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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和崛起在一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和白人占主导地位的专业中，但所依靠的不是否认我的种族，不是把它视为阻止我的锁链或需要逾越的障碍。别人可能利用我的种族反对我，但我决不用它来跟自己过不去。我的黑色是自豪、力量和鼓舞的源泉，就如我是一个美国人一样。我开始立业时就相信这样一个美国，在这里，只要机会均等，任何人都能通过苦干和信仰获得成功。我仍然相信这个美国。
5月2日早上，我去厨房喝咖啡，顺便浏览了一下桌上的《华盛顿邮报》。
我居然上了头版。鲍勃·伍德沃德的书《统帅们》几天后将出版发行，《邮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该书的报道。这篇文章是本书日后一连串宣传造势活动的头一炮。5月5日，《邮报》的《书籍世界》将《统帅们》作为其主要的书评对象。5月13日，《邮报》所拥有的《新闻周刊》杂志刊出来的封面报道有我的照片，通栏大字标题是《违心的战争鼓吹者：通往战争道路上的疑虑和分歧》。《邮报》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一下子成了伍德沃德所谈五角大楼和白宫生活轶事中的主角。我对他描写我的总体情况没有异议。但是传播媒体排炮式攻击的重点在该书的几页上，这几页暗示我在海湾战争问题上私下里反对总统，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旨在通过引发争议而使伍德沃德的书成为畅销书。违心的战争鼓吹者这一主题使得本来反对战争的国会议员和其他反对派可以说：
“看，鲍威尔真的在我们这边。”
在我受到传播媒体和华盛顿小道消息的攻击时，除了几个挚友的电话外，我的电话机出奇地寂静无声。我的上司迪克·切尼对我一声不吭。我忽而寻思，看到我受人教训，切尼也许很高兴。我本性善良的一面在说：迪克就是这样一种人。你自作自受，自己想法脱身吧。
在这一报道刊出的当天上午，白宫接线员在电话中说，总统要和我通话，我心神不定地等着。总统来电话说：“科林，别理这种无稽之谈。不用烦恼，犯不着跟他们生气。”
“谢谢，总统先生。”我说。
“巴巴拉向你问好。再见。”电话挂断了。
那天下午，不管是在讨论关于农业政策问题的会议上还是其他场合，都有记者追着总统询问关于我的问题的更多情况，问的都是伍德沃德的书中写的。总统说：“谁也别想在鲍威尔和我之间制造矛盾，我不管他们出了什么书，提到多少匿名的消息来源，我也不在乎他们没有耳闻目睹，就道听途说……”
我决不会忘记在我最需要朋友之时，美国总统的这一片赤诚之心。
5月22日，切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你将被继续任命为主席。”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的任期要到9月30日才到，还差4个多月呢。我对迪克表示了感谢。他说：“这是总统的主意，他想早点重新委任你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用不着背我的包袱，”我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好好考虑这件事。”
切尼说：“你不了解，关于你在政府中的地位目前有不少猜测，总统想借此消除这样的议论。”
“他想什么时候宣布？”我问。
“明天。”
第二天，我来到玫瑰园，乔治·布什指着我对记者和前来的官员们说：“我现在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表明我对他能力的巨大信任和我对他的极大尊重。”
总统说完后，我接着发表了简短讲话。美国广播公司的布赖特·休姆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将军，最近关于海湾战争的报道提到你至少对使用武力的选择方案……存有一些严重的忧虑，请你就此谈谈看法好吗？”
我刚要开始回答，总统机敏地把我推到一边说：“我只想郑重其事地指出，他说了他的想法；他是公开说出来的。”他回忆起那一天，当时我提出了要萨达姆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平建议的截止日期，于是说：“我认为，当时所有的选择方案都想尽了……在沙漠中划一条底线的功劳应当归于科林·鲍威尔，而不是别人。”总统指向白宫的第二层说：“就在那间办公室内。”这方面的提问就此终止，关于《统帅们》一书的争论也暂时沉寂了下来。乔治·布什在我需要扶一把时把我扶了起来，掸掉我身上的灰尘，并护着我。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对我来说，战争在2月28日并未结束，我们仍面临着撤回国的一系列的后勤问题，要把数十万军队和大批的装备运回国内，这与运来时一样不容易，我们还得落实“给予安慰”行动，而且还要等争议平息下来。6月初，阿尔玛和我最终设法躲到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在我们的密友格兰特·格林和金格单·格林夫妇的家中度几天假。我发现格林在小溪旁的两棵树之间架起了一张吊床。我爬上吊床，感到彻骨的疲劳在近一年中终于第一次开始迸发出来。我睡得像死人一般。
战争终于结束了。
7月22日，我飞往苏联，与我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举行另一轮建立信任会晤。阿尔玛与我同行。当我们与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妻子加拉重聚时，好像是一个好家庭重新团聚一样。歇脚不久，我就被拉去观看红军表演性的演习。伞兵的跳伞动作设计得活像跳空中芭蕾；他们让我参观食堂，向导力图让我相信，苏军的军需主官就是埃斯科菲耶①；他们还让我参观战斗机、T—80式坦克和AK—47式步枪，直到我累得快要叫起来。苏联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送我一件礼物——手枪。如果我把苏联人这几年送我的苏制武器都佩带在身上，绝对像全国步枪射击运动协会宣传画中的人物。
①埃斯科菲耶（1846—1935），法国烹饪大师，有“厨师之王和王者之厨”之称。——译者注。
海军节那天，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观看闪闪发亮的各类舰艇进行模拟海上战斗。这次演习同我们看到的每一件事情一样，都有薄薄一层气度非凡的虚假外表。在外表的后面，破败的景象一目了然。我被允许参观精锐的伞兵部队，但是我要看看从东欧撤回的苏军的生活情况的请求却被拒绝了。食堂里张贴着花哨的照片，共有7组搭配均衡的食品，它们与从公用大桶中盛给红军兵士的大锅菜极不相称。在为我们表演的闪闪发光的战舰后面，我们看到了码头上到处都是锈迹斑斑的舰船。与我同行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杰里·约翰逊海军上将以专家的眼光审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后说：“这是一支该退役的舰队。”我此行中遇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已不再是出席早几次首脑会议的极有自信心的人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中，他所经受的连续不断的打击好像已把他打翻在地了。
在这次旅行中，我试图会见普通的俄国人并同他们交谈，但莫伊谢耶夫不断把我引向装甲运兵车。我们于星期五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我们驱车进城的过程中，我发现大批人向相反的方向行进。然后，到了星期日夜里，当我们乘车回机场时，情况正好相反。我向司机打听。“人们分到了自留地，可能有500至600平方米，”他说，“所以一到周末，他们就去乡间照料菜地。他们在国营商店中买不到像样的东西。菜园子给他们增加一点吃的，可能还有点收入。他们像蚂蚁一样工作。你应当看看他们生产的东西。”个人小块自留地生产的东西按相应的比例计算要比集体农庄生产得多。
7月28日，我们准备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飞回国内，当时在将远东军区的一件礼品装进我们的707飞机时遇到了麻烦。他们送给我一个硕大的麋鹿头，留着角，安装在一个沉重的木质底座上。装箱后，麋鹿头需要4个壮实的俄国兵才能搬上飞机。
莫伊谢耶夫和加拉前来送行，我们4人的周围布满了一层被闪光灯吸引而来的西伯利亚蚊子。我紧紧拥抱莫伊谢耶夫说：“米沙，保重自己。”我这是一片真情。我对这个诚实的军人产生了好感，而且我为他担心。我看到一个栖息在一座行将倒塌的建筑物上的人。他眼中瞬息即逝的伤心神色告诉我他理解我。我们大家拥抱告别后，阿尔玛和我登上归途的飞机。
至于麋鹿的头，当我们在迈尔堡6号住宅内展示时，把我的两岁孙子吓得半死。我最后设法将此野兽的头转移到离它出生之地稍近的地方，至少是象征性地靠近些。我把它送给了我的朋友特德·斯蒂文斯——阿拉斯加州的资深参议员，悬挂在他的办公室内。
8月19日午夜过后20分钟左右，我刚睡着，就接到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值班军官打来的电话。有人正发动政变想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布什总统在缅因州肯纳班克港的避暑地。副总统奎尔在亚利桑那州。切尼在加拿大钓鱼。吉姆·贝克在怀俄明州钓鱼。我“一个人在家”。我给切尼的副部长唐纳德·阿特伍德打去电话，迅即把情况告诉他。我按了常按的按钮，发现苏联常规武装力量的警戒状态没有变化。苏联人有一个系统叫“加盖夫”，使用一个公文包大小的装置，一旦发生核危机，一小批领导人可以用来互相通信联络。我们能够监测这个系统，并且了解到苏联的核态势也无变化。
布什总统很快回到华盛顿，摆出一副等着瞧的姿态。那天我得去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按预约进行年度体格检查和紧张程度测试。当时感到有点紧张吃力。政变后的那天，总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把“八人帮”召集到寓所。
总统问我：“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科林？”
我说：“你注意到坦克怎么开进莫斯科的吗？它们走在道路的中间，没有特定的前进方向。人们挥着手，把鲜花献给坦克手们，同他们交谈。”我指出，没有坦克封锁克里姆林宫或俄国议会，没有部队接管中央电话交换局，而这些都是政变期间的标准的操作程序。“所有这一切说明，总统先生，”我继续说，“政变的密谋者不掌握军队。军方不支持这次政变。”我还记得在电视上见到5位愁眉苦脸的政变领导人，他们很快就消失了。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吉米·布雷斯林书中描述的情况：这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我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人能否打翻捕狗员①并接管狗栏。
①捕狗员，俚语，指美国政府部门中最低级的官员——译者注。
没过3天政变就垮台了，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未遂政变标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束，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末日的到来和鲍里斯·叶利钦的崛起。未遂政变策划者之一季米特里·亚佐夫由我的朋友米哈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