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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赞赏“石子俱乐部”的精神，他们时时为我操心。从此以后，我也留心发现年轻的黑人军事人才，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抱负。军队里的黑人互相关心照料做得可能比任何其它美国组织里的黑人都要好。我认为，我们堪为其他黑人社团的楷模。
“石子俱乐部”也有轻松愉快的好时光。我们主要的社交活动是一年一度的黑人晚餐会，或者如阿尔玛所说的“特殊心脏病节目”。这种社交生活与在利文沃思堡时一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同的文化渊源使我们聚到一起，这与玩保龄球的人或者牙医喜欢凑在一起没什么两样。当黑人聚到某个角落里去听他们喜欢的那种音乐或跳他们喜欢的那种舞蹈时，我总想对我的白人朋友们说：“别惊慌，我们不过是开开心而已。”
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当以后回想起来时，你可能会说，不论是好是坏，那是个转折点。对我来说，这一时刻于1971年11月降临了，当时我仍在德普伊将军的办公室工作。步兵人事处的一位少校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送一份8页长的申请表来，让我在那个周末前填完。申请什么？我问。申请当白宫研究员。我一点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待他解释完毕之后，我说我不感兴趣。我已经在五角大楼最负盛名和最有可为的办公室工作，不想再跳槽。再说，当白宫研究员一事对我来说似乎太勉强了，因为我已35岁，已到了该项计划规定的年龄上限。
那位少校明确地讲，步兵人事处不是在请求我，而是命令我这样做。因为军方提出申请的候选人寥若晨星，当时的国防部长M·莱尔德十分不悦。因此，步兵人事处仔细梳理了一遍人事档案，寻找合适的人选，我被选上了。我填好表，附上要求的证明文件，按时交了上去，随后就把它丢到脑后去了。申请者有1500多人，我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白宫研究员计划是根据约翰·W·加德纳的主意实行
的。当时他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他的想法是，招一些年轻的新人，尤其是私营部门的人，进入联邦政府的最高层。目的是使未来的美国领导人更好地理解政策是怎样形成的，政府又是如何运作的。加德纳说服约翰逊总统采纳了他的建议。到当时为止，该计划已实施7年了。已经当过白宫研究员的人中包括大公司经理、专业带头人、杰出的学者，还有几位军官。该计划成效卓著，以至于有些研究员在尝过华盛顿的滋味之后干脆就不想走了。他们或参加国会竞选，或想法通过任命再回到联邦政府高级职位上来。
申请表上要求回答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想成为白宫研究员。我本人并不是特别想当这种研究员，但还是尽可能做了最好的回答。由于在越南问题上存在争议，美国军方与人民开始疏远。我认为，在民主国家里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所以，在了解政府如何运作的同时，我想让平民界也看一看军队的军官头上并没长犄角。1972年6月，纽约市立学院取消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计划，这使我深切地感到了军地间的鸿沟有多大。那座我曾呆过4年的后备军官训练大楼，竟被拆掉了。后备军官训练计划高峰时曾达到过一届1400名学员，最后一届上课的却只有81人。可见人们对军队的兴趣降到了最低点。这种衰退之所以让我悲伤，其原因不仅仅是感情上的联系。在以民选文官控制军队为立国之本的美国，军官在公民中的来源锐减实属不幸。
白宫研究员资格申请交上去几周后，我得到消息说，我通过了第一轮筛选，成了130名被邀面试者之一。我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计划。结果，进入决赛时名单上只剩下33人，而我仍在竞争者之列。随之压力也来了。消息传到老家亲戚那里，“科林要去白宫了！”“是的，要去给总统当帮手。”我要这时落选了可怎么办？我好像都能听到人们在窃窃私语：
“他在什么地方出了岔子？”“真让全家人跟着丢脸！”
5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在老行政楼前与其他几位进入决赛圈的人一起登上一辆大客车，向着艾尔黎府驶去。这是弗吉尼亚州沃伦顿附近一处豪华庄园，已改作会议中心。在继后的3天里，我们将在选拔的最后阶段在那儿被人刺、受人戳、挨人拧。最后将剩下17人。在车上，有人发给我们一个资料袋，里面装有各个候选人的简历。这是我们首次有机会衡量对手的情况。我坐下翻阅资料袋中的资料，一位年轻的黑人在我身旁坐着。他自我介绍说是吉姆·E·小博斯蒂克，南卡罗来纳州人。我瞥了一眼他的简历，他是第一个在克莱姆森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黑人，年方24岁，是进入白宫研究员决赛圈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在这些人里干什么呢？”我对博斯蒂克说。他看着我，显然是在考虑我的军阶和年龄，似乎在为同一个问题心里正犯嘀咕呢。这次乘车途中我得知，博斯蒂克是南方一户贫穷人家几个孩子中的一个，家里大部分人都是重体力劳动者。有人在他身上发现了特殊才能，于是良师益友们——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帮助他发挥出了自己的潜能。如果没有受到人注意，他也许会像弱小的幼苗一样很容易就枯萎了。
我们在艾尔黎府一住下，气氛就变得介乎于大学生联谊会为争取新会员举行的社交聚会与警方审讯两者之间。我们被指定轮流参加一系列面试。那些令人肃然起敬而又难以对付的“委员们”，他们的水准至今尚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的一位身上便可见一斑。他是M·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提问时故意刺激你，目的既是想搞清楚我们到底懂多少东西，也是想判断一下你的沉着应对能力和个性特点。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候选人轻声说：“弗里德曼博士，我对您写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一书印象深刻。”“真的吗？让你印象深刻的那部分讲的是什么？”一阵死寂。这个可怜的家伙显然除了知道弗里德曼所著书籍的书名之外毫无准备。
最后一轮面试是在星期天晚上进行的。委员们想出了一个颇怪诞的方法通知评判结果。午夜时分，我们门下会突然塞进一张小纸条，通知我们是否达到规定的标准。在此期间，我们可随意进行交谊活动。在军队候选人中，我与B·巴克斯特、J·弗莱尔、D·斯蒂克尔，还有来自肯塔基州政界豪门的L·小纳恩很投缘。我们都习惯于被人打分，都经历过比选拔高级外科实习医生更为严峻的考验，所以当晚我们在一起，一直玩到深夜方散。当我回到房间时，发现一张纸条，上写道：“祝贺你！我很高兴地通知您，您已被总统委员会选为1972—1973年度的白宫研究员，谨致诚挚的敬意。A·E·杜威主任。”
翌日上午，我们又坐上那辆大客车到白宫去参观。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首次参观既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又让人感动。参观一结束，我们就又回到了现实世界。我坐进自己的1963年产贝尔艾尔车，驾车赶回戴尔镇。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和18街的拐角处，我看到博斯蒂克，他也是入选者之一，现在却像一个迷路的小男孩似的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那里，显然无处可去。我热情地请他上车，把他带回我家。他和我们一家很快就相处得十分融洽。后来，他投身商界，在佐治亚—太平洋公司干得非常出色。他与E·霍华德结婚时是我作的男傧相。他娶的是一位军界先辈E·霍华德上校的女儿。霍华德上校194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时间正是各军种取消种族隔离之后不久。博斯蒂克成了我从来不曾有过的小弟弟。2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忠实可靠的朋友。
由于要为白宫当研究员做准备，我同德普伊将军和副参谋长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一一道别。假如今后几年陆军能搞出什么像样东西的话，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非凡的德普伊将军及其工作班子的远见卓识与冲天干劲。他身边的一些中校军官后来晋升到了四星上将，单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他们的才能不一般。这些四星上将中包括：M·瑟曼，杰出军人的化身，众所敬畏的思想家与领袖人物，后来当了南方总部司令；L·梅尼特里，驻韩国美军司令；F·马哈菲，本来要就任陆军参谋长的，但因患脑瘤病不幸于52岁时倒下了；还有后来当了陆军参谋长的C·沃诺将军。
白宫研究员为期一年，我明白自己应在那个闻其名即令人敬畏三分的机构——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度过为好。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及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一段时间使我懂得，预算之于组织如同血液之于循环系统，而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控制着各个部门的颈动脉。它虽最不为人理解，但却是华盛顿最强大的联邦政府机构。
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一位个头不高但精瘦结实、富有魅力且精力充沛的人接待了我，他名叫弗兰克·卡卢奇，是局长C·温伯格的副手。卡卢奇在“环内”人物的心目中早已小有名气。作为一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在扎伊尔平乱时他曾被人刺伤过。后来，当洪水袭击宾夕法尼亚州时，他这位多才多艺的前外交家又帮助搞好了救济工作。
我被接纳为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白宫研究员后，不久就结识了温伯格麾下另一位成员，美国第27任总统的孙子威廉·H·塔夫脱四世。塔夫脱任温伯格的首席助理，他是我在陆军部队中从未遇到过的那种人。威尔（塔夫脱的昵称）博学多识，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不亚于官场权术。
前4个月我是在管理与预算局的一个分支——新行政大楼度过的。之所以谓之为新，系相对于老行政大楼的主要处室而言的。老行政大楼坐落在白宫近侧，是19世纪一座雄伟壮观的堡垒式建筑。开始我想干些可有可无的工作，结果却证明这工作实际上很刺激，甚至可以说很有用。F·D·罗斯福总统曾评论说，联邦政府机构像一只巨大的怪兽：你朝它尾巴上踢一脚，两年后它脑子里才会感觉到。罗斯福总统说过此话后这么多年，情况依然如故。尼克松总统下达过不少指令，可是谁也不晓得这些指令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的下文。
我的任务就是了解这些指令的落实情况。
此时，一位妇女进入我的生活，使我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所度过的日子颇为丰富多彩起来。她就是行政处处长韦尔玛·鲍德温。分到管理与预算局的白宫研究员都由她照管。没地方停车吗？韦尔玛给我这个新来者在大名鼎鼎的老行政区院里找了个停车位，于是我便斗胆把自己漆的“雪佛兰”车停在了那里。感觉被排斥在部门的重要事务之外吗？韦尔玛会让你去参加重要会议。需要预先提取旅差费吗？韦尔玛会找到钱。不过，韦尔玛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告诉我在每个机构都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一个职业行政官员。他们知道资金在谁兜里放着，知道怎么避开公务员行政管理部门繁琐手续的卡掣雇到人手，还知道人死了如何处理后事。韦尔玛解释说，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蟑螂都死了很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