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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的悲惨命运，大概是中国那一段可以称之为“浩劫”的历史缩影。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写作对这段历史作出一种理性的检视和深刻的永久的呈现。
记 者：实际上知识界已经在反思“文革”了。
柯云路：但我觉的远远没有深入，这样一段历史，不对它作深入的剖析研究我认为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是这一代作家的失职。现在我把写“文革”看成我的使命，就像巴尔扎克写出《人间喜剧》，托尔斯泰写出《复活》一样，我想写出中国的“文革”史。正好我这几年的经历和境遇也可以让我更专心做这件事。
记 者：你对写“文革”准备很久了吗？
柯云路：我从80年代起就开始做准备，一直没有写出来，是因为那时的艺术准备不足，90年代开始写了一些，结集成《十年梦魇》，那是写“文革”的尝试。以后一直在构思，做更深入的研究，做各种艺术准备，这个过程很漫长。直到1998年，我在被媒体声讨和围剿的热闹时刻冷静地开始了对这一段历史的写作。
记 者：你的新的写作跟以前的写作接上了气脉。就像《新星》、《夜与昼》、《衰与荣》一样，我们又见你的社会关怀现实关怀了。
柯云路：有联系，但我希望这种联系不是等同的意思。实际上我对我以前的文学表达非常不满意，包括《新星》、《夜与昼》、《衰与荣》。作家的切近生活、干预生活的方式在那时是普遍的，但从艺术上讲是不足道的。实际上艺术家要有历史的超脱感，要有更适当的超脱感去看历史。我一直在寻求艺术的突破，我不喜欢在中间地带徘徊，我愿意我的写作能不断超越自己，让自己向前走。看《蒙昧》你能看到我对自己的否定。但作为一个作家我的社会关怀、现实关怀一直在，只是我深入到了更广阔、更细微的领域。
第一部分人有时需要不断否定自己
人有时需要不断否定自己
但有时更需要坚持的勇气和能力
记 者：我想知道经历了这几年的浮沉，如果重新检视你的思想，你认为有哪些是该坚持的？有哪些是该扬弃的。
柯云路：我现在不知道有哪些是不该坚持的。我对我过去的研究、探索、我的初衷、努力和我某些方面自认为取得的某些成果，我都坚持。也可能我都不坚持，不坚持的原因是我要超越我自己，也可能我的探索还不够完善，不够深入，不够扎实，不够完美。就是说我对自己曾经做过的工作还坚持，没有后悔之说，但我可能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更严谨、更扎实、更全面、更妥当。
记 者：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如果认定自己的发现是真知灼见，还是应该具有坚持的勇气和能力。我们周围太多的见风使舵者、太多的无脑者、落井下石者。
柯云路：这一方面我还行。人活在世上有的时候需要不断否定自己，但有的时候更需要坚持的勇气和能力，比如你获得的真知灼见，你获得的认识和信仰应该敢于坚持，这时候的坚持能力表现为不受干扰、压力、不受威胁、利诱、迫害，这叫坚持的能力。但同时我们要有敢于否定自己的能力，不要沾沾自喜，自我迷恋，要不断往前突进，用新的东西否定自己，我喜欢站在明天否定今天，而不是推倒昨天。
人的所知是有限的，我是不拒绝明白的人
记 者：梵高说：卓越的艺术家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不是作为某个历史时刻的人而存在，他是上帝或神的使者，他和大地的联系自上而下，由天堂人间到地狱，然后返回，艺术家永远无中生有，热爱虚幻的事物，面向无穷尽的未来和未知。
柯云路：那他肯定是指的好艺术家了，优秀的艺术家对世界的感觉和体会就应该比普通人更敏锐，更敏感，更真切。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比如说这个杯子放在这儿你看到它比较容易，但你要看到杯子以外更微细的其它东西，每个人的差异就很大了。这就需要有特殊的眼睛和特殊的感觉。艺术家就应该有特殊的眼睛，特殊的感觉，还有一种特殊的表达。艺术家是人类感觉的延伸，就像我们人类处于地表，要想到达地下，就需要打钻，才能到达地下；要上天，就要坐飞机、航天器。普通人、非艺术家就生活在地表这个层面。那么地下呢，这个使命就要由艺术家去做，他的钻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感觉，他的语言，他的表达，这个就要有天赋和训练
就像你坐在这里，你感到你座位下边是什么东西，但你再感觉座位下边的地面有什么东西，有人就有感觉，有人就没有。这感觉跟人的心智的敏慧程度有关。好的司机对车的四个轮子都有感觉，对整个车身都有感觉，车的前后左右都是他身体的延伸，他能感觉到它。作家艺术家能感觉什么呢，一般人不太注意的东西他都能感觉到。
我觉得人类永远要面对和认识未知的领域，切莫因噎废食。我的小说《蒙昧》有两个含义：一层含义是主人公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对所有的事物的感知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另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处于一种非常蒙昧的状态，一个蒙昧的时代对人身心的戕害。
人相对于聪明的时候是蒙昧的，人的所知是很有限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并不清楚的，是需要慢慢明白的，人不要拒绝明白。我觉得这个世界最不好的愚昧就叫拒绝明白。医生也说，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疗治。我不拒绝明白，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就要有能力感觉到一些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我是经常感觉到的，这要心态非常安静。我觉得作家艺术家要能非常安静地看待这个世界，世界不安静是正常的，但你要看清这个世界必须是安静的，安静一点，再安静一点，在静极处世界的奥秘、生命的奥秘就会纷呈在你面前。
我们还是需要关心一些终极的问题：比如人从哪里来，这个世界从哪里来，这既是科学家回答的问题，宗教家回答的问题，也是艺术家回答的问题，艺术家对待世界的感觉应该比普通人更少束缚，更深入、更切近地抵达世界和人性的深处。
我就要求自己往前进，再往前进，在世界的深处、在宇宙的深处、在人性的深处、在我们语言的极限之处表达和展开。
（原载于《 文化时报》 2000年7月14日 ）
第一部分一种历史怎样走进生活
——《芙蓉国》的故事
米 沙
应当承认生活是不完善的，那么从生活延伸而来的历史同样也是不完善的。
一种历史走进生活的方式，不是让历史变成我们今天社会人们所想像的历史，如果是那样，历史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历史也不会为人们如此激情地回忆。一种历史之所以能够走进人们的生活，关键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实中存在着空缺，而这种历史让空缺变得异常的鲜明。缺乏血肉生命体验的历史是虚假的历史，而人为的给一种历史进行填充或者是修改，借此让历史更符合于现代人的接受心理，这无疑是对历史的另一种伪造和装饰。
辛克的《芙蓉国》之所以能够走入人们的阅读视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择取的历史时间的特殊性：1966－1976。面对这样一段历史，越来越多的人将是赤裸地走近它。所谓赤裸，是因为它的阅读者不再是历史的亲历者。阅读历史，并非因为我们是它的历经者，并非因为历经才会对此有真实的情感，同样认识判断历史的价值不应当以对历史的依恋情感为基础。
作家辛克首先是作为亲历者走进历史时间中的，他的书写无疑带有一种记忆的沉重感。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写道：“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如果我们为了让记忆历史时感到轻易而去变动或者遗忘历史的话，那么这种记忆还有意义吗？走进去，就必须面对历史带来的沉重的疑问。
“究竟谁在历史中被牺牲？”作家在叙述的初始就将这一问题提出。他把笔触的重心放置在青年的身上。正当青春的青年学生，牺牲与他们而言似乎离得很远，他们似乎更关注自己的胜利和胜利后的荣耀。可历史恰恰同他们做着一场相反的游戏。作家辛克以虚构人物卢小龙的生死作为那个历史时代所有青年命运一个凝缩的侧面。
这也是我阅读文本时怀有的最深刻的心理情结。在小说的历史叙述中，充满了种种的死亡，我无法将它从自己的心中摆脱掉，无论是历史中的死亡，还是那些隐匿的死亡。尤其是那些年轻个体生命在激情澎湃的情感流中躁动不安、甚而疯狂的冲撞行为，最终失却了生命。
但历史似乎很轻易的将种种的死亡淡漠掉了。
该谁牺牲，那么谁就该去牺牲。这是历史曾经所做的解释，但是它是否正确，只有历史中被牺牲的生命最有资格对此作出评判，可被牺牲的生命是沉默无言的。但是在历史中难道没有人真正询问“为什么牺牲？为什么他们就应当牺牲？”没有任何人能够随意的决定他者是否该牺牲，而历史恰恰演绎了这样一种轻易决定他者牺牲的过程。
很显然作家将人物卢小龙作为自己历史演绎的主要载体，作家把一种变得冰冷的历史，重新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年轻生命中浮现，跟随着他的生命发展的全部线索，将潜藏在历史中间的人的精神脉络线索显现出来。因此，人物卢小龙不仅是作为历史人物而存在于作家的叙述中，而且他是作为历史的牵引者而存在于作家的叙述中。卢小龙，从历史的一个边缘人物、旁观者，转而成为历史的参与者，进而一度成为历史的中心人物，在他希望最后一次尝试成为历史的先锋人物时，而他的生命就在此刻被历史终结了，更有意味的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也随同他的死亡而终结。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对先锋的解释，甚至在同一历史时间中对先锋的理解也是复杂的。在那样一个历史年代中，每一个年轻人想在历史涌动的最前意识潮流中寻找着自己认定的先锋方向，为这样一种先锋意识迷醉，并为之做着最极端的行动努力。卢小龙成为这样一种历史情绪的最彻底的实践者和呈现者。
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没有卢小龙这样彻底的历史实践者，我们是无法透视出历史的本真的，尽管我们必须同时承受这种彻底实践而必然招致的历史性悲剧。卢小龙集聚了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希望与憧憬、友情与情爱和全部的悲剧性。他们原本普通，但历史闪耀的光辉促发他们忘却了自己的年轻，忘却了自己年少本有的纯真，本有的善良和爱，本有的无拘自由，他们过早地走进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历史中心，在那里进行一场历史的演出。现在我们同样不能够拒绝这场历史演出，因为他们的确将自己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情感乃至生命交付进去。
与卢小龙相对的是沈丽，她曾经同那个年代所有涌动而起的年轻人一样，处于历史的中央，但是从她内心而言，她始终让自己处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她感受过处于中心地带的紧张、拘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