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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霓小集-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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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通讯受业”历史最久的一个特例,似乎理应有所作为,方不负先生的
一生心血与情义。但我此刻,所讲所写,不过如此粗略浅薄。抚膺自揆,惭
疚难言。谨以此文,献于先生灵前。其余拙意已见于《苏辛词说·小引》者,
即不复赘。

受业周汝昌谨述
庚午秋明之日


我与胡适先生

我与胡适是个什么“关系”?颇有些传闻议论,自然也就有人愿意得知
其真情实际。在国内,我所获得的一个头衔是“胡适考证派”(或者附加上
难听的字眼);在海外呢?台湾曾有一个小说作者封我为“胡适的关山门的
弟子”。关山门,这话似乎有点儿江湖气味,我并不真懂,倒是“弟子”一
词很是“雅驯”,因为他满可以寻到别的同义语。1980 年6 月美国威斯康辛
大学创例召开国际红学研讨会,我决意应邀前往时,有人好意地告诫我,大
意是说:“那边有些人认为胡适是你的‘恩师’,而你批评过胡氏,人家说
你是批胡的急先锋(忘恩负义呀)。去了小心,会有就此向你质问挑战的情
形。。。”

而胡先生本人呢?好像和那“打抱不平”的人并不一样,因为很后来我
辗转得知:当拙著《红楼梦新证》于1953 年初版后(海外有盗版书),有人
买了一册寄给他,意在引他批我。他看了,复谢的信件中却说:这是一部好
书,请再给我买几本,以备送朋友。而且还特笔点明,周某某“是我的好学
生”。

你看,我与胡先生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得难以寻觅推敲一个恰当贴
切的词语或表述方式。

看来,胡先生是一位气宇度量宽和的学者,因为那个寄书给他的人原意
是让他看一看我这个“弟子”对他是多么不敬,即“忘恩负义”。

1980 年6 月,我没有认真拿那好意的告诫当一回大事揣在怀,倒是很乐
观地启程赴会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于心有愧的事,如有人问起,我倒
真是有了机会去讲讲那一切的经过亦即实况了。而会上会下,均无人涉此一
字。1986 年秋天,我又到了北美,周策纵教授要赴台湾去参加胡先生逝世二
十五周年的纪念会,因我作了一首七律,他便携往纪念会上,而且作了他发
言的结束部分的内容。那首诗云:

平生一面旧城东,劫后私藏札六通。

文运孰能开世纪?学人佥谓仰宗风。

离离宿草春吹碧,浩浩新章晓破红。

重见大师衣钵在,百端欣慨与君同。

此诗原纸手迹影印于《传记文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看见了我
那俚句拙词,来信中还特意表示奖赞。

我回国以后不太久,台湾一家报纸因纪念胡先生诞辰百周年向我征文。
我应命写了约有万言的文章,其中除了怀念追思,敬仰他的学者风范,也对
胡先生的文学文化见解作了若干评论——主调偏于“批评”。此文台湾报未
肯刊登。后来即因澳门的报纸愿意刊用而方得问世。

我对胡先生的做人,是深衷佩服;对他待我的高谊,我是永远难忘。这
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即常言所谓“交情”。而学术、文化见解的异同,
那是另一回事。有人在此二者上弄些手脚,制造混乱,惑人耳目视听,那是
很无聊的勾当,我就不再多提它了。

那首七律的首联二句,所包含的内容,我在此略作追述解说。

我是1939 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我本上不起这所大学,靠的是奖学金,本
科是西语系,那时心愿是学好外文,翻译中华文化名品向世界传播。珍珠港
事变骤起,燕大于同日被日军封闭解散。抗战胜利后,我以“插班生”重新


投考,方得再返燕园。人已“老大”,情兴阑珊,对外文课已是“应卯”,
一心只看中国书,兴趣集中在诗词文学理论上。不想,由于家兄祜昌的启示,
忽然发现了敦敏的《懋斋诗钞》——这是胡先生早先力求而不获的珍稀秘籍,
里面竟有六首咏及曹雪芹的重要诗篇。我因此写了一篇论文,并提出对雪芹
生卒的新考订。那时毫无“发表欲”,写了之后就放在书桌角上一堆书物中。
过了很久,先师顾随先生在一次来信中忽然鼓励我,说不妨写写文章,——
他意在文学创作,并不希望我做“学者”。我却把现成的这件考证文字连同
另一篇关于大书家欧阳询的文章,一齐寄给了顾先生,他即转给了赵万里先
生。赵先生那时正编报纸的《图书》版副刊,当然选的是关于雪芹的这篇了,
很快刊发了——因为是一项重要发现。

胡先生见了拙文,非常高兴,主动写信给我,由赵先生转来,但赵先生
已先将胡函也编发了,才把原函给我的。

这样一来,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

由于胡先生对我的考证结论只一半同意,一半否定,我那时“少年气盛”,
就又写文争辩,并且也与他通信讨论起来。

这些信件,已成“文物”。在“文革”中,我所存各种有历史价值的旧
信件大抵散亡,而胡函六通,是“重要政治性”证物,反而被完好保存了下
来,终于得以“完璧归周”了。

由赵先生的盛情中介,胡先生愿与我会面一谈。我应约从西郊进城,到
东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东厂胡同一号去看望了他。书斋兼客厅十分朴素。彼
时在座的,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胡先生让我坐正面沙发上,自己却坐在东
墙边的高书桌后,离得很远;加上我那时的听力已开始有了毛病,再加上他
的安徽口音,所以这次晤谈只是他“单讲”,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
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也就是说,此次的见面不太活泼,有点儿拘束。临
辞行,他拿出一本《胡适论学近著》借与我,嘱我带回去看。

不知何故,此书竟未给我留下什么较深的印象与记忆。

我感念他的,不是这书,而是“甲戌本”古钞《石头记》、敦诚《四松
堂集》写本、“戚蓼生序本”大字本三部珍贵的藏书。

因《懋斋诗钞》之发现,我决意对雪芹的家世生平作一番研究的功夫,
但对《红楼梦》自然也不能置之度外,于是我冒昧向胡先生提出:请借阅他
的珍藏“甲戌本”。这真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不情之请。不想没过多久,小说
专家孙楷第先生到燕大四楼(即由西校门排下来的第四宿舍,未名湖畔)来
找我,递与我一包书,报纸裹着,浓红的朱笔写着我的姓名与住址。打开看
时,竟是“甲戌本”!(上有胡先生亲书朱字的这报纸我珍存了多年,今不
知在否。)

我对胡先生如此慷慨与信任一个青年学生深为感念——这信任不止是借
给我那么珍贵的孤本秘籍,更在于从借与之后,始终未再询问过一字(如索
还、提及。。),他对我的为人一切了无所知呀!

那是1948 年。暑假,带着这部世人未见的奇书回天津老家,四哥祜昌一
见,惊呆了!“原来雪芹的《红楼》真面目本相是这样的,而被程、高纂改
歪曲得多么厉害,太可悲愤了!”我们两个同声致慨,从此,两人商议,立
下大志,发下大愿要为芹书恢复本来面目。

这个志愿,祜昌为之奋斗到1993 年春逝世(现时由我在他的巨大工程上
作最末一道核订定稿的工序)!


那暑假,祜昌整整忙了两月之久:为“甲戌本”录一副本。这是因为原
书纸已黄脆,令人不忍多加翻阅,而我们又必须深细研读,没有双全之计,
遂决意“先斩后奏”,函告胡先生此情,并说明不得已而如此擅专,如不同
意,即将原书与副本都还给他。

回信来了,他说:你们这样做很对,副本就请留着运用,那部原书将来
也是要捐献与公家的。

胡先生的大度,提高了我们的勇气。我又写信,说出心里话:我以为他
获得了如此宝贵之本,但除了写出一篇《红楼梦考证》粗加介绍之外,再也
没有多做专门研究,真是可惜。我向他表示两点:一、此本是个宝库,不应
悬之高阁,还须正式研索发掘其内容意义;二、芹书被程、高纂乱得如此酷
烈惨重,亟待整校出一部接近雪芹本面的新版本,此乃一件大事。

他回信说,这个工作太繁重了,所以一直无人敢来承担;如你愿为,我
将支持帮助你(凡引昔年信函皆记忆中的大意,并非原文)。

由是,他又借与我“戚序”大字本(宣统三年与民国元年所印,当时已
不易得),上有“胡适的书”一方“白话印”。据后来内行告知我那是名家
所刻。

我得了两真本后,就一力搜寻已迷踪多年的“庚辰本”,使当时仅有的
三真本汇齐,以便实现恢复芹书真面的大愿!

按下这一头慢表,且续说我与胡先生的“关系”。

迤逦已到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局势很显紧张了,古都文化命运
如何,那时议论纷纷,没人敢预卜。我想起“甲戌本”还在我手,担心若有
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该归还物主才是道理。于是专程又来到东城东厂胡
同一号胡府上,叩门求见。出来开门的是位中年人,问明是胡公长公子,说
明来还书。他说父亲不在,书可交他。我就在门口间交付了书,便匆匆告辞
了。

我与胡先生的来往关系,实际到此为止。

但是,要“交待”的事情还是不少,允宜一并在此追叙,也可为文献史
上留一页掌故资料。

胡先生对我写定一部真本芹书的意愿虽表赞成,但在评价程、高伪本上,
在雪芹生卒考订上,却都发生了争议。我们之间的那一种“忘年”也“忘位”
之交虽然绝不可夸大说成是什么“不欢而散”,终究宣告了彼此见解间的差
距是无法苟同与迁就的了。

第一方面,他对我的生卒说只同意一半(后来连那一半也“撤回”了),
焦点上他总认为我的生年(雍正二年,1724)太“晚”了,雪芹就“赶不上
繁华了”(指康熙年曹家盛时)。我则争论:雪芹根本就没赶上那繁华,其
书中所写的,不过是一点“末世”,原书再三点明的流风余韵而已,我们不
宜发生错觉(书中屡屡表示,追忆盛时是“二十年前”“恨不早生二三十
年”。。)。胡先生不接受,还说:“我劝你把年表收起来!”(年表,指
用历史年月事迹与书中所透露的迹象可构成对照表。)那时又加上另一位红
学家对我这个学生撰文公开泼冷水,于是激起了我这个不识好歹的年轻人的
“执拗”之性,立志誓要全力弄清雪芹家世生平的一切内幕——这就是拙著
《红楼梦新证》产生的真正根源与背景。“我非要把‘年表’做好不可!”
(但从《胡适口述自传》所叙,他后来似乎接受了我对曹氏家世的考证的各
种论据,也不再提“赶上繁华”这一个历史错觉了。再如对“甲戌本”原藏


者刘铨福的考证,胡先生也是采纳而写入他的文章的。我上面叙的,是追述
最早期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劝胡先生不要再替“程乙本”做宣扬流布的事了(他将自
藏的“程乙本”拿出来,标点、分段、作序、考证、交亚东图书馆印行,影
响和垄断了数十年之久),因为那是个纂改最厉害、文字最坏的本子!

他又不以为然,并且辩护说:我并不是赞许程乙本,举文字异同的诸例,
只是“校勘的性质”。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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