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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木桌、几条板凳、一只听诊器、搁在一只小木橱里的百来瓶常用药，就是这所乡卫生院门诊室的全部家当了。
我请乡卫生院的程医生谈谈这儿的情况。这位小伙子二十七岁，戴副眼镜，九二年从阿坝州卫校毕业，分配来这儿工作已有五年。
“这儿的医疗条件，你都看到了，比内地‘文革’中的赤脚医生都不如。平时，我们就靠听诊器和注射器给病人看病，连最简单的‘三规’检查（指血液、尿液、粪便常规检查）设备都没有，更不要说象Ｂ超、Ｘ光透视、外科清创这类在内地最小的医院里也极普通的常规设施了……”说到这儿，他露出了一丝苦笑。
“昨天来了个病人，名字叫益母，是个女的，六十岁，肝炎晚期硬化，已引起肝腹水和下肢水肿。象这种病，最起码要验验肝功能，最好再作个腹腔穿刺，可在这里显然不可能。我只是凭经验给她确诊。我要她去县医院检查治疗，她不愿去。她要我帮她消除水肿，我这里无药可开，唉……”他脸上显出沉闷的表情，作为一个读过四年卫校的医生，他希望能对所有来向他求援的病人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可他常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心有余而力不足。
“前两个月，有人抱来一个小娃娃，出生才十五天，天冷，患新生儿硬肿症，象这种情况，只要用恒温箱进行保暖，就可治疗，可是，这儿哪有恒温保暖箱啊！过了两天，这小娃娃就死了……”
这时，有个藏民抱着个二三岁的小孩来打针。程医生把他引到另一间屋子，那屋里的桌椅更破旧，桌上放着些外用药水，还有一只小型高温消毒锅。一张带靠背的长凳横放在屋子中间，凳子后面堆满木柴，一直堆到墙壁。这儿冬天很冷，刚才他说了，一到冬天，常常连药水、注射器都冻住。
程医生用镊子取出注射器，安上针头，拿酒精棉花在注剂瓶盖上消了毒，抽出药水，又拿酒精棉花给小孩屁股抹搽几下，然后将针头扎进去。他的动作十分利索，小孩刚发出哭声，他已完成了一整套肌肉注射系列动作。
我问他，在卫校学的是什么专业？
“西医为主，内、外、妇、儿科都学过。到这儿来，就不分什么科了，什么病都看。”
我又问，这儿一共有几个医生？如何分工？
他说，连他在内，一共三个医生，都是卫校毕业分来的。门诊，大家轮流值班，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其它方面的分工是，他负责卫生防疫，杨医生负责妇幼保健，蔡医生负责预防接种。
工作忙吗？
“平时不算忙，但有时是很辛苦的，比如半夜里有人来找你出诊，再冷的天，你也要马上爬起来。今年春节，当地麻疹流行，我们三人在节日里也天天有一个人坚持上班。可我们连一分钱加班费也没有。”
有交通工具吗？
“没有，别说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一样都没有，连工作服白大褂都不发一件呢！”
这儿缺医少药的情况上面知道麽？
“知道。”他拖长了声音说。“有什么不知道？我们给县卫生局、县领导打过多次报告，给省里也写过报告，没用。噢，唯一的结果是，有一次上面批了点钱，给卫生院修了个围墙。去年，有个中央卫生部的副部长也到这儿来看过，他们是来搞扶贫的，我们汇报过，也没什么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乡供销社的砖瓦房、搁在地上的锅形电视天线、小学校、卫生院……哪怕还有种种不如人意处，毕竟已为这高原上的穷乡僻壤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温煦。
一天，我又去看望贺老师。从他的屋里望出去，只见对面的屋顶平台上，正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一身不合身的破衣服，沾满泥巴，但脸上却透着一股灵气。他睁大两只眼睛，正好奇地望着我呢。
我问贺老师，这是谁家的小孩？长得挺机灵的。
这孩子没爹。贺老师告诉我。在这儿，孩子有母没父不是个别现象，旁人对于单身生男育女的女同胞也不以为怪，这是当地的一种古老风俗，渊远流长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至今并没绝迹。听说，在单身母亲身上播下风流种的，还有那么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县里的某局长，保持经常关系的就有四五个……你看到的这个孩子，他妈带着他去找过父亲，也是在县里拿工资的，本来不想认，后来看到这孩子模样长得俊，挺喜欢，就暗暗认了，有时给孩子妈一点补贴……
据社会学家考证，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远古时期，人类在家庭与婚姻关系上实行群婚制，群婚造成孩子的父亲身份难以确认，而母亲则不可能摆脱生养子女的责任，这样，整个社会和家庭就形成了以母亲为主体的结构，在历史教科书上，这种社会形态被称之为母系社会。青藏高原，由于其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数千年来的发展变化十分缓慢，壤塘这一带向来跟外界交往尤少，原始风尚保存得更多一些。几十年前，这块地方一下子跨进了新社会的门槛，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顿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几十年的改造毕竟难把几百几千年的习俗完全扫进芝尕河里去，在这一大片泥屋组成的村落中，母系遗风犹存，也确乎无须叫人惊奇罢。
十二、拜访噶尔旦活佛
沿芝尕河溯源而上，离中壤塘乡十几里，有个上壤塘乡。在上壤塘乡住着个噶尔旦活佛，是云登桑布上师的金刚兄弟，在当地名气很响，不管你碰到哪个喇嘛，问起嘎尔旦活佛，对他无不尊崇有加。
我问汪居士，你可知道到上壤塘乡怎么走？我想去拜访嘎尔旦活佛。
汪居士说，好哇，他去年来壤塘时，去上壤塘拜见过嘎尔旦活佛，一年了，他也想再去见见，俩人就一起去吧。
夜里又下过雨，屋顶仍漏得厉害。天亮雨止，我和智悟找到一架摇摇晃晃的梯子，让智悟给扶着，我爬上屋顶，在漏雨漏得厉害的地方，将瓦片重新叠叠好，若发现有碎裂的，就给换到下面去。瓦片脆得很，一不留神，呱喳，就踩碎了两块。我怕踩碎更多瓦片，不敢恋战，小心翼翼地整理好战场，就下来了。
我和汪居士走在乡村的泥土小路上。路两旁，一面是水声哗哗的芝尕河，一面是草木葳蕤的山坡和草原，再远处，不管你往哪里望，天际尽头，群山绵绵不绝。走了好久，路上不见一个人影，也没任何车辆通过，偶尔才望见路旁有个小村落，在一片土屋之中，最高的建筑物定是那带有觉囊派独特色彩的寺塔，底部方，中部圆，上头绘两只大眼睛，你盯着他看，他也盯着你看，顿时你会觉得那座塔活了起来，分明象一个威猛的武士，守护着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最形象的，莫过于塔的棱形尖顶，不就是戴在武士头上的头盔麽，塔尖上的圆珠，就是头盔上的武缨。
经过一个嘛呢堆时，我和汪居士停下来，绕嘛呢堆走了三圈。那嘛呢堆四周贴满了大大小小不规则的石片，石片上凿刻着若干个藏文字母，有些字母还被漆成了红色或黄色。那些石片上大都刻写着“嗡啊哄”三字咒或“嗡嘛呢呗昧哄”六字大明咒，在藏地，人人都会念“嗡啊哄”三字咒和“嗡嘛呢呗昧哄”六字大明咒。就象汉地许多信众相信常念“阿弥陀佛”就可往生西方净土一样，藏地不少人从早到晚不停念诵这三字咒和六字咒，相信这神奇的咒语会沟通凡人与佛菩萨的信息交流，保佑你吉祥如意。
走了一个半小时，目的地到了。
噶尔旦活佛住在一间很小很简陋的土屋里，那屋子比周围普通藏民的住宅还要小还要简陋。我们进去时，活佛正和衣卧在床上，听一个喇嘛说话。他穿一件红色藏袍，盖一件黄色的大羊皮袄，头上戴着顶红色羊皮帽。活佛已77岁，但一点也不显老，戴副眼镜，气度不凡，看上去很象是个还没到退休年纪的学者哩。
我和汪居士按藏地习俗向活佛献上哈达，恭恭敬敬地行了叩拜礼。
活佛为我们摩顶祝福后，笑盈盈地示意我们随便坐下。因为语言不通，没法进一步交流了。我们刚进去时，汪居士就对屋里的那个喇嘛说了，“通师通师”，请他去请个“通师”来，在藏语中，“通师”大概就是“翻译”的意思吧。这会儿，来了个藏民，也够不上“通师”的资格，但多少能说几句汉语。他结结巴巴地表达了噶尔旦活佛的意思：“你们不用来找我，我是一个睡觉的活佛，什么本事也没有。”
我想请活佛介绍一下他自己的经历并谈谈对觉囊派的看法。
那藏民对活佛说了几句，活佛就在床上坐起来，然后呜噜噜说了一通。藏民急得抓耳挠腮，说不出话来，最后表示，他会讲的几句汉语实在没法把活佛的意思表达出来。
这可咋办呢？我拿出小型采访机，对藏民说，你跟活佛说，请他对着录音机讲话，随便讲什么都行，你也不用“通师”了，等我拿回去请别人“通师”吧。
活佛接过我给他的索尼M727采访机，拿在手里，翻来复去，觉得挺好玩，神态就象一个孩子在察看一个新鲜的玩具。等玩够了，他正襟危坐，看准录音键，将它揿下，滔滔不绝地念起经来……
中午，我和汪居士在噶尔旦活佛的几个女弟子那儿吃了午饭：糌粑加奶茶。
那几个觉母的年纪都很轻，但出家都已有些年头。她们的屋里也简单得很，不过比起一般喇嘛来，收拾干净得多。哪怕是出家人，女性的某些本能还是磨灭不了的吧。
我和汪居士还到一个年轻喇嘛那儿坐了会儿，他住在噶尔旦活佛对面的一个小屋里。小屋的一半地板上堆着木柴，一半地板供起居用，有一面墙壁上糊着泛黄的《四川日报》等旧报纸。使人感到有趣的是，纸壁上贴着好些色彩浓丽的图片，反差极为强烈，九十年代的风，多多少少也吹到这带有原始气息的瞻巴拉山里来了。那些图片中，有几张是反映藏地宗教内容的唐卡画，莲花生大师端坐莲台，空行母紧伺其侧，无数天人神灵围绕着莲花生大师在空中盘旋；更多的，是港台明星的半身像，刘德华西装革履，何华健笑容可掬，……这些明星照取自一本过期的挂历。我注意到，纸壁上贴了那么多港台明星象，一贯在挂历中尽领风骚的佳丽靓影却一个都未入选，也许，主人公自觉尚未修到柳下惠怀抱不乱的境地，还是避开异性为妙吧。
回到中壤塘乡后，我从别的喇嘛那儿，了解到噶尔旦活佛的一些事迹。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噶尔旦活佛曾相继两次被投进阿坝州的一所监狱，一共关了十四年。头一次关押十年，放出来后，上头问他：有没有佛？有没有鬼？他说佛也有鬼也有。于是又把他关了四年。他在当地影响很大，他的一个上师是近代觉囊派最著名的高僧之一喇嘛多杰桑布。他被关在监狱里时，常有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藏民赶去看望他。在“自然灾害”那几年，监狱外的人都饿得要死，监狱里的日子更是可想而知。那时他弟弟跟他关在一起，他把别人来探监送给他吃的东西，给弟弟留下一份，其它的都送给了别的犯人。他自己快饿昏了，在打坐入定中对自己的师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