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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爱德华·海恩里奇博士被叫来协助这个案子。他吩咐将变了彩的尸体送到他的实验室。
在海恩里奇介入案子之前，另一件非常蹊跷的事发生了。施瓦特兹夫人向警察署报案，在爆炸案一天后，某个人闯到她的房子盗走了她丈夫的所有的照片，这个强盗别的东西都没有偷。海恩里奇正好需要一张照片帮助辨认尸体，于是要查尔斯·施瓦特兹其他现存的照片。经过短时间的思考，施瓦特兹夫人回忆起她丈夫最近在奥克兰照了一张照片。那里的摄影师找到了底片，然后赶紧放大送给了海恩里奇。海恩里奇早已料到自己在处理这样一宗案子——头盖骨已经变了形，难以辨认。一看照片就让海恩里奇确信这具尸体不是查尔斯·施瓦特兹的。施瓦特兹耳垂上有一个让人很快就能辨认出来的黑德。但是尸体没有。而且还有其他方面是不符合的。根据他的遗孀所说：施瓦特兹在爆炸前吃了黄瓜和豆子。当海恩里奇检查胃时，他发现的竟是未消化的肉。用显微镜检查从施瓦特兹平时用的梳子上拿来的头发与那个死者的头发有明显的差异。曾经电击过的尸体
这个杀人凶手花费了很多精力来制造假象，使得这具尸体像是查尔斯·施瓦特兹。从靠上方牙床掉下来的一颗日齿与施瓦特兹的老牙外表特别相似，不过海恩里奇发现这颗臼齿的齿根非常的新，这表明这颗牙齿死者死前或死后刚拨下来的。最有意思的是，另一些可供辨认的特征都被毁坏了：那个人将死者的眼睛挖了出来，指印被酸性的物质彻底破坏。
在烧毁的实验室的壁橱里发现了纸屑，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仅仅只能看见名字：‘布尔伯特·沃伦·巴伯”和一个地址的一部分“Antullli［D，TEXAS”。吉尔伯特·沃伦·巴伯是一个巡回传教者，他在传教的过程中来到了这个城市，与施瓦特兹成了好朋友。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在外表上非常的相似，而现在巴伯失踪了。当海恩里奇从查尔斯·施瓦特兹夫人那里得知她丈夫的眼睛是棕色，而巴伯的眼睛是蓝色的时候，他马上确定在火中找到的尸体是巴伯的，而施瓦特兹正是那个被看见开车逃跑的人。
海恩里奇怀疑施瓦特兹为他的犯罪计划了好几个月，只等着合适的受害人出现。他怀疑那个实验室是不是真的在研究，那里缺乏水和煤气，电费单上的电费显示只够一盏灯亮着。看来一切都是伪装。
施瓦特兹夫人对这些全然不知。她非常生气，炫耀地挥舞着研究出来的人造丝证明她丈夫真正的意图是好的，就是为了研究。警方告知这位心清狂乱的女人，她丈夫所谓的人造丝实际上是在圣弗朗西斯商店里买来的真丝。他们给她出示了施瓦特兹曾经招聘化学助手的广告。在要求应征者的条件中竟然要求对方的手脚要小！很显然，施瓦特兹在招聘被谋害者。正在那时他遇到了那个到处流浪的传教士沃伦·巴伯。一个极其像他而又不容易让人想起挂念的人。施瓦特兹冒险打赌他们俩身高相差三英寸是不会被人注意到的。因为经过火焚后身体往往要缩短一些。但是他错了，当海恩里奇量尸体时，发现尸体比施瓦特兹本人活着的时候仍要长三英寸。
警方断定施瓦特兹夫人对他丈夫的恶劣行径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们也了解到施瓦特兹惟一的希望就是得到185qX）美JD，等事情过了浪尖以后还会与她联系的。于是他们最后决定让当地的报纸放风，那笔人身保险金已偿付。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引起了奥克兰一个房主的注意，他在想那个死者和他的房客中的一位名叫哈罗德、沃伦惊人的相似，他是在爆炸案发生的一天后租的房子。
电话打到警署很快得到了反应。当警探正敲着这个陌生人的房门时，惟一的回答就是一声枪响。他们冲进房间发现查尔斯·施瓦特兹倒在地板上死了，他手里的枪正冒着烟。桌子上有一张纸条给他妻子。在纸条中他对自己的犯罪供认不讳，他请求她的原谅。
结论
爱德华·海恩里奇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训练，这使得他成为侦查科学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个地理学家、物理学家、笔迹鉴定学家，在墨水纸张方面的鉴定富有权威，他还是一个化学家。也许他伟大的力量在于他的演绎推理。他所得的荣誉是巨大的，事实上，他被称为美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悉尼·福克斯
时间：1929年
地点：英国，马加特
意义：由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引起的争论使得法庭陷入了一场舌战，这场舌战直到今天仍在被人讨论。
63岁的罗莎琳·福克斯和她的非婚生30岁的儿子悉尼身无分文，连一个行李都没有，1929年10月16日他们住进了马加特米特罗波勒宾馆。对这对具有最不平常关系的两个人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日子里，他们一直与空头支票、没有支付的各种费用、发怒的宾馆负责人为伍，后者常常将他们之间的冲突诉诸于法律。在判监禁的过程中，悉尼·福克斯总喜欢把自己比做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他总是处于一种妄想状态，花言巧语而且以自己是同性恋而骄傲。相当实用主义的地接受了比传统生活方式更多的诱惑，使得这个衰落的家庭常常是寅吃卯粮，供给不暇。在生活的挣扎中，他享受着母亲永不限制的供给。
10月22日，他又骗取去伦敦的火车票，然后到保险公司去做了两份他母亲的意外事故保险的保险单，总计三万英镑（合1．2万美元人直到第二天中午这些事情才办妥。于是他返回到马加特米特罗波勒宾馆。
第二天晚上，大约11：35，福克斯和他母亲紧邻的两个房间着了火。福克斯穿着衬衣，在走廊里边跑边寻求帮助。他给另外一个旅客指引他母亲的房间。用手帕捂着脸，萨姆雷尔·霍普林勇敢地冲进满是烟雾的房间，绕过一个燃烧得很猛烈带扶手的椅子，床上的福克斯夫人在那里躺着，已失去知觉。他把她拖到了外面，福克斯没有想帮一把的意思，站在安全地带观望着。两个医生检查了罗萨琳·福克斯，声称她已因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合乎逻辑地推断，悉尼当时肯定用眼睛扫了一下钟表，他的母亲之死仅仅在保险期将要届满的前二十分钟。
几天后，福克斯夫人被埋葬在她的故乡东安利亚。福克斯从墓地直奔保险公司，他拿出他的保险凭单要求履行保约，他当时极其缺乏参加葬礼后的庄重严肃，这引起了保险代理人的怀疑，他打了个电话给他的上司建议对此案做进一步的调查。
结果，这件事交到了苏格兰场，并且得到了掘棺验尸的指令。检验尸体的是贝纳德·斯皮尔斯布里，当时他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正处于他声望的巅峰。尸体血液中缺少一氧化碳和呼吸道中也没有煤灰烟灰的淤积。这使得斯皮尔斯布里确定福克斯夫人在大火开始形成之前已经死了。同时斯皮尔斯布里相信，她死于人为的扼杀。他的理由仅仅是基于一点——他宣称在脖子后面有瘀伤出现。但是其他与扼死有关的迹象都没有，比如脖子上面没有指纹，没有瘀点（脸上有针扎似的小孔），众所周知，喉部的舌骨十分脆弱，此案中也没有被折断。但是斯皮尔斯布里一点也不让步，他认定福克斯夫人就是被扼死的。
第二种观点
福克斯被捕，被控告为谋杀。在辩护律师的要求下，另一位杰出的病理学家悉尼·史密斯教授检查了死者的喉部，斯皮尔斯布里将它们保存在甲醛里。除了一些腐败物，史密斯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更不用说瘀痕了，他如实地告诉了斯皮尔斯布里。从来不习惯听不同的意见的这位长者几乎咆哮道：“它们肯定渐渐消失了……。当我检查时它们确定存在。”
在经过仔细检查后，斯皮尔斯布里变得更加厉声厉色，他拒绝同意错误发生的可能性。“这里确实有瘀痕，没有别的……。关于这没有第二种意见！”
史密斯教授确信死亡不是因为扼杀窒息而死，而是因为烟火造成心力不济衰竭而死。他是辩方的证人。检察官威廉·琼威特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贝纳德说过对此没有第二种观点！”
史密斯温和地回答：“显而易见有第二种观点。”
“你一定能接受那个证据——那个人曾经看到的痕迹？”
“我不能！”
“你怎么说那里没有痕迹？”
“因为如果那里有，现在应该还有。它永远在那里。”
这是无法回避的逻辑问题，但是斯皮尔斯布里那时的声誉如日中天到了神秘莫测的地步。对于英国大多数人来说，所有的陪审员都被他吸引，他的话几乎具有《圣经》的权威。辩护律师卡塞尔斯令人钦佩地指出了在这种状况下存在的危险所在：“这真是一个可怜的时代，在这块土地上，执法公正仅仅依赖于声望地位的高低，贝纳德·斯皮尔斯布只不过表达了一个观点，可他的地位如此举足轻重以至于对他的任何怀疑都不可能。”爆炸的来源
更致命的是辩护律师提出的观点，爆炸是如何开始的，这仍是一个秘密。罗伯·李察尔博士曾经照料过福克斯夫人，他宣称：“明显的火源和火燃烧的位置之间好像没有联系。”他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火好像是一种气体燃烧之后直接窜到有扶手的椅子上的，在这中间没有烧着任何毛毯之类的东西。马格特主管火灾的官员认为：“火无疑直接来源于有扶手的椅子下。”他试图复制燃烧现场，发现汽油的使用是必要的，不然的话，地毯是会燃烧的。很巧合的是，福克斯的房间里有一瓶汽油，已经用过了，他说自己曾经用汽油洗过外套。
如果被告有沉默的权利，悉尼·福克斯应该首当其冲地利用这一权利。但是这不是他的作风。他的证词，闪烁其辞，有很多明显的谎言，这对被告是最致命的。当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他母亲的房间燃烧起来的时候他还哗地将母亲的房门关上，他无力地回答：“以避免烟跑到宾馆的其他地方。”当人们盯着这个用如此方式将自己的母亲置于危难境地的人，一股厌恶的情绪冲击着整个法庭。
在陪审团对他做出最后的裁决的时候，法官尽管对福克斯表现出明显的厌恶，但是他们仍然很关注斯皮尔斯布里的证词，他说：“喉部没有痕迹。贝纳德·斯皮尔斯布里说这些曾经有的痕迹过些时候消失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都会发现这是很难相信的。考虑到喉部的舌骨，在这个案子中它没有折断这真是令人奇怪的巧合。这些强有力的观点一定会受到被告的欢迎”。
听法官这一席话，福克斯好像仍有希望。如果他真的这样以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仅经过一个小时的考虑，陪审团就作出了有罪的裁决。1930年4月8日，福克斯在海登斯通被吊死。
结论
福克斯是否犯有谋杀罪？所有有效证据似乎都在说明他企图为他母亲安排一个意外事故，那就是烧死她。据此，斯皮尔斯布里有关福克斯扼死母亲的意见对他来说就像一座避弹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斯皮尔斯布里的坚持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