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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９日，曹禺由新德里飞往日本东京，又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
透过飞机的舷窗望去，印度洋是那么湛蓝，洁白的云朵在蓝天碧海中浮游。如果说，印度之行是他访问一个未曾去过的古老的国家，那么，日本之行，则把他带入一种历史的回忆之中。他大学时代曾经去过的国家，如今将是怎样一种情景？而经过八年交战的一个战败国，又将会遇到什么？１９３３年他去日本，正是樱花初放的季节，而回国之后，就迎来战争的岁月。２３年过去了，他已进入壮年，此行不再是一个学生的旅游，而是作为新中国的代表，扬眉吐气，感慨万千。
去日本，是参加在长崎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东京羽田机场，日本朋友早就迎候在那里了，特别是日本戏剧界的朋友千田是也、泷泽修、木下顺二，山本安英等都来了，这使曹禺感到格外高兴，这些都是熟悉而又未曾谋面的朋友。
在长崎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期间，使他亲眼看到战后日本人民的巨大的和平力量，那气氛同他２０多年前看到的是迥然不同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美国飞机在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查尔斯·斯威尼空军少校驾驶着载有钚弹“胖子”的“博克的小汽车号”Ｂ２９，它的第一投掷目标是小仓。因为小仓上空乌云密布，才转向长崎，就这样，长崎成为第二个人间地狱，它给长崎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死去的人早已埋葬起来，活下来的人尝尽了折磨和痛苦。幸免于难的人们依然受着原子弹辐射所带来的隐藏的威胁，白血球病随时有突发的可能。
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赶到长崎来参加大会，把会堂挤得满满的，从扩音器里传来受害妇女的控诉和哭泣声。这是对战争的控诉，是对苦难的哭泣。即使天气酷热，人们却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每个人心里都燃起一团团火。
一排长凳上坐着原子弹受害者们，有的带着墨镜，有的脸上仍留着令人难以目睹的灼伤痕迹，有的低着头把脸捂住，有的像瘫痪似的靠在椅背上。人们看着他们在低低地抽泣，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了，这种情景，使曹禺从心中升腾起对战争狂人的憎恨，一下子同日本人民的心贴近了。日本的人民是无辜的，在战争中日本人民也遭到灾难。
他听说一个叫铃木真枝的日本少女在大会前夕自杀了。她有母亲，有一个她热爱的男朋友，同她一样都因为原子弹放射得了病，身体极度虚弱，而不能结合在一起。她绝望了，便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她生前说：她不相信关于原子弹的故事影片中，所描写的那些勇敢的病人的事情。她认为那是文学家的想象，真的人生对她来说是灰色的，没有希望的。像铃木真枝这样绝望而死去的人是太多了，这些事实在啃啮着曹禺的心。
曹禺说：“生活在日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一个原子弹的受害者。但在日本，我也感到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个邪恶残酷的敌人面前，‘人’确实可以成为美丽、勇敢、庄严、和平的化身，蕴藏着无限的威力，使残暴的敌人都战栗、恐惧。
“原子弹毕竟是原子弹而已，种下的仇恨是一个能变化、能生长的东西。我闭起眼就可以看见一个个流着汗的日本人的脸上，两只燃烧着愤恨和决心的眼睛，汗同眼泪交织在一起，仿佛在那个大会上，全世界的人都和我们坐在一起，流着汗同眼泪。
“那时我想，我们虽然不是日本人，但我们愿意和这些受难的人们在一起，为他们的和平事业贡献出我们的力量。”①在大会期间，他同日本人民的感情连结在一起了。被战争割断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地交流、汇合、凝结起来。在长崎，同一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开会座谈，一位来自广岛的文学家，对他说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这些事情只有等到美帝国主义扔下原子弹以后，我们看见自己周围家破人亡，血肉纷飞的情景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多么深。我们心中对你们的歉疚是不可言喻的。”在日本各地，他都听到日本朋友抱着歉疚的心情来检讨对华战争，那种深沉、友好而自疚的心声，使他感到日本人民的觉醒。那些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他们赶几百里路来到旅馆，向中国的代表表示他们的谢忱。有一个年老的战犯，曾对他说：“我是一个重新被救活的人，我得了重病，你们找了最好的大夫给我治好了。这个，你们觉得不算什么，但从此我才懂得我该做一个有人道心肠的人，有正义感的人，这是我在中国当战犯的时候学来的。”这些日本战犯回国后，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说：“无论处在怎样困难之下，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平的努力！”曹禺这样写道：往者已矣，把过去这一段中日之间不愉快的历史忘掉吧，中国人民伸出手来，向他们的邻居和朋友表示衷心的友好。我们的道路不应该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婪、阴谋和战争，而是人民的友爱、合作与和平。①记得正是日本的文部省不肯修改教科书，竟连南京大屠杀都不认账，还搞靖国神社的参拜，祭奠日本战犯亡灵的时候，曹禺又一次同我谈起这次日本之行：释放回国战犯来旅馆看望我们，看到他们那么虔诚的检讨感谢，看到那种可怜的样子，我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但是，王芸五先生，他是一位老报人，又是日本专家，却表现得相当严肃。他说，日本一定要彻底反省对华战争的罪行。他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相信日本人民，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还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日本人的经济上去了，而我们却搞内乱，一下子就是十年。１９５６年，我们和日本的经济不相上下，现在差那么多。我们要反省。不把经济搞上去，是难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正处于一个被奴役、被压榨的地位上，无论走到哪里，美丽的风景区，幽雅的小城，临海的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用铁丝网拦起的美国兵营，美军住宅和绿色的军用仓库。在大街上，是横冲直撞的美国军用吉普车，在飞机场上空整天响着喷气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这种景象，使他联想到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浦江码头上停泊着长串的美国军舰，上海滩上随处看到飘扬着美国星条旗。此时此刻，使他百感交集，汇成一个心声，一种感受，那就是对新生的祖国的无比热爱和自豪！
但是，日本朋友却很少提到美帝国主义这个不愉快的题目，也很少谈起美军在日本横行霸道的事实。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多达３００多个，在这些基地周围浸透着日本人民的血泪。日本人民是愤怒的，冲绳岛上农民代表的愤怒的抗议，美军在伊江岛强行占地，把日本人民唤醒了，化为民族的愤怒吼声。
他深深感到，一个自由、民主、独立、进步的新中国的可贵。他深有感慨地说：“我记得不过是七八年前，‘中国’这两个字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仅仅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国土，是一个原料和商品的市场，只可以供资本家们压榨的最大的半殖民地，如今在富士山下的芦子湖畔面望祖国的时刻，却从心中发出：‘哦！我的祖国，我是多么想念您！’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人民所瞩目的名字！”①
在日本期间，他得以会见日本戏剧界的朋友，这是使他最快慰的了。
为了迎接曹禺的到来，庆应大学教授奥野信太郎，在《朝日新闻》发表了介绍曹禺的随笔，把曹禺称为“中国话剧界首屈一指的人”。接着久保荣著文，记叙了他和曹禺的会见。临别之际曹禺提笔留念，写了唐诗中的“文字因缘骨肉亲”，久保荣被这诗句深深地感动了。尤令曹禺感动的是同日本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老人的会面。曹禺回忆说：这一次使我倍感幸运的是，我访问了已近８０岁的秋田雨雀先生。在阳光下，他的孙女扶看他出来见我，老人家还为我写了字。至今我仍看见他满头的银发，和悦的面容，听得见他清楚的声音。１９３５年，正是秋田雨雀先生和郭沫若先生一起为我的《雷雨》日译本写的序。我终于能够当面向他表达我深情的感谢了②。
秋田雨雀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他一直关心中国的话剧，在尾崎宏次编的《秋田雨雀日记》中，记录着他亲自观看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洪深的《五奎桥》以及《雷雨》在日本上演的情形。对日译本《雷雨》的出版，更付出了他的心血。曹禺终于把他久久深藏在心中的尊敬和谢意，向老人做了当面的表达，这确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会见。
同日译本《雷雨》的译者影山三郎先生的会见，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山三郎特意到曹禺下榻的赤坂普林斯饭店看望曹禺，这使曹禺格外感动。曹禺应影山三郎的恳请，书写了《祝福》一文，二人合影留念。至今影山三郎还精心保存着这充满友谊的手稿。下面是从这手稿中摘录的几段：一位读者，为了同新中国来的作家会面，从横滨一直追到长崎，又返回大坂，还未能相见，最后才在东京同我相见。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来回跑这么远的路，是为了和您见面，表达祝愿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长久友好下去的心情。
我在旅馆给孩子们写了封信。写了《原子弹爆炸之子》中的老大爷没有死（中国的孩子们，看了日本演员龙泽修氏饰演的老人死了，哭得很伤心），那个人还活着。……那个人非常勇敢顽强地活着，而且很喜欢中国人。
凤凰在烈火中，以更加美丽的姿态得以新生。亲爱的日本朋友，请接受我衷心的祝愿。①这次日本之行，他同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叫寿美子的姑娘，在访问中每天伴着他们，从而相识了。曹禺回国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天真纯洁的姑娘，还特意写过《致一个日本姑娘的信》。①寿美子曾经向他倾述她的心声：“我需要温暖，但是在我四周，只有冷漠和绝望”。年轻轻的，却是满心的痛苦和悲哀。在信中，他给予她同情、慰安和鼓励，欢迎她到中国来。
曹禺是幸运的。从批判《武训传》开始，在文学艺术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都未曾碰到他的头上。这一方面是因为领导上对他颇多爱护；另一方面，他确是真诚地奉献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他真诚地相信党的号召，相信一切都不会错的。他的《明朗的天》受到热烈称赞，而且获得第一届话剧会演的剧本一等奖。从１９５４年起，他的旧作又开始上演，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雷雨》，继之，《家》在上海公演，到１９５７年春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在首都都演出了，形成一个高潮。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关心着他的创作和剧本的演出。刘少奇在怀仁堂看过《雷雨》后，连声称赞“深刻，深刻，很深刻”。周恩来特别关心《北京人》建国来的第一次公演。据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记载，周恩来同志因接待外宾来得较晚，特意请剧组把“天塌了”这场戏再重演了一遍。“总理看完后问，台词中‘把好的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