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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龙变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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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也有人拉架。同样是关注,民意就像其中的“拉架”,由于建设性、理性,于事态有益;非理性“民意”则好比“看热闹的”,于事态无补,只会留下些喧腾的气息。就前面所举孙志刚案来说,有别于许志永等三博士的,是大堆人耽留于对受害者同情、对收容站人员痛斥的层面,宣泄一下然后随着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只有以三博士为代表的理性民意,对最终废除不合理的法规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再如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也在于把隐身于网络、街巷的具有破坏力的激情民愤重塑为审慎的公民理性。所谓非理性“民意”,正是有悖于法治的理性,无形中成为潜在的一种汹涌暗流,因而需要区分,不宜倡导。
  探讨了民意与“民意”的区分后,平心静气的再来看郎顾公案中新浪网的调查何以被归入非理性“民意”中。自学者郎咸平抨击民企始,到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诉诸公堂,网站的大量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几乎清一色郎的正面报道,然后在文后设置简单的“您如何看待郎咸平有关格林柯尔的文章?”调查,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是事先为大众设置好了议程,以引网友入毂,此为其一;其二,正如南方都市报《经济学家哪去了》一文所言“对于大众来说,自是不能对格林柯尔的操作进行权威评点,因为我们不懂。”郎所获的近90%的压倒性支持率有多少“不懂”的人的成分呢?结果不言自明。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经济学家已陆续对此公案做出了回应,如8月28日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糟糕舆论环境而痛心,他对“民意”的另一番阐述是“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所言极是,毕竟许多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郎顾公案需要的是对国资民企的出路做出建设性、理性的探讨,而非喋喋不休的意气宣泄,唯有如此,才能说是真正的公民意识的觉醒!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为公民的理性思考提供了自己的见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可见持相同意见者不在少数,以下这篇《90%网民等于人民吗》就是一位女性读者响应笔者观点的一篇短评:
  90%网民等于人民吗
  通读贵报刊登的《法治社会需要民意》文章,笔者认为该文偷换了“人民”与“多数人”这两个概念,导致“民意”被歪曲。
  作者认为“人民即多数人,多数人即人民”,而实际上“人民”与“多数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其有相似的内涵,但是不能用来互相指代。新浪网上90%的网民无疑是该网网民中的多数人,但这90%能代表所有的网民吗?中国的网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又是多少呢?90%的网民就等于人民吗?
  如果网民投票真的能代表民意的话,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要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只需在网站开辟投票栏,是判三年还是七年,全看投票率的多少就行了,无须法官参照刑法掂量斟酌了,倒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这种逻辑我们能接受吗?
  建设法治社会,我们当然需要民意,但是正如李国华先生所倡导的,我们要的是理性民意,而不是那种不问事实就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非理性民意;那样的话,很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民意需要引导,理性民意更需要提倡。这次小小的论战,尚且可以影响舆论的走向,作为著名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顾雏军,作为舆论漩涡中的主角,却坐视这一资源的浪费,患了“媒体恐惧症”,使得危机公关的一次次良机付诸流水。


顾雏军的“媒体恐惧症”


  这里涉及一个对待媒体、对待舆论的态度问题。笔者的评论文章发表后,有的经销商看到了,感觉说得有道理,专门给我打电话进行沟通,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可见媒体舆论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而对于科龙董事长顾雏军而言,在“郎顾之争”中,自始至终都不能直面媒体,从媒体窗口发出自己的呼喊,使己方声音缺位。更严重的错误是在给郎咸平的律师函中,明明是新浪、香港商报、东方早报等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却刻意避开媒体,反而要求郎咸平将报道撤下并道歉,这显然是在自讨没趣。
  反观另一方——郎咸平,从发表演讲开始,就充分利用了媒体的舆论。无论是在电视上做节目,还是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论战,还是将顾雏军的律师函当着媒体的面公开,然后以煽情的演讲作个人的回应,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媒体,舆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郎顾之争”,顾雏军以糟糕的危机公关,早早的就在舆论面前败下阵来。越是掖着、捂着,媒体越是感兴趣,越是想方设法要揭开盖子,也就越是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不能脱身。在这方面,最糟糕的一次,当属2004年8月17日取消的北京媒体见面会①。
  那次见面会没有开成,但个中细节却一波三折,颇为有趣。
  首先是各媒体得到确切消息,当日下午,科龙将在北京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召开记者见面会,就16日香港学者郎咸平对格林柯尔律师函的公开回应这一事件进行交流。然而,当中央电视台《中国证券》栏目、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的十多名记者赶到后,却被告知,下午的媒体见面会只是和四家熟悉的媒体记者的私人聚会。接着,四家媒体记者又接到临时通知,改换了见面会场地,又过了一段时间,见面会干脆被取消。
  很快,许多新闻便爆出:本来准备召开的媒体见面会,是因为顾雏军临时指示对此事不要理会而取消的。
  这就显得不合常理了,作为多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顾雏军,居然刻意和媒体保持距离。联想起那段时间,顾雏军经常和人说起,他接手科龙这几年来遭遇误解重重,“我被形容为玩空手道的资本高手,要么玩死科龙,要么捞一笔撒手就走。我是做实业的,但也得捍卫自己的荣誉,不能让误解一直延续下去”①。他要捍卫“实业家”的荣誉。既然要捍卫自身的荣誉,消除误解,媒体不就是最好的传声筒吗?
  对此,许多媒体理解为:科龙不惜退避三舍,是不是另有隐情,不方便说?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记者们更加疯狂地通过各种渠道深挖科龙的新闻了。
  作为深深吃过亏的上市公司老板,顾雏军大概忘了,2001年底刚进入科龙不久的时候,由于媒体及公众的不信任,产生了“格林柯尔是骗子”的猜疑,一下子令格林柯尔市值蒸发十亿元。当时,格林柯尔以及顾雏军召集记者召开媒体见面会,频频出面解释。此时此刻,难道是因为感觉自己在科龙已经立足稳了,已经像在“2003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中说的“2002年我只是科龙法律上的老总,但是此时此刻我是科龙全体员工的心目中的老总”了,而且扩张风头正劲,没必要理会?
  也许,顾雏军只是众多民营企业家当中患上“媒体恐惧症”的一个。但是,就像对待人一样,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媒体就像一面镜子,从媒体对你的态度中,可以反映出个人自身的缺陷。处于危机之中的顾雏军,在手中握有舆论发布权的记者面前,在首都这一京畿要地,在这一新闻媒体最发达的地方,临时取消媒体见面会,使其丧失了一个最好的解释和更正的机会,也使得媒体纷纷曝出了“科龙拒绝媒体”的说法。


风向之变:热炒作的冷转变


  “郎顾之争”转眼告一段落,顾雏军一段时间的刻意沉默,使得这场戏早早的凉了下来。进入10月,在国人的词典里,10月意味着丰收,生命延续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在10月完成的,比如瓜果,比如庄稼。对于郎咸平和顾雏军来说,进入10月后,“郎顾之争”的本意其实已经不复延续。就像10月的气候,黄河两岸已经“一层秋雨一层凉”,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下,珠江三角洲也逐渐金风送爽,气候已经平和了下来。
  唯一仍在热闹的倒是挺郎派和倒郎派,也即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左派,双方就“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
  回到“郎顾之争”事件本身,当事双方一方高调出击,穿梭于上海、北京、香港之间,言辞犀利,吊足了媒体的胃口;另一方组织反击,只是狂怒之下发了一封律师函,新闻公关却总是半遮琵琶半遮面。
  10月,沉甸甸的瓜果挂满枝头,珠江两岸呼啸、激荡的风仍在吹着,大江的波澜仍然流淌不息,但气候分明已经转向了。
  而此时的科龙,不管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全厂上下已经在为20周年厂庆做筹备活动了。这个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镇小厂,仅仅靠着9万元的试制费起家的企业,初创者曾用手锤、手锉敲出了国内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容声牌BYD…103双门双温露背式家用电冰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冰箱做成了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的家电巨头,时至2004年10月,一晃已经20载春秋了。
  但在郎顾之争的大形势下,在全国舆论直指的漩涡中心,科龙的这次庆典,端上来的菜肴,却做出了别样的味道。
  回归事件本身,我们发现,争论的热火朝天的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方是郎咸平以及力挺其主张的经济学家,再加上网上升腾的“民意”;另一方是针锋相对、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
  而事件的另一主角——科龙董事长顾雏军,无论在接受采访、还是危机公关方面,其实都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
  但憋了一肚子的火终归是要发泄出来的,其后发生的两件事,给了顾雏军一个宣泄的契机。一件就是科龙20年厂庆前夕的“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另一件就是2005年初发生的格林柯尔被宋秦讨要1000万元公关费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在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下,终于将郎顾公案一直延续了下去。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在别人拾柴的同时,顾雏军也终于忍不住,给自己的柴草堆里添了一把柴火。火势烧到一定的高度、烧到一定的形势的时候,风向就变了,变得连当事人都无力掌控局面了!
  先来看一下科龙厂庆前夕的这场“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


“捧哏”科龙研讨会


  科龙20周年这一年,可谓风风雨雨,是非不断。2004年10月20日,距离20周年厂庆日还有一周的时间,科龙在北京召开了“科龙20周年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
  在庆典日,大凡企业都会搞类似的专题研讨会,这既可看作形象工程,又可看作企业的公关宣传秀。但科龙的这次研讨会,意味显然不同。从2001年顾雏军执掌科龙以来科龙就麻烦不断,每一段路,都是那么崎岖曲折;每一个坎,都是那么令人惊心动魄。大张旗鼓地召开研讨会,显然是科龙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只是,人们更关注的是,科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在此留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的地方,何以一路走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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