”如果成立，那么《 红楼梦 》就不再是一本天才创作的伟大作品，而成了疵病多多的粗糙毛坯了。换句话说，张爱玲的研究有点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要写《 定是红楼梦里人 》这本书的根本原因。他的目的是通过具体深入的讨论，从“细部”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排沙简金”。应该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巧”的书，既弘扬了张爱玲红学观的“精华”，又扬弃了其“糟粕”。同时，借助张爱玲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使红学的是非通过“附骥”而得到了分辨和清理。对周汝昌这本书具体的评介就不必作了，还是摘录书封上咏叹张爱玲的一首诗吧：
扫眉才子女相如，梦里红楼景色殊。
早辨名貂联狗尾，渐疑颦黛幻仙姝。
云垂海立惊真本，鲥骨棠香恨佚书。
夺取狱神五六稿，鸿濛重启复还初。
周汝昌主要是以“红学家”名世的，其实《 红楼梦 》只是一个“代表”，更本质一点说，应该说周汝昌是一个中华文化学家。他曾说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分别代表了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阶段中华文化的辉煌。在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他又提出“中华文化的两条主脉”的命题，说一条主脉是仁、义等伦理社会道德基则，以先秦诸子如孔、孟等为代表；另一条主脉是才、情等文学艺术的特殊表现能力与方式，以《 诗经 》、《 楚辞 》为首的历代诗文大家为代表，而这两条主脉都在《 红楼梦 》中有极其高超美妙的涵咏、赞叹与评议。
周汝昌的这种主张并不只是某种宣言或概念，而是十分具体的，生动的，它体现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各种层面，甚至待人接物的言谈举止，写作的文风、造句、措词等微细的地方。比如他评价某篇文章的价值高低，就不仅看其内容、思想、观点，而还要看文章所洋溢的神韵、气韵、韵致。这是从那第二条“主脉”特别是《 诗 》、《 骚 》、《 庄子 》和魏晋风流一脉而来，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气质和修养，就会觉得有点玄，有点莫名其妙。比如周汝昌阅过拙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收入《 箫剑集 》）之后，就来信说：“吾弟手笔之最大长处，端在简净健举。盖为文必求笔能举重，复能包大，神气完足。此三者近世以来不多觏。胡适‘白话文’兴，更无人晓此。大抵平板僵直的‘堆话’‘砌字’，而文者杳乎其不可复逢。每为浩叹。如弟文之佳处，今之人便只看‘内容’而不知其它矣。……弟此文实为一大‘纲领性’文字，若在古昔，即必有‘笺疏’随之——即每段之下设有更细的具体的说解……然今久不知有此体矣（ 此皆‘白话文’造孽结果 ）。”（ 着重号为原信所有。丙子六月初三，1998年7月20日邮戳。 ）
周汝昌对中华文化的领悟和理解，说千道万，或可用发表于2001年11月16日《 现代教育报 》的答记者（ 特邀记者王瑞兵 ）问中一段话概括：“中华文化最大最基本的精神是‘活’，禅也是一个‘活’。这怎么讲？‘禅’是什么？禅是古印度传来的佛法，佛法怎么学？就像我刚才说的翻译的问题那么复杂，（ 梵语 ）那里面有个名词，这里（ 汉语 ）却没有啊，那可要了命，麻烦透了。印度哲学是个繁琐哲学，中华民族又要学习这么高深的思想、哲学，怎么办？不能用抠字的办法，‘活’就是一下子抓住那精神，‘禅’就是指这个。……《 红楼梦 》里，什么叫‘通灵’？要是一块山野之石，无知无觉，怎会有思想感情，即感受能力，中国将感、受、通、悟，融会一个大字‘活’！禅、中华文化正是这样。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讲：我的诗是‘活’法！什么意思？不是写得灵活，随便顺手而来。是讲诗里的东西用这种表现方式向你传达一个意境，或者一个道理，或者一个思想。……禅与文艺的关系，就是一个字——‘活’，是精神境界的交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来使你接受，这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抠字，当然，典故也要懂些，不然会不明白。禅正是如此，不立语言，禅一说一写就是‘糟粕’，把真挡住了。……文艺的表现是要让人懂得、领会、接受，佛说法，也是让你接受、领会，共同点在这，这种讲授的方式及我们的接受方式与西方不同。”
中华文化的“慧命”，就是通过曹雪芹和《 红楼梦 》，通过红学家周汝昌生动具体的“这一个”，通过他身上“学术成就”与“文采风流”的辩证统一，而得到体现，这就是周汝昌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意义。
2005年7月5日于大连痴慧斋
附录一：传主与作者
作为本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周汝昌先生交往的史迹，本来分散在各章节中。编辑建议抽出来单列一章，以方便读者阅读。那就作为“附录”吧。
笔者属于插队知青那一代人，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是个高中学生，1968年12月下乡插队，辗转蹉跎，浪迹江湖，到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姚奠中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作毕业论文时，本来并没有要作《 红楼梦 》研究，由于1980年暑假写了一篇《 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 》（ 后发表于香港《 抖擞 》学刊1981年第1期及1982年《〈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9辑 ），引发了探佚《 红楼 》的兴趣，又写了一篇《 史湘云嫁贾宝玉说 》，寄给了周汝昌先生，周先生于1980年10月31日赐函，予以热情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成了《〈 石头记 〉探佚 》，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我第一本学术著作。自此以后，与周先生墨缘不断，一直延续至今。
1980年12月18日，笔者写了一首步《 红楼梦 》白海棠诗韵的七律寄奉周先生：
红海飞潜众妙门，觅来珍异贮金盆。
芹溪恨未窥新证，脂砚情多返旧魂。
探佚始知花有影，续貂焉得玉无痕？
缟仙有翼今宵去，立雪乞梅月不昏。
周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又来信说让我用毛笔写成条幅寄给他，并且随信寄来一幅写在宣纸上的手书诗作，让我转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意思示范我如何写条幅。但笔者的书法没有功夫，最后只好恳请导师姚奠中先生代书，才完成了这一任务。
附带一提，罗元贞（ 1906—1993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好诗词，曾给毛泽东寄信建议毛改《 长征 》诗中“金沙浪拍”为“金沙水拍”，获毛亲笔简短回信，但终因“组织反动诗社”被公安机关侦办而入狱。他出狱后素志不改，仍给全国认识不认识的“诗家”经常写信寄诗，他给周先生也寄过不少诗，并要求回赠，周先生大概一直未回，此次借机会手书答幅让笔者转也，所书内容即周先生颇为得意的那首“千年一见魏王才”七言律诗。记得送到罗教授家，罗先生看了后对我说周先生没有盖印，不很满意。
第一次见周先生，乃1981年夏秋之际去北京，专程到周府拜谒，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楚。1999年12月25日笔者写过三首诗，回顾最早两次拜谒周府的情况：
欲拜周公访路标，狞眉青面女官僚。
芳园幸会邓编委，指点前街杨柳飘。
注解：1981年余初谒周宅，不知确址，因往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人事处询问。不意办公室之女干部态度甚恶劣，不仅不肯相告，且云这些人归我们管，不通过我们怎能私访云云。余又赴恭王府《〈 红楼梦 〉学刊 》编辑部，幸遇邓庆佑先生，相谈甚欢，始知周宅在南竹竿胡同某号。邓先生且送余出王府大门，为指明路向焉。
胡同轻叩竹竿南，想象潇湘凤尾间。
传语老周杂院坐，不知劫后正攻关。
注解：余入南竹竿胡同113号，见院中住户甚多，乃推一门而问，一中年男子出，貌状甚俗。闻余问周汝昌先生，乃指上厢房为老周家云云。余见周先生正于廊下负暄执卷坐读也。
京华半月戏研班，心证怡红去又还。
求得法书归镇宅，双星犹唱奈何天。
注解：1984年再谒周府，取回电视剧《 红楼梦 》八十回后打印脚本及周手书条幅一卷，所书者乃去年《〈 石头记 〉探佚 》问世后先生赋七绝句其中之两首也。诗末句谓北京昆曲研究院为戏曲研讨班演出新改编之昆剧《 长生殿 》。曹雪芹创作小说深受《 长生殿 》之影响，余探佚考论贾芸、小红即所谓“双星”，证合宝玉、湘云劫后姻缘，乃化用《 长生殿 》末回“重圆”中牛郎织女证合唐明皇、杨玉环情缘之情节，此亦大巧合事也。
第一次去周先生家，周家刚搬迁入南竹竿胡同不久，这是周先生一生搬迁几次中最惬意的一处住宅，是夏衍住过的房子。我至今清楚记得，时间已到午后，周先生坐在古色古香的居室门外花廊下，坐着凿花雕空的仿古式高瓷凳，旁边是瓷桌，手执一卷线装书，正凝神阅读，那形象颇有一点古代书生的风范。
笔者生性比较拘谨，初见周先生当然也是“执弟子礼”的，不可能过分“脱略形迹”，记得带了一瓶山西的酒去。这第一次面谒，印象最深的一是周先生对笔者当时的导师姚奠中先生的胸襟阔朗、有容乃大深表敬佩。因为那时周先生已经看了我寄去的姚先生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姚先生在这篇“前言”中开头就说“我不喜欢《 红楼梦 》……”却对拙著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周先生鼓励说要坚信探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深入搞下去，并说：“这是可以不朽的！”那种情不自禁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不过这也反映了周先生对自己红学体系的高度自信。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本来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应该说周先生也是深受这种传统意念影响的。“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大罪状，就是引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走白专道路，如果要“抓小辫子”，周先生说的这句话可是够典型的。
在周先生赴苏联访问前数月，即1984年7月21日至8月6日，笔者从山西大学去北京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