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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达尔还对十字架表示担心。我告诉他，我们的官兵已奉命把十字架戴在T恤衫里面不得外露。
但是，对那些身着T恤衫、裸露双臂驾驶车辆的美国妇女怎么办？阿拉伯的敏感问题看来是没完没了的。实际上，我们的女军人已引起了一场微型的社会革命。沙特妇女看到她们开车，有的也开始亲自开车。她们触犯了伊斯兰法，结果都被逮捕了。
班达尔和我达成了一项最后的君子协定。如果由于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沙特人之间的性行为产生了任何麻烦，他就打电话给我并让我们迅速将该美国人送回国，在伊斯兰法实施之前由我们自己给予他适当的纪律处分。结果是在这方面引起的麻烦最少。美国军队在这个地区的违法事件的比率低于通常的比率。我为他们的遵纪守法感到骄傲。但是，坦率地讲，良好行为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另一条阿拉伯戒律：我们不准驻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人员喝任何带酒精的饮料。
在我访问期间，士兵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轮换问题。呆多久其他人才来替换他们？这一问题触及我们所作承诺的核心。总统是不是要等到长期制裁宣告结束？如果是，那就需要进行部队轮换。或者总统是不是会决定发起进攻？如果是，那可能意味着部队要在这里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们要让几十万不安的年轻美国官兵在那儿呆多久。他们头顶炽热的太阳，受制于伊斯兰的清规戒律，心里却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将怎样行事。
在沙特阿拉伯，我目睹了大规模兵力集结的开始阶段。盟国军队也开始来到，英国是第一个。海湾国家投入了一支联合部队。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国家，也投入了兵力。最终共有28个国家派兵参战，不能派出部队的国家则给了财政上的支援。
多年来我们在北约一直计划打大规模的联盟战争。但我们想定的战争是在山林之中与苏联对手作战，而不是在沙丘上与阿拉伯敌人作战。从危机爆发时起，我就花了很多时间与北约组织国家或其他盟国的对等职务的人联系，或者在电话上与他们打交道。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相当的人对其政治领导人负责，就像我对切尼和布什负责一样。很幸运，对这次冒险活动投入很多的盟国都拥有其杰出的防务领导人。英国皇家空军元帅戴维·克雷格爵士和我关系密切。我和法国的莫里斯·施米特上将、意大利的多梅尼科·科尔乔内上将、加拿大的约翰·德沙特兰上将，以及土耳其（该国为我们提供基地）的多甘·居雷斯上将都有着牢固的关系。
领导这么一支多国部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面临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参加海湾战争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都希望确知它的军队将被怎样使用。施瓦茨科普夫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是能把这么多复杂的军队融合成一个战斗集体，而不触犯几十个国家的元首的尊严，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
施瓦茨科普夫还善于同他的阿拉伯主人打成一片。他年轻时曾生活在该地区，并认真学习过阿拉伯文化。魁梧而不信教的诺姆能与阿拉伯人坐下来喝茶，并像深交朋友一样与阿拉伯的上流人士亲切交谈达数小时。他成了法赫德国王最喜爱的一个人。班达尔的同父异母兄弟、空军中将哈立德·本·苏丹亲王被任命为阿拉伯各国军队的总司令，并成为施瓦茨科普夫与皇族的联系纽带。尽管偶尔有些争执，但俩人能顺利地共事。哈立德具有皇室的影响力，能把事情办成。他也是大个子，很有韧性，与诺姆共事堪称旗鼓相当。
9月15日，星期六夜晚，我结束了马德里和中东之行回到了家中，我盼望着过一个安静的星期天，消除时差造成的疲劳。但事与愿违，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去厨房喝咖啡，阿尔玛已坐在桌旁，并指着《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给我看，标题是《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依靠空袭》这在当时是最糟不过的信息了。总统已经受到有关空中力量的过分渲染的影响。在一次会议上他告诉我，“科林，从来还没有对这些人认真地轰炸过。班达尔对我说，只要几颗炸弹，他们就会垮掉。穆巴拉克、土耳其的奥扎尔，他们大家也都对我这么说。24小时之内我们就能把他们打垮。”
我理解他的急切心情。他不知道他为源源不断地向远方防区运兵、建立国际联盟和保住公众的支持所做的努力能维持多长时间。空袭具有很大吸引力，它能神速地像动外科手术一样一举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可能会凭借空军赢得一场战争，尽管迄今为止，从来无人做到这一点。我告诉总统说：“利用空中力量的麻烦是，你把主动权交到敌人手中，由他决定到什么时候才算受不了了。”我们正在计划一场全面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太空——战争，要打掉萨达姆手中的决定权。
给《华盛顿邮报》提供消息的是迈克尔·杜根上将，他在3个月前刚接替拉里·韦尔奇的空军参谋长职务。他也是刚结束沙特阿拉伯之行归来，在旅行途中他会见记者，同他们进行了连续数小时的准予发表的谈话。这是一种极其勇敢的行为，但不太慎重。关于他向记者们讲的话，我以前曾两次告诫杜根，指出他的讲话与政府的政策不一致。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还不到10天的时候，他公开声称空中力量能解决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华盛顿邮报》援引杜根的下述谈话，说什么“空中力量是我们国家现有的惟一解决问题的手段”；什么以色列人曾告诉他“伤害萨达姆的最好办法”是以他的家庭、私人卫队和他的情妇为打击目标；什么杜根并不“担心”在选择轰炸目标时受到的政治制约；什么伊拉克空军只有“很有限的军事作战能力”；以及什么伊拉克陆军“没有战斗力”；如此等等。《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最后援引杜根对驻扎在沙漠中的一个F—15战斗机中队所讲的话：“美国人民将支持这一作战行动，直到把尸体袋送回国为止。”
在这一篇报道中，杜根把伊拉克军队说得不堪一击，还说什么美军指挥官听从以色列的劝告，这一看法对我们力图建立的阿拉伯联盟是致命的破坏。他提倡进行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的政治暗杀。他声称空中力量是惟一的选择方案，并摆出一副忧伤的样子说，美国人民不会支持政府的其他任何战略。杜根并不是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他无论如何不应对作战问题妄加评论。他的讲话显然是为争夺空军的荣耀。在一次访谈中，说了这么多失策、轻率和狭隘的话，这在美军高级军官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打听到杜根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参加一个会议，便打电话把他从熟睡中叫醒。我说：“迈克，你看过《华盛顿邮报》没有？”
“没有。”
“那么，让我读给你听听。”我逐段地读了这则报道。他似乎并不在乎。
我随后打电话给切尼，他也没有看过《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我们碰上麻烦啦，”我告诉他。他说，在他读了这份报纸后就回电话给我。
切尼很快就给我打来了电话：“真愚蠢，愚蠢，愚蠢透了！”
“你想怎么处理？”我问。
“我将通报斯考克罗夫特，随后我要沿着切萨比克—俄亥俄运河边散散步。”他回答说。
我再次打电话给迈克·杜根，告诉他我已经跟切尼谈了，并要他做好思想准备。我知道那天上午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节目，政府官员在屏幕上出现的一个传统作用是对有负面影响的周末报道实施“损失控制”。我说：“等着挨批吧，如果在电视广播网上出现，不必惊慌。”
迈克只回答：“行，是，我做好准备。”
不出所料，斯考克罗夫特坚决驳斥了杜根的言论。
在接着到来的星期一早晨7时45分，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仔细阅读夜间的情况报告，并透过我的单向透明的聚酯薄膜窗户看到乘班车的人纷纷来到，这时候切尼打来电话。他要我马上去见他和副部长唐·阿特伍德。我刚关上门，切尼就说：“我要撤迈克·杜根的职。”
“迪克，”我说，“我们能不能谈谈这件事。”
“我要撤杜根的职。我对他已失去信心。”
“我们要确保罪有应得。”我说。我注意到切尼的表情阴沉得像是硬化了的水泥板。
“你一离开这房间，”他说，“我就打电话给杜根，我要撤他的职。”我设想——后来证明正是这样——切尼已经获得总统的批准。
在切尼手下，如果你犯了严重错误，他总是要做明确处理的。我当时的工作是开始物色一个接替人，因为在五角大楼日落以前杜根就将离职。早些时候，在一次太平洋之行中，我会见过梅里尔·“托尼”·麦克皮克上将，一个精悍的战斗机飞行员，54岁，精力充沛，富于想象力。有人曾提醒我，麦克皮克是一个机灵鬼，他能一下子想出10个主意，其中只有3个可能是正确的。我想，出主意能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就算不错了。他思路活，不是一个庸才。于是，我向切尼和空军部长唐·赖斯推荐了麦克皮克。恰好正中他们的意，这样托尼就成了新的空军参谋长。杜根即将被另一个空中力量拥护者所接替，我希望后者会更谨慎一些。
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困惑不安。9月24日我到切尼办公室说：“迪克，总统确实越来越急躁不安了。他老问，我们究竟能不能靠空袭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
切尼说：“是的，他担心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俩都理解总统的焦躁不安。早在8月15日我就对他说过，他不得不等到10月的某个时候才能决定是继续制裁，还是打仗。乔治·布什对“沙漠盾牌”行动已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他的政府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几乎已陷入停滞状态，因为海湾问题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他不认为他能无限期地拢住国际联盟。
我问切尼：“您知道诺姆、军种参谋长们和我是怎么想的？在没有部署好能确保胜利的兵力以前，我们不应发起攻势。而这需要花时间。”
“那你想怎么干？”切尼问。
我说：“目前我们的政策是希望制裁起作用。”但是到下个月总统就必须决定是继续制裁，还是不断加强兵力以进行战争。“我想我们有必要向他较详尽地阐述长期的制裁和绞杀是怎样起作用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摆明有利和不利之处，这样总统可能会采取除战争以外的办法。我接着说：“与此同时，兵力集结应继续进行。”我已与日克和斯考克罗夫特讨论过这类办法。贝克感兴趣，但斯考克罗夫特与布什有同感，对长期制裁缺乏信心。
切尼说：“今天下午总统有时间，我们去他那儿，你可向他摆明全部情况。”在迪克和我去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我只有匆忙写些发言要点的时间。
那是一个温暖和令人发困的秋天的下午。总统坐在桌旁正与斯考克罗夫特和苏努努谈话。国务卿贝克和国家安全班子的其他成员都没来，因为这是一次临时的碰头，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会议。我发现布什有点心不在焉。我没有把握说总统是否愿意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