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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没有忘却驻伦敦公使龚照瑗上次的教训。他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训斥了他们一顿，把介绍信的内容密电清廷以后，又派人把原件送还孙中山。
1905年4月中旬，孙中山第二次来到布鲁塞尔，经贺之才介绍，走访了第二国际。孙中山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会晤，提出了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孙中山扼要地解释了他的组织的目标和纲领：“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指满族统治者），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每人依其财产数量缴纳租税。”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
筹备中国同盟会
20世纪初，一些国内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因反对清政府而流亡日本，日本便成了中国革命党人最集中的地方。尽管革命团体已经开始零零散散出现并小有规模，但各自宗旨不尽相同，又有地域性等弱点，所以孤悬海外、一盘散沙的几个革命小团体，无法成为领导全国反清革命的核心。兴中会主要活动于香港和海外华侨及部分会党之中，知识分子很少加入，且多数会员为广东籍，也难以成为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鉴于这一状况，孙中山主张建立新的大团体，以领导全国的反清革命。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借助留学生筹集的路费，自法国马赛登上“东京”号轮船东进。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几天后，他又立即赶到东京。当时，留日学生荟萃东京，革命热情高涨。黄兴、宋教仁两人更是朝气勃勃，劲头十足。
孙中山是由宫崎寅藏介绍与黄兴结识的。对于其过程，宫崎后来有很详细的回忆：
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对孙询问有无杰出人物之事，我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说：“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吧。”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坂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和我同住过的末永节，那时和黄兴同住在一起。
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有许多学生在屋里，立即做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也会意了，随即出门去等待。顷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
孙中山与黄兴这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却没怎么沾桌上的酒和饭菜，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
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会面。孙、黄两人在组织“革命大同盟”一事上取得基本共识后，7月28日，孙中山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骨干会晤，孙中山重点强调了革命力量联合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方今两广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军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人遇到其间人才太少，无一稍可有为之人主持之……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像是百川归大海。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也先后拜会孙中山，拥护他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这样，由孙中山提议组织的统一革命团体，已不是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团体的平等联合，而是组成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这个新团体实际上已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和领导，所以事实上是兴中会的扩大。
1905年7月30日下午，由孙中山、黄兴邀约，各省有志于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在内田良平住所集会，共同讨论创建新的革命团体的事。这是中国革命者一次史无前例的聚会。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团体的成员和个人，除甘肃省没有留日学生之外，全国内地17个省都有代表到会。
孙中山首先在会上作了一小时的演讲，之后便被公推为会议主席。
结成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已是大势所趋。《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于这个革命大团体的名称，有人提议“对满同盟会”，但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这一想法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显然有深思熟虑的孙中山提议命名“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建议，出于党员行动有利考虑，将“革命”二字删去；一番讨论过后，“中国同盟会”的名称最终确定下来。
讨论到中国同盟会的宗旨，又是一番争论。
孙中山首先提议：“中国同盟会应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有些人赞成孙中山的提议；有些人却表示，宗旨的前三句好理解，可以接受；后一句不适当，建议删去。顿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平均地权”这一纲领，是孙中山因袭中国固有的思想、吸取欧美社会现实的教训，于1903年提出的。他坚决不肯放弃它。
孙中山从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历史及趋势讲起，认为，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的就是社会问题，它和种族、政治二大问题一样重要。中国虽工商业尚不发达，社会纠纷不多，但也应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孙中山不失时机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
即便仍然有些人士对“平均地权”的必要性不理解，或者不大赞成，但孙中山的理想、激情和理论，还是使大会通过了他提出的“四纲”。黄兴随即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于是由孙中山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陈天华略加润色后，制定了一份誓词。
从湖南到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边走边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他走到桌旁，执笔蘸满墨水，爽朗说道：“我凭良心签名。”说罢，写上“曹亚伯”三个大字。盟书被孙中山交由黄兴保管，然后大家再进入另一个小房间，由孙中山授以同志相见之握手暗号及秘密口号：
问：何处人？
答：汉人。
问：何物？
答：中国物。
问：何事？
答：天下事。
面对着眼前这么多的生力军，孙中山兴奋地与新会员一一握手，祝贺“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说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大伙大吃一惊，上前一看：原来是厅后面一块木板倒塌。孙中山马上幽默地宣告：“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值得诸君高兴啊！”最后，会员推举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马君武、汪精卫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亲手建立革命党
1905年8月11日，清朝留学生会馆门前张贴着定于13日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的告示。
当时，虽说正值暑假期间，许多留学生已经他游或者回国，可那天下午，到会的竟有1300多人，而最初警方只允许300人，后来又追加到900人。会场富士见楼挤满了人群，后到的几百人挤不进去，就伫立街边仰望着。
身穿洁白西装的孙中山，由宫崎寅藏陪同，从容步入会场。刹那间，会场内外，掌声雷动。人们抬起脚后跟，双眼直追着孙中山。站在后面的人，被前面的遮住了视线，挤得更是厉害。当孙中山走上了主席台，整个会场却立时鸦雀无声，显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宁静。
宋教仁致了欢迎词，热烈掌声过后，孙中山开始了为时4个小时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应建立共和国》。
孙中山首先指出中国没有沦亡的道理。他说：
离东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近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不是亡国了。这都是由我国民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革命，向来是没有一帆风顺的。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当时最主要的障碍，还是保皇派的论调在人们头脑里的影响。这一点，孙中山比谁都更清楚。他话锋一转，对准保皇派：
有说欧美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他们说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的汽车，这个道理虽是妇孺亦能懂得。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孙中山最后以慷慨激昂的口吻宣告：“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孙中山饱满的热情和雄伟的气魄激励着留学生。程家柽在随后的演说中，难以抑制对孙中山由衷的赞美之情说：
法国不仅有一拿破仑，美国不仅有一华盛顿。先有无数的拿破仑、华盛顿，而此有名之拿破仑、华盛顿，乃始能奏其功，故今日吾国不可专倚赖孙君一人。人人志孙君之志，为孙先生之为。中国庶克有济。
这次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实为同盟会成立前的一次群众性动员誓师大会。这次大会使更多的爱国志士了解并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会议形成的热烈气氛与以前遭遇的不解以及反对形成强烈对比，对此，宫崎寅藏也感慨万千：“昔年孙君来此，表同情者仅余等数辈耳！中国人则避之惟恐不及。今见诸君寄同情于孙君如此，实堪为中国庆慰！”
火山爆发似的革命激情是压抑不住的。经过20多天的筹备工作，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日本友人阪本金弥的住宅内举行，共300多人参加大会。
会议由孙中山主持，黄兴宣读同盟会章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