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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学生闹起风潮来，有个学生把训育主任张秉钧打了。这个学生叫张正安，是班长，打了张秉钧一个嘴巴，学校要开除他。曹禺很同情他，就和陈治策一起为他说情，终于免去了开除的处分。张正安现在已经是７０岁的老人了，他写信给曹禺说，“幸亏万老师陈治策老师帮助弄了个留校察看”，“几十年来，我没有忘记过万老师一天。一则是万老师的教诲，再就是对我的爱护”。
曹禺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茶，在那里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在街上过往的人们。
观察生活是他的习惯。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笔记下来。每逢江安县城赶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馆里去，这样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的。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物，使他发生了兴趣，就尾随在这个人的后边。这个人原来是江安的一个大地主，叫黄久安。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住他，人又不认识，很奇怪，有点害怕了，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躲藏起来。黄久安的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教授万家宝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这才使黄久安放下心来。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发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磨，怎么做浆，又怎样点卤，怎样把豆腐压出来。这样，接连观察了三天，天天在那里细细地看着、琢磨着，有时还问问这位老婆婆。似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临走时，他给了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
他对人物是最有兴趣的，只要引起他的兴趣，他就设法了解和接近。张安国回忆说：“《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有模特儿的，江安有个知名人物，叫赵子钊，在北京当过国会议员，抗战时回到江安。他的女婿周宝韩，是个留德的学生，什么本事也没有，好吃懒做，就住在老丈人家里。周宝韩的祖父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提督，太平天国时，在清朝军队里。周宝韩是个公子哥，他留学是学工程的，学的也不怎么样，连个职业也找不到。可是，他那种公子哥的脾气习性却依然保留着，后来，才通过同学关系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当了一个总务处的小科员。他很像江泰。还有一个清朝的秀才，也是江安的士绅，他叫黄荃斋，是个廪生。他和我父亲相识，曹禺就通过我的父亲找到他，向他打听旧式婚姻的礼仪、习俗，问得十分仔细，订婚是怎么一个规矩，结婚仪式又是怎么样啊！怎么闹洞房啊！这恐怕同他准备《家》的创作有些关系。他把这些都记到他的本子上。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间还流传着曹禺的一些故事。”①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厌恶的是耗子。四川的老鼠是很有名的，人称“川耗子”。江安的耗子是够厉害的，一是个大，二是多，到处都有。在办公室，在家里，都有耗子出没，可谓无孔不入。吴祖光曾专门写过一篇曹禺和耗子的故事，他说：“曹禺最憎恶、最怕的是什么？是耗子。”“耗子给他这么大的刺激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年在一个小城里教书的时候，曹禺已在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个厚本子。可是有一天他偶而打开抽屉时，那本册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只要我们懂得一个作家怎样珍惜自己的心血，我们自然也会担负一半对耗子的忿恨吧？”“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路上碰到曹禺，便一同到学校去。他说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别凶，右肩上时时发抖，这病象的确是不寻常的。下了课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经坐在那里，说肩上抖得很凶，心里也不好过。所以告诉学生说胃病犯了，早点下了课。说着说着又抖起来了。他用力一按——‘哎呀！’他脸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说我们有多么惊奇！他匆忙把棉袍脱下扔在地上，掩着脸，一溜烟跑到墙犄角。棉袍里子上爬着一只大耗子，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当然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里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①
吴祖光的回忆自然是真实的，那时，他已是剧专的教师了。吴祖光比曹禺年轻，很尊重曹禺，经常到曹禺家里吃饭聊天。吴祖光把他的第一部剧作《凤凰城》写完，就是请曹禺看的，虽然说这部处女作还不够成熟，但曹禺却从中看到吴祖光的才华和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他很快读完，据说还做了些润色，但是曹禺却说：“我是看过，却不敢说润色，祖光才气过人，经历丰富，中文底子厚实，他读的书多，看的戏也多，为了写《凤凰城》，他还亲自去找过苗可秀的母亲。那时，我就觉得他的戏写得很扎实，这是他的第一部戏，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越写越好了。我是很敬重他的。”②至今吴祖光仍然说：“曹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的确，他们之间有过一段难忘的友情。
吴祖光对曹禺的性格是十分了解的，他曾这样回忆说，“家宝这个人，你同他谈话，他时常出神，心不在焉，你问他，他说他没听见，他让你再说一遍。他根本没听你讲话，他在想他个人的心事，可能正想着戏里的情节。他有一个动作，他右耳上有一个小肉瘤，俗名子耳，他经常摸着这个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张瑞芳曾说，这是曹禺的‘灵感包’，一摸它，灵感就来了。他有时还把一张纸叠起来，把顶部揪掉，展开来纸上有一个小洞，他便用这个小孔去套那个‘灵感包’，可笑极了。还有，他在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为他的左腿绊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缘故。他看戏的时候，也许他就没看，好戏还是吸引他的。他脑子里总是想他自己的事，他总是‘心有专注’。他胆小，拘谨，怕得罪人。”①郑秀的性格和曹禺是不同的，脾气急躁，爱清洁，处处都要干干净净，不大爱看戏。曹禺却是个不修边幅的人，生活上的小事很随便，郑秀常逼着他换衣服、洗澡，他却说，“你要讲卫生嘛，我偏不讲。”郑秀就把水、肥皂、毛巾、换的衣服都准备得好好的，把他推进浴室里，把门反锁上。可是曹禺却偷偷地带了一本书进去，一边看书，一边拨弄着水，发出哗哗的水声。郑秀以为他洗澡了，放心了，就去做别的事情，等到回来，看他还没有洗完出来，打开门一看，原来他抱着书本睡着了。他根本就没有洗澡，这自然使郑秀很生气。但是，你要他改变他的习惯，那也是很难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曹禺曾对我说：我这个人，你说性格内在，那也是真的。有点事痛苦极了。我喜欢朋友来，但又怕见人，来了是挺高兴的。说我心不在焉，也是有的，人家说的，有时听进去了，记住了，有时就没有听进去。我的记忆力太坏。巴金和我很好，他说话，我很注意听，才听进去。从小孤独，不集中。你说是浪漫型，也有点吧！我好摸我这个“拴马桩”，张瑞芳管它叫“灵感包”。中国人的老说法，右耳边上有这个肉瘤是象征富贵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常摸它容易得癌症的。写东西写不出来就摸，有时摸得都肿起来。我是常走神的，写东西时思想集中，不走神。我非常怕洗澡，我好看书，所以，老是不愿意洗。四川耗子非常厉害。那时挺穷，穿棉袍，把棉袍咬破了，耗子钻进去，上课的时候觉得痒，讨厌极了。我厌恶耗子，写《北京人》时，就由此产生一种联想，有人真像耗子那样过了一辈子。①曹禺和郑秀的结合，已经蕴藏着危机，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由于性格、脾气、爱好、情趣的不同，矛盾就逐渐突出起来，感情上也出现了裂痕，对于双方来说，都感到了不愉快。而曹禺的内心痛苦显得更深些，他不会吵架，甚至不说出来，但却是十分苦闷的。大约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年轻的姑娘悄悄地进入曹禺的生活之中。她就是邓译生，又叫方瑞。１９４０年的夏天，她到江安来看望妹妹，妹妹邓宛生就在剧专学习，表弟方琯德也在这里。方瑞的父亲是个医生，她的叔叔，以及父亲的朋友都是一些教授和学者，像著名的作家杨振声，还有赵太牟等。她没有读过大学，但有着很好的文化教养，练得一笔好字，也善于绘画。据说赵太牟、杨振声这些教授都向她的父亲提出建议，不要送她上大学，就让她在家里读书，似乎是要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精谙国学的闺秀。她长相清秀，性格娇柔温厚，不爱说话。她同她的妹妹宛生迥然不同，宛生长得又粗又胖，性格活泼，一刻也不安宁。她一来到江安，就住在方琯德的家里，吴祖光也同他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对门便是曹禺的住家。
方琯德、宛生，还有一些学生，常到曹禺家去，译生也跟着他们一块去。这样，便结识了曹禺。
译生的到来，在交往中，她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觉、不声不响中，他们在心中相爱了。《北京人》中的愫方，就有着译生性格的投影。曹禺是这样描写愫方的：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蓝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着昔日闺秀的幽丽，谈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曹禺把他对译生的爱，对译生的一片痴情，还有译生的音容笑貌都写进去了，都写进愫方的性格血肉之中。愫方不等于译生，但可以说，没有译生就没有愫方的形象。
创作是奇妙的，也是不奇妙的；是偶然的，也是不偶然的；是写实的，也是不写实的。许多的因素汇合一起，曹禺又在酝酿着一部新的剧作了。这部新的剧作就是著名的《北京人》。
他的学生方琯德是这样回忆曹禺写作《北京人》的情景的：“大概是１９４０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曹禺同志写作了《北京人》。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１９岁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学生。曹禺同志也不过３０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所以他也热爱我们那样一群青年人。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