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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食品和礼物，一人一袋。特地多给那个“幸运儿”一袋，使他破涕为笑，感谢不尽。之后宣布这是给他们提前过一个简单的圣诞节，并希望他们作好准备，争取用15天的时间，徒步走完500公里的路，在12月23日以前到达鸭绿江边，再过一个像样的圣诞节。然后再提出行军的各种要求。听此消息，全场欢呼起来。此时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圣诞树和彩纸，让他们布置场地，自演节目，尽情欢乐，直闹到子夜才散。
第二天一早，一个美军白人少尉排长跑来问我：
“你们中国人也过圣诞节吗？”
“不！”
“你们是教徒吗？”
“不！”
“那么为什么你们这么重视圣诞节呢？”
“因为你们重视，所以我们重视。”听了我的话，他啪的一个立正，向我行了个军礼，之后双手握着我的手道：“谢谢。你的话很像一个朋友说的。行军路上有谁不服从纪律，我会来帮忙的。”
“谢谢，我们的警卫会管好的。”
这天傍晚出发北上，这只队伍只走了20公里路程就住宿了。俘虏们纷纷要求多走点路，一些脚上已打起水泡的人，也说自己能行。第三天开始，每天行军路程大到35~40公里，不仅队形走得好，轻伤员也有人轮流搀扶。过去行军常遇到躺在地上、耍赖不走的事，一次也没发生。大家终于在圣诞节前夕，12月22日抵达目的地碧潼。此时，碧潼战俘营已经张灯结彩，装饰打扮起来，巨大的圣诞树已在广场上高高树立，体育项目的预赛已在各个场地进行，室内室外到处都有人在排练节目，一派节日景象。俘虏们高兴得大声叫喊：“我们来过第二个圣诞节了！”
6月25日下午发言人：志愿军第9兵团24军政治部英语翻译刘禄曾，主题是“傲气十足的美国空军战俘”：
1951年元月，前方给我们送来了一名机身被我击中自己跳伞逃命的美国飞行员俘虏。送来的空军战俘，三十
来岁、大学文化，上校军衔，是一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他鹰钩鼻、蓝眼珠，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怒气冲冲，傲气凌人，大有不该押他到我这样一个弱小女审判官面前似的。只听他喃喃自语道：“想不到我一名将门后裔，竟然落到了一个毛丫头手里。”我真恼火，但沉住气，假装没听到。过了一会，针对他那种瞧不起东方人的莫名其妙的民族优越感，我以进攻式的口气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说：“知道吗，我的曾祖父刘秉璋，100年前担任浙江巡抚时，就是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他是中国四川总督。现在轮到我来对付你们这些侵略者了。”他眼神一愣，半天没说话，审讯一时陷入僵局。
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4）
他了解我军的宽俘政策，很可能是个受过反审讯训练的油子，当谈到美国是这场侵朝战争的发动者是侵略军时，他又顶牛说：“美国政府做错也罢，做对也罢，总是我自己的政府，我不能说它不好。”他在长期接受霸权主义教育下，对美国的实力盲目崇拜，更瞧不起其他跟随美国来打仗的附庸国家。他盲目自大，气焰嚣张，还引证日内瓦公约：俘虏只讲姓名、军号、军衔三条。以此来逃避审讯。在生活上，我们对他已是够宽大了。按规定给他吃小灶，发好香烟，提供理发，洗澡条件。谁知他却将我军的人道主义政策视为软弱可欺，对我的审讯，一直采取软抗硬拖的办法，让我无从下手。经研究，对付这样的战俘，首先要打垮他的傲气，而不急于要他交待问题。针对他的狂妄自大和民族优越感，采取了运用种族矛盾来制服他的办法。将他交给了南朝鲜的战俘看管。
从那时起这个思想反动顽固不化的美国飞行员战俘就和南朝鲜战俘吃住在一起，并且取消了对他的特殊优待。把他放在一边，几天不去理他。这个长期受种族歧视教育，自命不凡的美国空军战俘终于受不了了，加之伙食不如以前，睡眠不好，又没有好烟抽，于是便自找梯子下台，他写了一张条子叫人转给我。条子上面写道：“对不起，刘尉官，前几天我心情不好，表现糟透了。能否不要让我和韩国战俘在一起，我愿意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
把他从南朝鲜战俘处调出来开始谈问题时，我因没有经验，当面做记录，致使他说话吞吞吐吐，不敢畅所欲言。后来改用口供与笔供相结合的办法，逐步给以提纲，让他将所谈内容用思想汇报形式写出来，如有疑点、矛盾，再让他重写或补充，写完后签名负责。这样他也消除了顾虑，我也轻松了不少。
6月26日上午发言人：志愿军俘管处一团团长张芝荪，主题是“处理特殊事件需要正确决策”：
本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有个美俘悄悄向教员黄亨思报告：“黄教员，你们要当心，有人可能在策划暴动。”黄亨思听后立刻向中队长邱曼石报告了这个重要信息。
邱曼石原是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的保卫干事，25岁，读过高中，有一点英语基础，全中队300多名美国战俘，他都能用英文叫出每个人的全名，早晚出操点名或参加会议，偶尔能用英语下达口令，用英语插话。凭着对全中队战俘情况的了解，他觉得在眼下的特定形势下，少数认识模糊情绪反常的战俘策划暴动并非没有可能的事，便要黄亨思马上陪他到几个容易出问题的小队去转一转，先摸摸动静再说。
“不，你不能去。”黄亨思断然说：“在俘虏心目中，你是行政长官，又带有自卫手枪。如果真有暴动阴谋，你现在去会打草惊蛇。还是我一个人去，我是教员，是翻译，不大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好吧！快去快回，特别留心一下几个平时表现不好的刺头。”
黄亨思转身进了中队营区，一个一个小队挨着“串门”，向战俘们道晚安，问寒问暖。这时，各小队的战俘们都在聊天、写信、打牌，一如往常。几个“刺头”更显得特别自在，看不出一点心中有鬼的神色……
听罢黄亨思的情况汇报，他和黄亨思就奔向团部，直接找我报告。
此时，团政治委员夏时已调往开城谈判代表团工作，新上任的团政委刘浩去北京养病，团政委的工作也得由我担当，一身二任，迫使我必须凝聚起全部的精力与智慧，以最快的速度采取万无一失的相应措施。
我心里很清楚，由于谈判一再受挫，部分战俘的心情正处在极端的苦闷与焦躁中，容易产生极端的行为。美方控制的战俘营中，朝中被俘人员正在流血；如果中国人民志愿军管理的战俘营中也发生了流血事件，世界舆论势必大哗。不论什么理由引起战俘暴动并造成流血，在客观上只能证明战俘营当局管理的失误，必定会严重损伤中国人民军队对战俘一贯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的良好影响，必定会在板门店谈判中给美方代表团为破坏停战谈判捞到具有蛊惑性的遁词，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经过初步思考后，立即让通信员叫来警卫连的连长和指导员，命令他们秘密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同时命令：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没有得到我的直接批准，决不允许对战俘开枪。
随后，我召集了一个由少数领导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让大家来共同分析事态的发展和需要选择的对策。
有人义愤填膺，主张立刻将为首的反动分子抓起来，必要的话严惩一二个，杀鸡儆猴，平息暴动阴谋于萌芽状态。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我们的宽俘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战俘放弃了对志愿军的敌视态度，“暴动”之说，很可能是个别战俘反常情绪的一种发泄，可以抓紧调查，抓紧做好工作，但不必搞得太紧张，否则会削弱我们已经取得的工作效果。
战俘营弘扬奥运精神（5）
我经过综合分析，归纳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严密戒备的同时，尽快摸清情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抓为首分子，不惊扰所有战俘，不打乱正常的教学计划和生活秩序，利用原定的课程教学时间突击安排形势宣传，帮助战俘们安定情绪。
决策已定，我火速布置各部门分头执行，没等喘口气，又抓起电话听筒，直摇几十公里外的碧潼俘管处总部，王央公主任亲自接的电话。在我报告情况的同时，又报告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采取这些方法的依据。听罢我的报告后，王主任赞扬了我们所及时采取的对策，又反复叮嘱要力避流血，无论我方人员和外俘都不得有任何伤亡。我回答说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并将随时报告有关动向。王主任这才放心地挂上了电话。
当天，在志愿军医生巡查病员时，有一名患腹泻病的战俘被初诊为“传染性菌痢”，紧急抬到团部卫生所作隔离治疗。治疗过程中，志愿军工作人员与病俘之间有过一场开门见山的对话。
“最近同学中生病的很多，这跟心情不好是否有关系？”
“是的，我们太痛苦了。”
“听说有人想采取非常手段摆脱痛苦。”
“除了想逃跑就是自杀了，还有什么非常手段！”
“不，我指的是暴动。”
“不至于吧……这恐怕是猜测。”
“但愿如此。如果真的发生暴动，必定要流血，你们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退一万步说，即便一时得逞，也无法通过千里防区突破战线回到南方；并且，所有病伤战俘首先要被你们的伙伴所抛弃……”
病俘打了一个寒噤。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心理反应，而不是病理反应。
“请你坦率地回答一个问题：志愿军对你们好不好？”
“好！说不好，良心上也过不去。”
“那你们一些伙伴为什么要暴动？”
“唉！他们是想家想疯了，怕战争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永远也回不了家。”
“和平肯定是有希望的。志愿军只要在战场上多打一个胜仗，停战谈判就前进一步。难道你们不相信这是规律性现象吗？”
病俘点了点头。
“在和平到来之前，难道你愿意看到在战俘营里发生流血事件吗？”
病俘摇了摇头。随即，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真相。
自从美方血腥屠杀朝中被俘人员时起，就有些美俘感到和谈已经走入绝路，对战俘遣返已经失去希望，甚至判断志愿军也可能杀害战俘以作为对美军暴行的报复。有几个极端分子就开始悄悄地串联伙伴，准备发动一场暴动。他们要求参加者把美制军用皮靴底部夹层中的薄钢片抽出，磨成匕首作武器，相机夺取志愿军俘管营地警卫部队的枪支，然后到公路上去拦截运输汽车，不顾一切突破战线，冲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