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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布雷希特先生：9月份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卧床不起，是吗？
施罗德：这是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造成的。当时呆在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和耳鸣。希特勒是唯一没躺倒的人。1944年7月20日以前那几天他的情绪非常不好。他总有一种幻觉。总感到有人想谋杀他。并且把这种感觉告诉过我。他说：“我觉得要出事了。”说这话的前一天他还感到不舒服。他在单独与我一起吃饭时说：“我可不能出事，因为现在找不出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准备让谁来接他的班？
施罗德：既不准备让戈林，也不准备让希姆莱接班。赫斯出走之后，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准备让戈林接斑，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没这个能力。我曾经与他吵过一次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没有接班人了。第一个接班人赫斯疯了；第二个是戈林，人民不喜欢他；第三个是希姆莱，党内通不过。当我说到，在人民中间希姆莱常常被提及时，希特勒有些生气了。他说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之辈。我反驳道，就眼下而言，懂不懂艺术并不重要，他可以起用懂艺术的能人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说到这里，希特勒便发起火来，他说，起用横艺术的能人，说得容易，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他早就做了。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这三个人谁都不配成为他的接班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么他另外考虑过谁？
施罗德：谁都没考虑过。对于我的话他十分恼火，他责备（以往他不这样）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伤了他的心，他认为我们这些认识他和希姆莱的人不该把希姆莱与他相提并论。那天中午，他离开的时候生气地说：“你再动动脑子想想谁能当我的接班人。”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我以为不会再请我们吃饭。然而在15点的时候，我们出乎意料地被请去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希特勒看上去精神焕发、生气勃勃，简直令我吃惊。他向我谈了仆人们对这次事件的态度，说林格火了，阿恩特哭了。接着又说：“请相信，这就是德国的转折，现在德国又要走上坡路了。我高兴的是，这帮混蛋们自我暴露了。”
1944年7月20日，我对他说，他的确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说：“恰恰相反，我必须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么世界舆论会怎么反应。”午饭后不久，他就驱车离开大本营，接持墨索里尼去了。由于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卧床休息……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审讯我之后，用标准的德语对我说：“你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至少你讲话是客观的，而那些被审讯过的纳粹党区领袖和部长们说话却官腔十足。我在考虑是否应该保护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况告诉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14名记者，碰碰你的运气。”
这天，他还同情我。但是过了几天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又出现了，其中还有著名记者杰克·弗莱施纳。在与这些记者谈话之后，我和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伊尔泽·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过去的副官维德曼上尉的女秘书。曾与元首护卫队一位队长结了婚）制定了今后的计划
我经常利用他们请我同他们“合作”的机会，想方设法说服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我们俩找个房间，以便使我们从后湖那种可怕的环境里摆脱出来。当时人们只能在六公里的范围内活动。伊尔泽说，我们买一匹马和一辆车，坐着马车到吕讷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里，想得多美。可就是实现不了。
全书 我被监禁
1945年5月28日，我连同我的两个箱子和一台埃里卡牌的手提打字机一起被两个美国人带上了一辆吉普车。我必须跟他们到奥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专家们”的审讯。在贝希特斯加登换乘汽车的时候，打字机被扣了下来，不允许我把它带在身边。这是一台崭新的打字机。应我的要求，人们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后来我才知道，收据上只有一个出厂号码。还不知他们当时是怎样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个名叫洛泽的艺术商人曾对我认识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说，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充满自豪地告诉他，说他有一台“曾属于希特勒”的打字机。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奥格斯堡“伯伦住宅区”。住宅这里都是些小房子，里面原本住着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牢骚满腹地搬到住宅区外面去住。他们对我们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站在大街上对着我们骂：“纳粹猪猡”等等。住宅里除了桌椅和床垫之外，其它东西他们都搬走了。
到达伯伦住宅区时，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吉普车开到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上。那天天气很热，阳光灼人，光着膀子的男人们瞪大了眼睛从窗子里惊奇地望着外面。我以为到了一所精神病院里。过了一会儿，我在一个窗子的旁边发现了尤利乌斯·绍布和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
我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美国人检查了我的箱子，并且很有收获地找出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和一条香烟。我请求他还给我，但无济于事。为此他对箱子里的其他东西就不感兴趣了。
随后，另外一个美国人把我带到了一座楼的二层楼上，在楼梯口站着一个卫士，眼珠骨碌碌地乱转，手握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我碰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住所里的管家安妮·温特尔女士。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住着莱伊的最后一个女朋友马德莱娜·万德勒和他的奥地利籍的女秘书。
奥格斯堡俘虏营的头头是一位脸上长着危的墨西哥人，一他常常在左胳膊下夹着一根藤鞭。他同那伙负责监督俘虏营的美国高级军官来到厨房，好奇地望着我们。相貌诱人的马德莱娜·万德勒被允许参加他们举办的内部联欢活动。这天晚上，她没有被当作俘虏看待，然而就仅仅这一个晚上。过后他们再也不认识马德莱娜·万德勒了。这是一种真正的令她难受的屈辱。
马德莱娜·万德勒是一位美丽动人的爱沙尼亚女郎，高高的个子，披着一头金发。她曾在莱伊博士下属的柏林夏洛滕堡剧院里当过舞蹈演员。剧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舞蹈演员们都得帮助做清理工作。莱伊博士那天晚上也来到剧院亲自了解损坏的情况，借助火光他发现这位姑娘酷似他那位自尽的夫人英加女士。他被这位年轻的女人吸引住了。他拼命地追求她，可谓穷追不舍，直到她被他降服为止。
马德莱娜详细地向我讲起过他与莱伊在一起度过的时光。那简直是令人难受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莱伊的整个房子里挂的和摆的都是已去世的夫人的肖像，而且还要求马德莱娜的梳妆打扮和行动举止完全和死去的英加一样。他起初不想与她结婚，在她为他生了几个孩子以后他才准备结婚。
赫尔曼·吉斯勒教授在他那部由德鲁费尔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另外一个希特勒》的书中第480页上写道，希特勒曾向他讲过莱伊的“新夫人”，并且委托他到那里去拜访一次，以便见识一下。由于吉斯勒回来后向希特勒汇报了他所得出的好印象，没过多久，希特勒便亲到莱伊博士家拜访。在一次喝晚茶时他谈起过这件事。但是，与吉斯勒相反，他对莱伊用牺牲一位年轻女子来迷恋死人的作法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样做是无聊的。希特勒说：“这个状况不改变，我就不再踏进莱伊的房子一步。”
英加·莱伊夫人在世时，希特勒是莱伊博士家的常客。他认为英加女士长得很漂亮，是莱伊的一位好内助，并且相信，是她改变了莱伊抽烟喝酒的习惯。希特勒之所以特别愿和莱伊夫妇在一起是因为在那里一般他都能碰到一些艺术家们。英加出身艺术世家，她学习声乐。她的自杀引起了大家的种种猜测，至今也未澄清。
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即英加·莱伊强烈地爱慕希特勒。希特勒也十分倾心于她，她的死给了他很大的打击。莱伊博士为他的夫人英加感到十分自豪，爱她爱得很深，这一点我可以作证。那是在贝格霍夫的一天晚上，当莱伊引导我入席时，我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夫人，她身披华丽的银狐，由主人希特勒引导走在我们的前面。只要莱伊博士一激动，说话就开始结巴。他指着她对我说：“她不是、是、是很美丽、很漂亮吗？”
我和安妮·温特尔女士同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卧室，人都已离开了这里，除了光秃秃的床垫以外，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安妮·温特尔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瘦瘦的身材、褐色的头发、棕色的皮肤加上那奸诈的棕色眼睛完全是一个卡尔梅克人的模样。任何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什么东西也都不曾被她忽略过。也就是说，每当希特勒到达慕尼黑时，他总愿听她汇报“慕尼黑的花边新闻”。
安妮·温特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巴伐利亚人，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时就开始为特林·施利夫伯爵夫人操持家务，积累了经验和必要的知识。由于她具备了这种条件，她才得以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独挡一面，管理着这个家。她的丈夫是一名下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家里起不了什么特别作用。温特尔女士很勤快，干起活来很利落。她不仅使住所里始终保持整洁，而且当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一旦他不愿意在饭店吃饭，她还为他做饭。一般情况下，希特勒喜欢在施瓦宾区的“奥斯特利亚·巴伐利亚”餐馆就餐。另外温特尔女士总是不声不响地干活，从而赢得了希特勒的信任。
希特勒非常眷恋他在慕尼黑的住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从联合作坊买的所有家具都还摆在那里。“只有在慕尼黑，我才真正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一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家具，一幅小小的画，甚至一件衣物，都使我回想起我奋斗的经历、我的苦恼和我的幸福。所有这些家具都是我靠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我的外甥女陪着我，所以我的心总离不开这里。”
温特尔女士能说会道，并总是忙忙碌碌，来到俘虏营里也还是闲不住。她一刻不停地打扫着厨房，同时口里还不厌其烦地吹着忧郁伤感的流行小调：“父亲我不认识，母亲又不爱我，我不想死，因为我还太年轻。”
这种单调无味的口哨简直令我难以忍受，然而我却忍了，因为从她那里我有时能听到任何别人都不曾见到过的事情。比如格莉·劳巴尔的痛苦经历和她1931年自杀的事情。此后过了半年，爱娃·布劳恩开始于每个周末去看希特勒，对此温特尔女士对我说：“星期六，布劳恩手提一个小箱子总出现在摄政王广场的住所里。”
对于她讲的有关希特勒同她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情况，我非常感兴趣，它虽然没有涉及到希特勒和格莉之间不道德的关系，但是却谈到了充满嫉妒的精神恋爱。
据温特尔女士讲，本想学习声乐的格莉被希特勒接到了他的住所去住。他吩咐人在联合作坊为格莉安排一个房间。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