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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薪水，半个月用完。后来，我减少进食次数，有时一天两餐，有时一天一餐，倒也凑合下来。
我进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目的，是找机会拍片子。眼看史东山。何兆光等导演一部接一部开动机器，我的心态极不平衡。于是，静下来编了个《模范县长》电影剧本。剧本描写某小县新县长上任，发现老县长勾结恶势力残酷欺压百姓，百姓流落外地乞讨度日。年轻的新县长在展开斗争的同时，组织围县民众生产自救，形势转好。这是虚构的故事，也寄托了我的向往。可能因为里面带刺，它被否定了。
我们编导委员会办公室里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一直空着。我便到图书馆或美国新闻处去借了英文杂志或电影技术刊物，将其中可供日后参考的文章内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留好。这样，既可以积累知识，又有了精神寄托。
那时，我们隔壁办公室是技术课。课里有位年轻的四川姑娘，刚出学校门，还带着些学生味，好学，也来学打字。不过她的目的不同，是想多一门本事以方便日后就业。有的文章，我就由她代打。她打得慢，但不出错，因为她在校时也学过英语。
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蓝为洁。我们是以英文打字机为媒走到一起的。我特别怀念那部旧打字机，后悔没有把它作价买下。
破日本间谍网大快我心
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给了我一个电影剧本《大同之路》。剧本描写年轻警官就职不久，就碰到一桩恶性案件，军用电台遭毁，团长被杀身亡。侦刑队长下结论为“情杀”。年轻警官认为疑点太多，于是展开调查，结果是日本间谍所为。最后将暗藏的敌人一网打尽。
这个本于，属情节戏，写得结构紊乱，但是它的主题是打击日寇。我心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存着不共戴天仇恨，所以向厂长要求，请演员寇嘉弼执笔重新编写，同时表态，如果能这样，我愿导演。
寇嘉迅与我同住一房。平时谈吐时流露出相当水平。他不负大家期望，完成了编剧任务。摄制组成立，大家建议把剧名改为《警魂歌》。在重庆上映时就叫《警魂歌》。1946年到上海后，发行商为了票房收益改名为《敢死警备队》。此片公映后，它的男主角王豪很受欢迎。特别是日本投降后，《敢死警备队》在全国发行。王豪受到惊人的崇拜。他两年内主演了12部影片。其中有一部叫《神出鬼没》的片子，王豪饰的国民党间谍和陈燕燕饰的日本间谍，爱恨交织地搏斗一番后，女间谍死于男间谍怀中。男女主角弄假成真，开始了夫妻生活。因为陈燕燕是影迷们熟知的红星，比王豪年长，所以影人圈内外沸沸扬扬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是闲话。
解放前夕，王豪去了香港。在香港30年里，主演了70多部影片，导演了10多部影片。担任过香港影剧自由总会主席。后来改行经商。据台湾来的友人说，王豪是从《敢死警备队》开始崭露头角的。因为那部戏的角色，很适合他的形象和戏路。女主角康健，则改行当了国画家，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也算风云人物。
导演话剧《原野》
在重庆三年，我除了协助苏怡完成《中国的防空》和导演影片《敢死警备队》外，还第一次导演了舞台名剧《原野》。导演《原野》的经过，很有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汇集山城的抗日大军纷纷离渝。本来挤满人的宿舍楼房间，大都上了锁。我也心急如焚，苦于找不到车。船、机票，只好安心静等。当然，像我这样的大有人在。有位叫朱治格的片商，心血来潮，要把滞留重庆的演员组织起来上演《原野》，演员又推荐我去导演。它的演员阵容很强。黄若海饰仇虎，陈天国饰焦大星，李健饰焦大妈，刘琦饰金子。排戏过程中，我对嗜酒成性的陈天国说：
“你很有艺术激情，是个好演员。这次，少喝点酒，让每场戏都成功。”
他风趣地回答：
“奉汤导演命，暂时戒酒。不过戏演完了，你要请我喝好酒，醉了，我也不会打你。”
他说到做到，塑造的舞台形象很成功。他不喝酒时的献身精神很让我感动。陈天国原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到上海，与金焰、刘琼等交往，结下深厚友谊。抗战开始后，他随影人队伍经武汉到重庆，是当时的红小生。主演影片《好丈夫》、《塞上风云》等后，舞台成就更大。蔡楚生在构思《一江春水向东流》时心目中的男主角张忠良就是陈天国，只是在谈酬劳时没有成功才改请陶金的。后来，陈天国的命运悲惨。电影圈中不少人暗中同情这个硬汉子性格的好人。
《原野》上演，苦了我这个导演。我要求渲染爱情借以增强反封建意识，对此演员们都能理解。同时我还要求扩大舞台效果，这一点就难达到，因为行家们都离开了重庆。我只好兼管舞台设计和照明两项繁重而具体的工作。好在我是采取真心实意地帮助而不是责怨的态度，所以一部戏完成，与大家都交了朋友。
《原野》轰动了山城。舆论好评不断，放映时场场爆满。观众随舞台活动深入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中，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我坐在观众席中，既感成功的喜悦，又觉美的享受。
《原野》的酬劳，仅够改善几天生活。我们为如何离渝而焦虑时，中国电影制片厂有个摄影师李荫承包了一部描写孤儿院生活的纪录片《烽火幼苗》。他请我导演。我提出不要酬劳，只取一张到上海的机票。主办单位属重庆市政府管辖的一个社会服务部门，因此一口答应。这张机票对他们而言不费吹灰之力，对我来说却如同久旱逢雨。
这样，我在完成影片后才离开了生活过三年的重庆。飞机起飞后，我才发现，我的内心对山城是多么留恋。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曙光来临
曙光来临
我离开上海整整12年。12年里，我与第二故乡上海一样，都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我们都像当年一样堂堂正正地站立着。我为此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那时上海的房荒更严重，没有金条顶屋子，就难觅栖身地。幸好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子把他在集体宿舍堆放东西的一间房子让给我住。它不大，朝南，还有小阳台。虽然四壁空空，但足以暖人心。
徐昌霖写了个《天堂春梦》的剧本，让我看。它很让我激动，加上在重庆与徐昌霖闲聊时就有过找机会合作的口头协定，我们两人便一起谈设想。
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二场场长徐苏灵看了本子后，虽然也想自己导演，但仍忍痛割爱而与我签约。至今，我仍感激他的帮助。
《天堂春梦》写一位建筑工程师负责修造了许多高楼大厦，自己却无家可归，最后带着家人走向茫茫远方的故事。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全组演职员全力以赴。尤其是一台演员非常出色。石羽饰工程师，朴实而有智慧；路明饰妻子，贤惠大方；王苹饰母亲，善良明理；蓝马和上官云珠饰一对奸商夫妇，恰到好处；刘琦饰情妇，妖艳无比……
它上映后，舆论高度评价，田汉和梅朵都发表诗文，称《天堂春梦》揭露了时弊，是一部好影片。当时《新民晚报》有位年轻记者王戎评论：
“出乎意外的，我深深地感觉到，它的成就超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它是抗战胜利以后国产影片中优秀的一部……导演有着像《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导演同样的严谨和周密的态度。但它超过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是，它不过火夸张，使这部戏贯穿着和透露出淳厚的人情味：朴素和柔美，形成了这个戏独有的风格，完成和奠定了它在艺术上的价值……”
40多年过去了。当年锋芒毕露的青年王戎吃过大苦，受过大难。他感触很深地对我说：
“史东山是我的恩师，他看了我的评论大动肝火，以致以后再没有见面就天上人间两隔离了。”
史东山也许不习惯于指名道姓的评比。但我想，如果史东山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与王戎重归于好，因为生活的教训远远胜过几句评语。
1949年的春天，上海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们心里七上八下。我接到一个去兰心戏院开会的通知。进了门，看见吕复、周信芳、黄佐临、金焰、秦恰等已在座。
吕复上前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
“上海快解放了，欢迎你！”
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看到了黑夜中出现的曙光，它将照亮我创作道路上的锦绣前程。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走上大路斗志昂
走上大路斗志昂
从50年代开始，我一直感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怒海轻骑》、《红日》、《水手长的故事》、《南昌起义》……一部接一部，都是我喜欢的军事题材影片。它们的创作有极大的难度，但很有前途。舆论封我为“不穿军装的将军”，这是对我的最高奖励。当然，《沙漠里的战斗》、《不夜城》、《傲蕾·一兰》、《祖国啊，母亲》、《难忘的战斗》等反映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影片的拍摄，我也满怀激情，呕心沥血。我导演的影片多次荣获政府奖，我个人获1949—1956文化部颁发的导演一等奖，专家评的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廖仲恺》）。
人民给了我“电影艺术家”的称号，党和政府给了我“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与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和所获得的荣誉相比，曾经受过的屈辱，战争、灾难对我的威胁，都算不了什么。
回首影坛往事，我自幸、自慰、自豪……
回首我的一生，无憾、无怨、无悔……
现在，让我感到最大满足的是我的两个儿子汤沐黎、汤沐海，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凭自己的游泳本领顶风破浪，奋力拼搏，终于自由自在地邀游在世界艺术海洋中。他们有中国人的风采，有中国人的脊梁。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附：汤晓丹电影创作（导演）主要作品年表
附：汤晓丹电影创作（导演）主要作品年表
1932至1933年 《白金龙》上海天一、南方影业公司，《飞絮》、《飘零》上海天一影业公司
1934年 《翻天覆地》、《糊涂外父》香港艺华影业公司
1935年 《金屋十二钗》香港大观声片公司，《花开富贵》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36年 《时势造英雄》香港南粤影业公司，《有女怀春》香港南粤影业公司
1937年 《闺怨》香港南洋影业公司，《再生缘》香港南洋影业公司
1938年 《舞台风光》香港大观声片公司，《上海火线后》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39年 《小广东》香港大观声片公司，《嫦娥奔月》香港大观声片公司
1940年 《民族的吼声》香港大观声片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