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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电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嘘嘘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
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五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你们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都以为我们得了非典，他们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基础，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还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等密切接触者代表开车来接。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里，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不得动弹。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不一会儿浑身上下如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
又过一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待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正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我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它的不准多说一个字！”黄大夫等不由分说地被人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内。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清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锁厕所的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那个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跑而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呆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疫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独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繁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独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于是一项秘密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让周围的百姓一点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的市民，对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个‘密切接触者大本营’，怕比登天还难。”又有人质疑。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隔离住百姓的眼睛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区”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在不露任何声色的情况下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
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隔离区”。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她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嘛？”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为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
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而又无心理阻碍的前提下，送进“隔离区”，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隔离区”从建立到撤出，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狙击来犯之敌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的战斗比作与SARS激战的“上甘岭战役”。最初有600人的防病队，以后迅速组建成的2500人的流调队也冲锋在前。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吁。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过。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是。我是满街跑了……”
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
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
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