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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方望溪先生全集》）
三、后记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三岁时候，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孑遗录》的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一七一一），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一七一三），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据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方苞被判死刑后，还照样“阅礼经自若”。和他关在一起的人把他的书给丢在地上，说：“命在须臾矣！”可是方苞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他前后坐了一年三个月的牢，被清圣祖免死后，清圣祖以“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命他以“白衣人”入南书房。此后他在朝里做官，不料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据《清史稿》，乾隆皇帝
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一七四九），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虽然“为古文正宗”，但他的古文，实在并不高明。我读他的全集，发现他实在是一个迂夫子，当然在他的水平和框框里，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在临死前，数度举右手以示子孙，为了他曾交代子孙在他死后必须袒右臂入棺，用以罚他未能在弟弟入敛时在旁照料（当时他正生病）。这种真诚，倒颇有“曾子易箦”的风度。
方苞这篇《狱中杂记》，倒是这位迂夫子的一篇绝好文章。写得巨细不遗，颇见遗爱。《狱中杂记》后面有编校者按语，全文是：
刘大山曰：望溪在狱，思老监惟各牖于壁间气可少苏，使圬者计工费。同击者曰：“居老监者，多生狱也；吾辈，死人也！而忧生人气郁，奈闻者笑何？”及出狱，未兼旬，蒙诏入南书房，数日得七十全。刑部主事龚君梦熊引为己任，禁卒司狱难之，讼言于六堂。曰：“墙有穴，大盗重囚逸出，咎将孰任？”龚君曰：“牖函木格，囚从何逸？”乃具结状独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无足异，龚君之义，则不可没也！
先生自记曰：其后韩城张公复入为大司寇，静海励公继之，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书、以伪章下江西省者，其驳稿乃韩城公所手定，诘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翌日即上本。司正郎请曰：“侯参胥役，例发五城兵马司看守。”公从之。胥以是夕遁，盖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罚甚轻，而所得过望，故甘为受罚也。又言始至录囚，有磨钱周郭取镕者，事可立断，而迟之二年，钩致牵连佐证，七十余家矣！司官递代应参者至十数人，同官持之中止，每叹恨人心抗敝，典狱者虽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犹不能使民无冤，痛也！
可见方苞的遗爱，并不止于作文而已。
《狱中杂记》有一段说“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的话，显然是反对官吏一味做功德、不判恶人死刑的。方苞这一观点，在《与孙司寇书》中，曾有细说。他抗议把一名杀侄子的犯人改绞刑为“缓决”，他认为这个犯人“穷凶极恶，万元可原”。他义正辞严地说：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觉流于姑息；又其下则谓脱人于死，可积阴德以遗子孙；不知纵释凶人，岂惟无以服见杀者之心，而丑类恶物，由此益无所忌，转开闾阎忍戾之风、是谓引恶、是谓养乱，非所谓迈种德也。
昔虞舜刑故无小，其命官曰：“怙终贼刑。”而皋陶称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东征，破斧缺斨，东人歌思，以为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执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为仁，即改前议，仍所谳为情真，若有人祸
天刑，皆归于仆，死者亦于公无怨也。望勿以为过言而弃之！
这一干涉审判的文字，倒真是千古妙文呢！
方苞又有《结感录》一文，一一记录在他受难时，帮过他的志土仁人。其中写一位马逸姿，
安徽布政使马公逸姿，字骏伯，陕西咸宁人，先公在官，死于寇，公以荫起家，始至，尝介各友白君玫玉通问，愿为交，余谢不敢见。及余被逮，江苏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摄理督粮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诫群吏，毋得缧绁。每见余貌必蹙，语必称“先生”，李公亦然。时制府欲得戴氏他书以上，亲鞠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监司至，必礼于其庐，而固辞不敢交也。虽在难，愿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实恶余，其后与仪封张公相构，桂余名弹章，而亲鞫时，未尝加声色，则公力也！无何廉使归，亦欲得事端以自为功，将以金木讯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朝命捕人，非鞫狱也！某儒者，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设犯风露死，孰任其责？”乃止。遣解之日，公与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执籍，呼逮人过堂下，加械毕，公起立离位，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肃余升堂，手解余系，谓使者曰：“方先生儒者，无边罪理，君为
我善视之，毋使因于隶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馈余，同逮者余喙。就逆旅，必问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惟马公遇我独厚，问何以然？则子之急也。于今至矣，为我报公，子无伤也。”余告以未事时，与公实未谋面，闻者莫不嗟叹焉。
这是很动人的故事，他又写一位张丙厚：
张公丙厚，字尔载，号腹庵，甲戌进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间，余至京师与相识，或间曰：“某甚轻君。”越数岁，相见于江南，始得自解说，而为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适为刑部郎中，时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宁安，与司寇杂治。富廉直，威棱慑众，每决大议，同官噤不得发声。余始至，闭门会鞫，命毋纳诸司。公手牒称急事，叩门而入，问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为标白，海内瞻仰；即不能，感毋以刑讯。”因于案旁取饮，手执之，俯而饮余，长官暨同列，莫不变色易容，众日皆集于公，公言笑洒如。供状毕，狱隶前加锁，迫扼喉间，公厉声叱之，再三易，仍用狭者。时事方殷，长官曰：“俾退就阶墀，徐易之。”公曰：”下阶终不得易矣！”既易锁，亲送至狱门，谕禁卒曰：“某有罪，彼自当之。汝辈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狱朝士多牵连，虽亲故，畏避不敢通问。公为刑官之属，乃不自嫌，而讼言余冤，相护于公庭广众中，诸公自是乃服公之义也。
这又是很动人的故事。文章中又写一位宋梦蛟，在方苞受难中—直“易姓名尾余后”、一直偷偷在起解途中照顾他；又写一位杨三炯，这人冒充狱吏，混进牢里去探望方苞，并且一再留宿。“狱中地狭，自春徂秋，疫厉作，死者相望，秽气郁蒸，虽仆隶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证以天道人食，慷慨相勖，虽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与地之恶也！”后来方苞发现在别人找他麻烦的时候，独有一位狱吏老是帮忙他。后来村听，原来这位狱吏是杨天炯“竭其资”买通来卧底的！
方苞在受难后写《狱中杂记》，写他受难时的种种见闻，又一一写出在他受难时帮他的许多奇人奇事，两百七十年后的我们读起来，深感今日黑牢固然依旧，但是黑牢中的那些光明却已不复长存。以古证今、迫昔忆往，真不禁令我们大感其慨矣！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十时写起，两点写成，共花四小时
经典排名战
中国学术的主流之一是“经”，它在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独占魁首。研究“经”的专门学问就是所谓“经学”。
“经”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沿山而下，渐渐闹得有点四不像。因为最初的“经”，多是古代一些文字记录，可是后世的人因为尊古狂热，慢慢把“经”的范围扩大，有的以记为“经”，有的以群书为“经”，甚至有的以诸子为“经”，如《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明明是子书，可是偏偏被抬举为“经书”！又有的还以经解为“经”，如《十三经》中的《尔雅》，明明是经传的释词，可是硬梆梆地被列入为“经”！这些都是后话。在原始的“经”里，最基本的是《五经》。照汉朝班固《白虎通》中“五经”说法，“五经”是《易》（《易经》）《尚书》（《书经》）、《诗》（《诗经》）、《礼》（在汉朝时指《仪礼》，后来指《礼记》）、《春秋》（后来又和《左传》合并。）“五经”之外，又有“六经”就是加上《乐经》，今文家说“乐”本无经，古文家说有“乐经”，但是秦始皇焚书时给烧掉了。汉朝以后，“六经”也叫“六艺”。
“五经”也好，“六经”也罢，它们的排名次序，有着有趣的兴衰史，其中最令人侧目的，是《周经》，《易经》就是《周易》。
《周易》
《周易》是卜筮用的一本签文总集。（《左传》、《国语》里记占卜的事，都以根据《周易》来说明为主。）根据《周易》，我把卜的结果排比如下：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计算：说“吉”的爻一百二十一次；说“凶”的爻五十二次；说“旡咎”的爻八十五次；说“何咎”、“何其咎”、“匪咎”的爻四次；说“厉”的爻二十六；说“悔”的爻二次；说“有悔”的爻四次；说“悔亡”的爻十八次；说“无悔”的爻七次；说“亨”的爻三次。这些名堂；在在都显示了《周易》这部书的卜筮特色。古代人喜欢问卜，卜出来的结果就是“繇辞”或“爻辞”。这些结果，累积起来，每在新卜之争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就可以援用累积的结果，不必再重复了。这种卜的方法，比以前方使，所以叫“易”；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累积的结果，就叫《周易》。
因为《周易》只不过是卜筮手册，所以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原来没有别的。可是，在《周易》本文（就是“经”的部分）以外，后来冒出了“传”的部分。本来解释“经”的叫“传”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