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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奥运会纪实-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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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辉煌成就,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世界各文明古国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只有黄河、长江流域的那个
  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中国人只追求正义和自由,温厚典雅。在有助于人类幸福方面,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优越。” 
  中国的文明史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的“古代
  文化史”(儒、墨、道、法、佛诸家的多元并容文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近代文化史”(龚自珍崇尚“自我”、“探世变”思想;康有为‘变法维新’主张;严复‘天演哲学’学说;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现代文化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三种文化史同心同理、一脉相承,但它们之间又是在对立中有转化,在批判中有继承,在否定中有肯定,在改造中有创新。
  而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学始终处于源头和主导的地位。柳诒征学者在《中国文化史·孔子》
  一书中指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将中国孔子列为世界五大先觉者之一。美国现代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中外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将孔子列为第五位。该书写道:“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当然要数孔子了。他把中国人的基本思想构成一个信仰体系,而他就是这个体系的鼻祖。用人生道德和道德规范来教育人,管理人,这是他的哲学根基和道德观念。这一切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达两千年之久,世界上许多人都受着他的影响。”。法国思想启蒙家伏尔泰曾经俨然以“欧洲的孔子”自居,他尤其推崇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格言,认为“西方民族,无论何种格言,何种教理,无可与此纯粹的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球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他作诗称赞孔子为真理的代言人,诗曰:
  “殊方有哲士,发言明且清。
  斯文赖不丧,理性得其贞。”
  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中华民族由“仁、义、礼、智、信”铸成的“浩然之气”、“正气之歌”、 “德义之粹”、“仁义之师”的民族
  魂,造就了华夏儿女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强大亲和力、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
  善哉!仁乎!敦睦宽容,天下为公也;
  善哉!义乎!除恶扬善,舍己为人也;
  善哉!礼乎!大智若愚,和衷共济也;
  善哉!智乎!屈原问天,穷究天理也;
  善哉!信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也。
  对此,国外学者亦有很多评论,如德国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曾说:“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
  族最杰出,而不是裁定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并认为“若要比较科学的思辩哲学,当然是西方超胜,但若要比较道德的实践哲学,则西方不如中国” 。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说:“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
  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而中国却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太平盛世的重任。”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本章仅从中华俘虏政策的视角,采用真人真事、管窥蠡测、雕鏤组绣、集腋成裘、鉴往知来、以微知明的手笔,将精选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个故事编纂而成。这对于加深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些“最可爱的人”在朝鲜战场上所采取的真善美的俘虏政策、所具有的真善美的情怀和所展现出的真善美的形象与中华文明史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秀的“谋略和大度”


  封建时代,君王的心胸气度,对于驭臣治国,有着重大的关系,尤其在打天下的时候更是如此。春风大度,不念旧恶,才能宽大政敌,化敌为友,化敌为臣,使其为自己所用。如果心胸狭隘,则正好反之。
  东汉开国君王刘秀(公元前6年…后57年),可谓封建统治者中春风大度,不念旧恶的典型。他为人不仅有谋略,还有气度。作为政治家,谋略和大度,是两种极优秀的品质,两者兼备,才会得民心。若是有谋略而无大度,对待臣民必然残忍;如果有大度而无谋略,必然是懦弱无能。
  作为政治家的刘秀,首先是胸怀韬略,然后做到胸襟宽阔。当初在刘玄手下为将时,对于杀害他哥哥的朱鲔,却能以和颜悦色相对,闭口不提在昆阳保卫战中自己的战绩,也没有因自己哥哥的被害而耿耿于怀,不为哥哥穿丧服,言谈饮食与往常一样。这一切,使刘玄深信刘秀的忠诚而感到内疚,下令任命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竭力想收住刘秀。其实,刘秀的内心却十分悲痛,只是在晚上一人伏在床上暗自流泪而已。经过不断的建立威信,掌握兵权之后,刘秀突然倒戈,开始与刘玄争天下。最后,刘玄被打得一败涂地,被迫投降。本来,刘秀此时可以为哥哥报仇了,但是,富有战略眼光的刘秀,不但没杀刘玄,反而对他加以保护,又一次展示了刘秀的胸襟气度。等到刘秀攻下了济阳,活捉了朱鲔,不但没杀仇人,反而封朱鲔为济阳太守。正是这种宽宏大量,使朱鲔为其征战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当时,还有一支与刘秀争天下的农民起义军——赤眉军。两军对垒,历经苦战后,赤眉军首领刘盆子终于战败而降。刘秀根据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和《孙子兵法》:“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的作战原则,制定了正确的俘虏政策:凡投降者,一个不杀;对刘盆子也一分为二,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刘秀对刘盆子评价说:“你有三大功劳:攻城破邑,四出征战,自己的原配妻子不曾抛弃,这是第一件;嗣立君王能选择汉宗室成员,这是第二件;其他的人在被迫投降时,都要将自己立的君王砍下脑袋,以表立功赎罪,而你却能率全体成员归附于我,这是第三件。”后来,刘盆子被封为赵王。刘秀对待赤眉军的策略,可谓恩威并济,先折去其威风,用军队打败他们,然后,再表扬其优点,肯定其成绩,使降臣心悦诚服,不会产生反叛的念头。
  二、诸葛亮的“七放七擒”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是三国时期最具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生于公元181年,卒于234年。诸葛亮27岁还没出仕,常常把自己比作古代著名将相管仲和乐毅。徐元直向刘备荐举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才见到诸葛亮。诸葛亮纵谈天下形势,论述各路军阀的长短优劣,分析刘备光复汉室的条件、途径和前景。他谈吐清晰流利;说理透彻明白,使刘备茅塞顿开、口服心服。不久拜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攻破成都建立蜀汉后,刘备拜诸葛亮为丞相,在诏书中说:“诸葛亮一向与我心意相投,认真做事,从不怠慢。依赖他,我们就可以光复汉室,使天下重见光明。”
  刘备病重后,把诸葛亮从前线召唤回来,对诸葛亮说:“你的才华比魏主曹丕高出十倍,必能平定天下,完成兴隆汉室的大业。如果我儿子阿斗还可以辅佐,就尽力辅助;如果他不成器,你废掉他自立也好。”诸葛亮涕泪纵横地说:“臣我只能是竭尽全力,忠于大臣的节守,奋战至死,永无贰心。”先主刘备对他儿子说:“你与丞相诸葛亮先生共谋大业,你要象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阿斗继位不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接着又担任益州牧,国家事情,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裁决。
  公元225年3月,诸葛亮率大军征讨叛军雍开和骚扰边境的少数民族首领孟获。雍开平定后,孟获凭着自己的骁勇和智慧,招兵买马,继续与蜀汉对立。诸葛亮知道孟获有勇有谋,在边境地区又很有威望,便不忍伤害,一心要活捉他。诸葛亮训令军队:“孔子有句名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待孟获也应这么办,智擒孟获后谁也不准虐待,愿留则留,想走便走,任其自便。”孟获执拗任侠,被擒不认输,释放后又继续来讨战。擒而又放,放而又擒,如此7次,最后孟获确实口服心服了,才决心归顺汉室。不久,他称帝的那片土地划入了蜀汉版图,孟获本人也被委任边关重将。
  


祖逖的“释放策略”


  公元266年,祖逖生于官僚家庭,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东晋名将,祖先世代为官,是当地的名门望族。青少年时代的祖逖行为洒脱,不重仪表,也不肯读书。然而祖逖生性豁达大度,年长后喜欢结交朋友,又轻财好义,常常帮助别人,他的宗族邻里都很敬重他。后来祖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广游四海。人们都称赞他有济世之才。祖逖在24岁时离开了遒县老家,来到中原,与刘琨一起任司州主簿,两人成为好朋友。
  当时,西晋王朝还处在“太康之世” (公元280——289年)的繁荣时期,可是在繁荣背后已经潜在着危机。这使祖逖和他的好朋友刘琨忧心忡忡。
  晋武帝司马炎于公元290年去世,由他的儿子司马衷继位,称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皇帝,所以他做了皇帝后,由杨太后的弟弟杨骏辅政,朝政控制在外戚手中,这引起了司马氏家族的不满。从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因为先后参与这场动乱的有司马氏的八个王,因此史称“八王之乱”。八王混战的结果,使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原人民死于战争中的有30万人之多。公元306年,晋惠帝病故,他的弟弟司马炽继位,称晋怀帝,年号“永嘉”。公元311年6月,匈奴族刘汉军队攻陷洛阳,晋怀帝被杀害,历史上称为“永嘉之乱”。中原人民为了逃避战乱,纷纷逃迁到南方,中原地区的官僚士大夫也大都迁居到南方。
  大约在公元311年的年底,祖逖与自己的宗族、乡亲、佃客和部曲(私人武装)数百家,一起逃往江南。在路上,祖逖与大家同甘共苦,祖逖又善于组织指挥,所以得到大家的拥护,被推为“行主”。祖逖到达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时,接到了左丞相琅邪王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州的最高长官)的任命,不久又接到军咨祭酒的任命,于是祖逖率领宗族等继续南行,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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