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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孩子比什么都重要。“的哥”想想也是，于是便无奈地卷起被子，萎缩在墙旮旯。真的累了，不管怎么说，先睡一觉再说。
“你别睡这儿呀！离我们门口这么近不行！”突然，对门的邻居在里面高声嚷嚷道。
这是“的哥”想不到的事，他火了：“你们以为我真是得非典了呀？”
“你不是非典为什么你家里人不让你进屋？”
“我……”“的哥”有口难辩，抱起被子就往楼下走。
他重新回到车里，一狠心：妈的，上路拉活去吧！
车子发动起来，轮子向前飞奔。“的哥”突然发现今晚的大街上，这么少的行人，这么少的车子，一条平安大道，竟然从西到东，没遇见几辆车子……
“这么大的城市，见不到人，见不到车，那种情景，不是亲身感受你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一句话，它比进地狱还吓人。”一个多月后，这位“的哥”依然心有余悸地这样说。
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了这位“的哥”，而他也看到我——准确地说是看到了我们全家。
我、妻子、女儿，全副武装的三个人：都戴着双层口罩，都戴着厚厚的眼镜，都穿着臃肿的衣服。
“的哥”下车给我们开车门，他的超常规动作，叫我感动。而他的话却更让我意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晚给我开了彩……”
“北京这是怎么啦？大哥，你说这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啊？”他竟然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
兄弟啊，你哪里知道，我们还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历程呀！我心里这样说，嘴上却不敢对他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一家三口刚刚经历的一场“劫难”比他经历的更加恐惧。
“的哥”将我们送到目的地后，一连向我说了三个“谢谢”。
红色的“的士”消失了，长长的街头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回到家，疲惫的女儿入睡了，妻子则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强度的消毒药水在我们刚刚脱下的所有内外衣上喷洒着。而我怎么也无法抑制波澜激涌的心潮，独自久久地站在窗台上，俯视和举目远眺着眼前这个正在被SARS奴役和摧残的城市……
那一刻，我发觉自己真的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突然联想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队参加一场流血的战争时的情景。
我怎么发现眼前的SARS竟然会让我感到比当年参战时的那种心境更加恐惧？呵，我明白了：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我去了，死的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死了也会很光荣。可这SARS不一样，它让我看不到，它让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我的家庭，属于我的同事和单位，属于周围的环境，属于这个城市，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
就在十个小时之前，当我居住的整个北京城人人都从单位和大街上躲进自己的家居时，人人都在关紧自家的门窗，以家为战，消毒反击，堵疾防魔时，刚因停课回家准备高考的女儿在下午三四点时，开始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说她胸口难受。我和妻子手忙脚乱地让她从书堆中躺到床头。然后开始测量体温……
“37。5℃”。第一次测量，就吓了我们一跳。
妻子忙着找药，而我则忙着打开电脑，上网寻找“非典”的特征。网上的“非典咨询”都这么说：体温在38℃以上，伴有咳嗽，肺部有阴影……
吃药，继续测量体温。半小时一次。
下午4点半以后，女儿的体温一直上升至38℃，而且居高不下。“我难受，爸爸，我难受呀……”女儿的每一声叫喊和哭泣都揪着我的心。我成了热锅蚂蚁。
妻子守在床头，负责测量女儿的体温，而我则不停地翻阅网上的“非典”知识，又不停地想操起电话咨询“非典”热线——可这一项又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知道一旦“暴露”家中有38℃高烧者，当时的情况下准会被视为“非典”患者。“120”急救车说不准马上开到家门口。
我不想这样简单地把女儿划进SARS去。
我们全家谁都不想这样简单地划进去。
是，还是不是？如果是，该怎么样？如果不是，谁能保证？是送医院，还是不送？如果送医院，要是不是非典，不是自找传染的死路吗？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误时间怎么办？
我和妻子激烈的争执着，每一次给女儿测量体温后，都会在另一个房间里谁也不让谁地争执着。
我感到我要崩溃了。我甚至已经作好一切心理准备：假如女儿被SARS传染上，被急救车拉走，我一定毫不犹豫跳上车，一起与她走进病房，一起战斗每一分每一秒。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比我生命更重要的女儿！
女儿还在哭泣和叫喊。我无法在她床头呆着，我的焦虑已经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克制的情绪——我强装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出电梯，又走出大楼，我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于是躲到台阶的一侧，然后无比痛苦地扬起头，闭上眼，又合拢双掌，默默地祈祷了三声：老天，请你无论如何保佑我的女儿平安无事。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苍天求助。
女儿的高烧不退，妻子的药物治疗不见显效。我们一家三口需要作出选择——医院是唯一选择的地方。而医院在那时是最危险最容易传染SARS的地方。
我们不能不去了——在无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医院在那时等于是在死亡阵地上寻找一根救命稻草。
约深夜11时左右，我们一家三人全副武装地走出家门——其实也就是戴上两个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门后，好不容易打了一辆“的士”，还不敢对司机说上医院。
车至医院附近的100米处停下。我们三人走进北大医院，发烧门诊大夫说还不能进去，“刚消毒，得等一小时。”
妻子悄悄对我说：“还是上普通急诊去看吧，进发烧门诊不等于接触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会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于是我们带女儿上了医院一层的普通急诊室。当走进急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紧：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楼道里一个个“非典”，他（她）们或是有人搀扶着，或是横七竖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着……
门诊的医生全是全副武装，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么叫防护服。那医生穿的是罩式防护服，就像电焊工头上戴的那种。她每会诊一个病人就拿起消毒剂在空中喷射一次，一个十来平方米的门诊室，涌进排着长长队伍的患者，我想不传染只能算是上帝开恩了吧……我已经把自己列入SARS候选人。
排队半个小时左右，医生让我女儿到另一个诊室拍胸片。
20分钟后，X光片出来。“没事，肺部清晰。”医生递过片子。
我们一家三人都不约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爷！
紧接下来是验血。我让女儿和妻子在远远的医院外等着，而我则回到化验室等着，一分钟一分钟地等着——因为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据之一。
25分钟后，化验单子出来。我赶紧出医院交给妻子看，因为她懂。
“没事。”当过医生的妻子这时恢复了她的自信。
又一个没事。那一刻，我的心——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来。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路上遇见的……
第二天清晨，女儿的高烧已退。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内容：早晨起来，先是打开所有的门窗，再在所有的房间喷射消毒剂。特别是门把手，要进行反复消毒。再在与邻居的接触地段，“狠狠”地喷射高量消毒液；吃饭时，相互监督谁没洗手；出门时，检查口罩带了没有——能不出门的尽量不出门。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车，也不能“打的”——单位里已经这样明确规定了。有趣的是女儿一反常态，对还需上单位值班的我特别关心起来，只要一进门，就先让我站在门口，把鞋脱掉，再将外衣脱下搁到凉台。然后监督我到门口处的消毒液里洗手，洗完后再进里屋的一只同样盛有消毒剂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后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朝我身上、头上喷射由她妈配制的稀释消毒剂——我呢，每每女儿这样做时，都能自觉地配合。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这一年四五月间，几乎成了普遍。只是我们一家比别人多了几分紧张，因为我们全家都到过一次医院。那时得非典的人在别人眼里就是“瘟神”，而发高烧的人则几乎都被视为非典患者对待，如果有人到过医院则仿佛你已被死神抱住了——这也不能怪公众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医院传染的。事后我才知道，当晚我们全家去就医的北大医院，那几天正处在非典患者就诊的最高峰。“24号人民医院被隔离后，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发烧疑似患者全都涌到了北大医院，由于定点医院紧缺床位，那些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观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着等在门诊室的走廊内外。那些日子里，天天都是这个样。”西城CDC的张震科长在我采访他时这样说。
数日后，我们全家安然无恙，逃过一劫。那种心境下使我有可能将精力和目光从自己的家庭转向外面的世界。
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完全发生变化。
“国难当头”，成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口头语。
那时北京城里的空气是凝重的，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相互之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口罩将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压在心头。
一条“短讯”，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内，传遍全市。
“某某时间要封城了！”
“某某夜间要飞机喷药，请关好你家的门窗！”
谣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传播的。人们虽然不太相信有些太玄乎的“短讯”，但采取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那些日子里，市民们的生活这样度过：
有车子的，想跑到市郊，但他们常常被农民赶回来。“告诉你们，不能在这儿通过，更不能进我们村。”农民们警惕地把守着自己的家园。甚至有的村民手持菜刀，列队排在村口的路中央，电视里播出一个村子不仅将全村四周全部用铁网和砖墙围得严严实实，而且把村口的那条通向外面的公路拦腰斩断——路中央挖的坑足可以填进两台坦克。
没有车的人，呆在家里，成天开着电视——电视里整天是“非典”节目。那时一天学的预防非典和“公共卫生”知识比以往一辈子学的还要多出几倍。
人们的防范意识超出了想象。在管好自己的前提下，将全部的精力注视着周围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要真正地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必须关注别人的和周围的生命是否安全。
“一个僧人发烧倒在马路上，我们竟接到20多个电话。”120急救热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当急救车前往事发地拉走僧人后，他们又接到了30多个市民电话，是市民在打听那僧人是否是非典患者。市民说，如确诊那僧人是SARS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