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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道家-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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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道陵,在东汉末期,本来也是一个读书分子,因为不得志于当世,便客居于四川,后来他学道于鹊鸣山中,有了心得,便自造作道书,开创画符念咒道教符箓派的先声。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很含糊地说:“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子湾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我们读了《三国志》有关于张道陵与他的孙子张鲁的记述,对于张道陵一系道教的起源,在宗教史上,并无宗教神圣光荣的一面,甚之,只有使人鄙视;当然,关于五斗米道的学术内容,陈寿是外行人,没有详细提起,可能也根本无法了解,他说到张鲁秉承他祖父张道陵的遗教,是以“鬼道教民”,那倒是五斗米道符箓派的事实,因为这一派的符咒,都是用于驱神役鬼的作用上,对于形而上道方面,并不高明。我常怀疑,周、秦之际方士修炼的方术,以及秦、汉以后,道教符箓的兴盛,是否都有与印度婆罗门教,与瑜伽术派的法术互相影响,实在很难断言;而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出家人),在秦始皇时代,已经与中国通往来,那是有资料可查的事实,而且符箓的形态,有若干与上古梵文的写法,大有相同之处,可是这些问题,暂时也把它算在题外文章,不去管它。我们再看张鲁当时在汉中所行“以鬼道教民”的地方政治形态,却是中国的政治史上,汉末地方宗教政治之研究的好资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汉末政治与道教,由于秦、汉的游侠精神,与两汉不满现状的逃世方外之士相结合,造成建立精神王国道教的说明。如《三国志》所说,张鲁在汉中的鬼道治民情形:“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后来张鲁的地方治权,被曹操打垮,他投降了,拜为镇南将军,曹操待以客礼,“封间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我们看了张鲁实行五斗米道的简短历史,实在非常有趣而滑稽,足以反映三国当时地方政治紊乱的怪现象,但是他比黄巾张角号召起义的太平道,却大有高明之处。如果陈寿所记的都是事实,那么,张鲁在汉中实行宗教性的地方政治,倒有近似“无为”之化,却能稍有合于道德的措施。陈寿著《三国志》的见地与历史笔法,当然远不及于司马迁,但是,他在张鲁等传记末了的评语,却也中肯,如说:“公孙瓒保京,坐待夷灭。度(公孙度)残暴雨不节。渊(公孙渊)仍业以载凶。只足覆其族也。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燕(张燕)、绣(张绣)、鲁(张鲁),舍群盗,列功臣,去危亡,保宗耙,则于彼为愈焉。”他说张鲁等人,倒能够逆取顺守,得保祖先子孙的宗祀,在当时群盗如毛,都是有始无终的乱世当中,比较起来,的确算是杰出的人物。然而陈寿还见不到张鲁后世的子孙族类,竟能南迁于江西,历宋、元以后,受朝野的尊敬,成为龙虎山正一派的张天师世家,累世备受宠封,可与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相提并论,都成为中国文化世家巨室的特殊家世,一岂非他的先世张道陵的道术,应有丰功阴德的余荫,才能如此吗?
  陈寿著的《三国志》,自有陈寿的立场和主观,他笔下所述说的张道陵,等于是以“假道为骗”的术士,相反地,在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便不同于陈寿的记载了。
  如说: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送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输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涵,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患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
  我们看了葛洪所写的记载,便可了解陈寿记述张道陵的事实,不但简要不详,而且是有立场和成见的。张道陵的正一明威道术,到了晋朝,更有扩展,晋室的名公巨卿,朝野大族,都有信奉此道,例如王、谢等巨室,也都历世信奉不衰,以书法著名的王羲之,便是此道中的分子。所以他手写《黄庭经》,并不是专为习字而好玩的。
  此外,我们再看葛洪所载张道陵在四川施行的教化,依照历史文化的功绩观念来讲,便会觉得他与文翁化蜀,同样具有文化教育上的价值。
  如说:
  “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事,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
  在这段的记载里,述说张道陵化民成俗的方针,在于人人自觉自治,重廉耻,畏天命,行善举为其重点,根据道家思想的“为政不在多言”,唯重实行的原则,那么,张道陵这种措施,又何尝是不对呢?陈寿所谓“故世号米贼”,是从曹魏政权的立场,因袭治权的正统观念而来,并不全足取信。其次,关于张道陵个人修炼道术的经过。
  如说: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异者,从东方来,生平原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异,皆过,乃授昇丹经。
  这是说明张道陵所修炼的神仙道术,仍以外金丹的丹药为主,以服气、导引、房中等的内丹修炼的助伴,最后,仍以九鼎大要等道法的指归。
  至于所说七次试验赵昇的道心,然后授以神仙道术,正是后世妄求学仙者先立道德根基的榜样,如说:
  七试者:第一试昇:到门不为通,使人辱骂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使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昇终不失正。第三试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昇乃走过不取。第四试昇:令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惟不伤身。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值讫,而绢主诬之云:未得。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惮色。第六试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掌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政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数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挪,投树上,足不磋跌,取挑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不能得退。于是乃以挑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异。陵乃以手引昇,众视之,见陵臂长三十丈,引昇,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食毕,临乃临谷上,笑而言曰:赵异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惟异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惟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倒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昇、长二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乃没于去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昇,乃如其志也。
  我们读了葛洪所写这段张道陵授受道术的传记,对于一般妄求长生不老之方的人士,应知有所反省。须知道家与道教所标榜的神仙可学,必以立德为先。后世的人,以价值观念的小忠小勤,轻心慢心的意气用事,妄求出世超人的道术,岂非缘木而求鱼,哪有这种便宜的事呢?如果神仙不可学,就凭这种做人的德行为榜样,以此为人处事,亦正是儒家所谓大人君子的风规,这样的教化,又何尝有害世道人心呢?拚命大骂其为异端不可学,似乎有欠公允。我们非常简略地介绍了汉末道教形成的前因后果,便可大概了解秦、汉以后政治社会演变的关系,由道家思想促成道教建立的先声。
  (二)魏晋以后的道家与道教
  我们初步了解了汉末的学术情况,与社会人心逃避现实的趋向,促使道家形成道教的情形,然后再来研究魏、晋人对于学术思想转变的迹象,就有脉络可循,不致凭空臆度了。汉末时期,朝野上下,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种种的激荡,社会的不安,随时随地呈现一片紊乱,因此应运而生的新创各种道术信仰,便能普遍传开,深入各个阶层,加上黠者利用游侠与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情绪,纵横牵扯,一拍即合,就形成三国时代的局面了。我们想要了解历史文化的演变,必然不要忘记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要讲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必须要追踪东汉未期学术思想的情况,然后才能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原因。
  我在讲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因缘中,曾经讲到影响时代学术思想的重心,在于当权执政者的领导作风,当汉末及曹魏执政的先后阶段,传习儒家的经学,绍述孔、孟的遗教,除如郑玄、卢植等少数的大儒,稍具规模以外,一般所谓儒生者,都以文学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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