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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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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全体官兵殉国。
  孙中山移驻“永丰”舰后,外交总长伍廷芳即来谒见。孙中山嘱伍廷芳尽快把广州叛乱的情形设法转告北伐诸军,速回师广州,平息叛乱;再将陈炯明等叛乱内情转告外国驻穗使节,以争取国际上的声援。年逾80高龄的伍廷芳因此悲愤交加,旧病复发,几天后便溘然长逝。孙中山闻迅后悲痛不已。
  6月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召集海军诸将商讨平叛办法,决定将泊在珠江江面各舰集中到二沙头江面,炮击叛军;同时派人和广州市卫戍司令魏邦平联系,着其率陆上部队配合平叛行动。下午,孙中山亲率“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等舰驶入珠江,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等处叛军据点发炮轰击。
  6月18日,“陈炯明以巨款派人运动海军内变,幸海军上下,一心一德,服从总统命令,始终如下,不为利诱。”6月21日,陈炯明控制下的广东省议会通电宣称“推举”陈为“临时省长”,同时敦劝孙中山“下野”。23日,海军各舰以全体官兵名义发出通告称:
  我海军各舰人员,只服从护法之孙大总统。所云服从陈逆炯明,即谓我海军人员弃顺投逆,断无是理。
  25日,海军全体官兵宣布加入中国国民党,表示效忠孙中山。而这一天,宋庆龄化装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到达上海,住在父母家里。6月29日,在宁波老家接到孙中山电报的蒋介石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合面。孙中山非常高兴懂军事的蒋来到身边,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了二万援军。”孙中山将海上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后来,孙中山回忆这段情况时说:蒋“日侍予侧,而筹测多中,乐与予与海军将士共生死”。而陈炯明知道蒋来的消息,惊惶失措:“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
  7月1日,中山大学校长钟荣光带来陈炯明的亲笔信,来“永丰”舰上请求和解。陈炯明信中声称自己悔过,希望孙中山“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孙中山置之不理。不久魏邦平又来舰上,表示愿意为双方和解效力,孙中山则义正辞严地否定:
  宋代之亡,尚有文、陆;明代之亡,亦有史可法等。而民国之亡,如无文天祥其人,则何以对民国已死无数之同志, 垂范于未来之国民,以自污其民国十一年来庄严璀璨之历史,而自负其30年来效死民国之初心乎?
  7月8日夜里11点,被陈炯明部收买的“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升火起锚,离黄埔港外驶。当时岸边的鱼珠炮台已经落在叛军手中,一直向长洲要塞的司令部炮轰,9日下午,长洲炮台也宣告失守,于是孙中山领导的舰队就在两岸的炮轰之下,孙中山命令各舰驶入黄埔背后的一条小河转移,当时各舰官兵都觉得孙中山命令失误,因为此河平时连大轮船都没有走过,但是又不能违抗命令,幸运的是,各舰都从小河驶过——孙中山至此才说,当年广州雨水较大,加之孙中山前段时间制定《实业计划》时,跑遍了广州郊区,有了很多的河流水利方面的知识,他当时是知道这小河也能行走军舰的。
  7月9日,孙中山决定将舰队停泊在白鹅潭,因为此处靠近外国人停泊之所,叛军不敢进犯。可是从新村驶往白鹅潭有段必经之路河面狭窄,河中心和两岸还有敌军的野战炮队,舰队很难穿过,10日7时,舰队靠近车歪炮台,叛军野炮由四面八方向“永丰”舰发射。“永丰”中弹,船身震动,其余各舰也受微伤。
  在双方激战时,孙中山一直站在甲板上指挥,还频频叮嘱:“子弹要爱惜,瞄准了才好放。”蒋介石等随侍在他身边。有人劝孙中山入舱暂避,可是孙中山还是说:“你以为舱下就安全吗?其实是一样的。”
  孙中山一面为受伤的官兵包扎伤口,一面对大家说:“作为革命党人,就有万死一生的危险,但是不要灰心。”炮火暂稀,孙中山才下舱看书。这时蒋介石仍守在舵楼,注视着时针,约20分钟后,“永丰”终于通过炮台,化险为夷。各舰也相继通过炮台,直入白鹅潭集中。
  刚下锚,广东海关的英国税务司的夏利士就登舰求见孙中山,劈头就问:“你到这里来,是不是避难?”孙中山很不客气地回答他:“白鹅潭是中国领土,我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凡我国的领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权力范围。我都可以往来自由,岂可说是避难?你的话用意何在?”
  夏利士换了口吻,说这里是通商口岸,接近沙面,万一战争发生,恐怕引起外国干涉,“不如请总统离粤,使通商自由无碍。”
  孙中山厉声斥责他:“这不是你应该说的话,我生平不服暴力,不畏强权,只知道正义与公理,绝不受无理的干涉。”夏利士非常尴尬地退下。在座的一为西方记者日后写道:“我今天才见到孙总统的真面目。他确实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谁说中国无人才?”
  陈炯明的叛军虽然不敢直接炮轰,但是还是想方设法进行攻击。叶举用重金从香港雇佣了两个水雷工程师,7月18日驾小艇前来轰炸,说来巧合,就在水雷即将袭向“永丰”舰的时候,“永丰”舰正在退潮掉头,正好是一个90度的转弯,水雷在几丈远的地方爆炸了。
  处于责难声中的陈炯明陆续派人来说和,都被孙中山凛然拒之。但实际上,孙中山内心也一直处于焦虑中,首先是四艘军舰的供给日益困难,使得孙中山不得不亲自管理具体事务,他曾经下达这样的手令:“无论何人,非经大元帅签字,不准支款。”可是军舰的煤炭和粮食供应还是日益紧张,而北伐军队的时好时坏的消息,更让他紧张不安。北伐军方面,6月17日,胡汉民在韶关大本营与广州方面的电信忽然全部中断,火车亦中断,他由此判断广州方面已发生了叛乱。当时韶关仅有200士兵,而北伐军已攻克赣州,胡汉民决定北进赴赣州班师回粤救难。但回师途中,又发生了粤军第一师叛逃事件。7月9日,北伐诸军已从赣南回到广东南雄,遭到叛军的阻击,部分部队不得不回撤。一直到8月初,军队还是不见踪影。虽然有人劝他离开,孙中山却觉得在没有接到前方败退的切实消息时,他不能抛下患难相随的海军官兵自己离开广州。
  8月9日,孙中山得到确切消息:陈炯明有袭击“永丰”的计划。孙中山觉得在前方北伐军不利的情况下,自己“株守省河”,有损无益,遂于8月9日乘英国兵舰次日至香港,然后转乘商轮到达上海。
  转赴上海的8月14日,正好有暴风雨来袭击,但还是有2000多群众冒着风雨去接他。15日,他在上海发布了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宣言,将陈的罪行向全国说明。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一生中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他深自痛恨:“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屡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蒋介石通过此次与孙中山的共同战斗,从此成为孙中山最信任的助手之一,事后,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书籍《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中写的序言中,对蒋介石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蒋介石后来担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因军事进展缓慢而萌生退志时,孙中山还用白鹅潭共患难的事情来挽留他。


联手苏俄


  孙中山一生中一直在领导革命,所以对别的国家的革命也非常关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1919年7月25日,苏俄以代理外交委员长加拉罕的名义,发表致中国南北政府声明,表示愿意放弃在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所取得的权利,1920年又重申了这个外交主张。俄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攫取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国家,如今新政权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虽然明显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目的是争取中国北京政府的承认,以对付日本,并有利于在西伯利亚地区镇压白卫军。但这种外交姿态在当时也实属不易,因而得到了孙中山的热烈欢迎。
  1920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契切林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与中国争取解放的力量建立联系,而孙中山直到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这封信,这也是孙中山首次正式接获苏俄官方的来函。8月28日,孙中山写了一封回信,除了介绍中国目前的形势外,孙中山在信末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另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由此,客观上也为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苏俄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条件。
  1921年12月,从共产国际来的代表马林自上海来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马林在桂林住了9天,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会谈中,马林试图要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观点,希望能达成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盟;孙中山则表示:“一俟义师北伐,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虽然这次孙中山委婉地拒绝了马林的提议,但“联俄”的念头,已在孙中山头脑里悄然播下种子。
  1922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处书记马林到广州又拜访了孙中山,按照苏俄和共产国际指示,马林再次提出了同苏俄联盟的问题。孙中山回答:“请不要忘记,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此时的孙中山仍显得犹豫不定,他一方面希望在将来的革命事业中能够得到苏俄的帮助,但眼下的国际形势及国民党内部亲英美、反苏俄的力量又让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这一年,由于陈炯明叛变,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心情十分沉重。孙中山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寻找新的同盟者。苏俄的友善态度使他下决心走上和苏俄结盟的道路,他自己描述他这时候的心态:
  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们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大声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8月,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再次会面。两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孙: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
  马:劝你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础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我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
  8月23日,中共早期领导者李大钊来到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的寓所中,讨论如何“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孙中山对李大钊的真诚来访表示很高兴,李大钊回忆两个人谈话“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尊敬,宋庆龄记得“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里来。孙中山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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