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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
孩子所说的家，就是牛毛毡帐。这个连长爱人是个售货员，她上班了，就只好把孩子锁在家里。那地方耗子确实多，牛毛毡被它们咬得千疮百孔的。那时，孩子也跟着我们遭罪呵！据说这个三岁孩子听觉最灵敏，敌人一发炮，他最先喊：“爸爸，炮！”最先钻进猫耳洞！
八十年代，恐怕世界上再也难找像他这么小就能辨炮声的孩子了。
大家都住牛毛毡，外地的家属来了，常常是找不到地方让她们住，而阵地上的干部也下不来，怕阵地出事。怎个办？把家属送上阵地，猫耳洞内庆夫妻重逢！部队上笑话性快板不少，其中有句叫：“你打你的炮，我睡我的觉……”还有：“一天分四季，两里走半天……”等等，虽俏皮，但贴切。
在一般人想象中，守备部队大概就是守卫，其实我们照样拨点，打进攻战，许多阵地是我们自己收复的。我们有个军委命名的“边防钢七连”就是进攻战中打出来的。老山作战，七连为保障左翼安全，在逼近敌人的一个高地上潜伏七天，后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又参加了八里河东山进攻战。他们的战功有材料，也有报导。但材料、报导里写不出我这个政委在看到他们时心里涌动的感情，七天七夜的敌前潜伏，不说别的方面忍受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单看他们每个人一身都肿了，头脸成了个大蜂窝——被虫虫蚂蚁咬的，我到现在也说不出当时心里的滋味。
我们还有个一等功榴炮连，7。12反击敌人大反扑，每天打出几千发炮弹，被称为“炮兵之最”。一喊停止射击，一个个倒下了。堆积如山的炮弹壳旁是罐头，没人动，不是他们不饿，是连开罐头的力气也没有了。指导员王惠毅，常年在炮阵地指挥作战，身上无伤，但却是个废人了，他不仅听力不行，连正常男人的功能也丧失了。医生集体诊断结论是：长期劳累紧张过度……
我们还出了个龙伟，他负了伤，顺坡滚向雷场，又多处负伤。他住院时，我们报了他“滚雷英雄”。命名快批下来了，他知道后，坚决拒绝，说他是失脚落坡，不是有意滚雷。我觉得，他的这一举动不亚于他真正滚雷所能展现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怀！
有个昆明兵，来队130斤，走时105斤！欢送会上，他说：我舍了25斤肉，值得！同志们不要以为我指的是换得了一个工作安排——原先我确实为这来当兵的，现在我认为我换得来了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信心，对于今后生活里我没有吃不下的苦，克服不了的困难的信心！同志们，告别时，让我脱下帽子，向军旗三鞠躬吧！我感谢部队！从心里感谢！
我也将离队了，我也将学习这个战士的作法，在我走的那天，向全团战友深深三鞠躬。我要说：同志们，我感谢你们，你们给了我充分信心，对我们党倡导的改革必然成功，我们四化建设定能完成，我们的人民一定能走出困难，冲破价格体系风险的信心，因为我们有像你们这样的忠于人民的千千万万的战士！
2。希望老师们原谅我
——吕江增（某守备团营长，当年“红卫兵”）
（在驻麻栗坡守备团，我们刚好碰上从北京来的一个慰问演出团。演出结束后，慰问团长提议部队歌手登台表演，于是全场同志同声喊起“二营长，二营长！”一个很精干的军长健走上了舞台，唱了几只歌，全场欢欣若狂。他唱的也许比不上训练有素的专业歌手，但他表达出的军人气魄与豪情，我觉得是许多专业歌手不可比的。剧场效果可以说是这次晚会的最高峰——那位慰问团长也是这样评价的。
第二天，这位二营长坐到了我的面前，话题是从唱歌谈起的。）
我从小喜欢唱歌，谁问我将来干什么，我连答几个：唱歌，唱歌！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读高中一年级。它很快改变了我的志向。我“懂得”了，唱歌演戏的没有几个“好人”。
我当了红卫兵，还选成了一个头头。
1971年我开始觉得闹来闹去没好大意思，就当了兵。开始在团、分区宣传队，后来宣传队解散，我下连当兵，不久就当了副连长，1978年住军事学院回来，上级一直不分配我工作，后来被告知，由于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抢，打伤的人至今还住在医院，决定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处理转业。后来又要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不好，党藉都难保留。
我哭了，说：“我有教训可吸取，参加过对老师的围攻起哄，但我没打过人。”我也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该让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承担责任！全国多少大人物，大学问家，有几个当时站出来说一声：孩子们，你们错了，受骗了……现在都站出来了，指着我们——就是他！而且，也不会没有人夸大自己受害的事实，想捞好处……”
领导拍了桌子，大骂了我一通。
我感到委屈，只认为在劫难逃了，我准备了冲锋枪，压满了子弟，准备干掉那些不让我说话的人！
好危险呀！幸喜，一个领导找我谈：你别激动，我们准备派人去调查，不能凭一封揭发信就下定论。
我至今感谢这位领导，他一句话救了我，也救了好多人。
很快调查清楚了。当时我们边防团属德宏；军分区。分区结论是：与本人所写情况汇报（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错误，所以不写检查，只写汇报）一致。吕江增参加过当时遍及全国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并任队长。未发现别人揭发信中列举的行为，不予处分，不转业。
我很激动，很高兴。1979年4月部队开到老山这边接防，我一路歌声。
接防不久，连长触雷牺牲，我当了连长。
连队守在一个河谷间的1175。4高地上。高地很陡，从山下背水到山上要一个半小时，下来只要15分钟。下面闷热不透风，湿度大，山上大风呼呼，晚上冷得人打抖。一座山都必须是露岩地，没有土，到处是快刀石，想找个坐的地方都不易。
高地前两面山上都是越军，最近距离50米，他们说话吹哨都听得到。1979年打仗，这个方向没打，我们刚来时，彼此都相安无事。
后来我们去布雷，被越军打死两人，一个叫高永年，他掩护大家撤退被手榴弹炸伤，等我们把他抢救回来再送下山，他的血已流尽了，死在战友的背上。
从此，越军露头我们就打。中间是密林，看不见，只要树林摇动我们就猛打。越军向我们喊：解放军，不要打嘛。我们不理他。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当然也不敢露头。
越军嘴上喊不要打，其实是麻痹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洞子里唱歌。哨兵报告：“敌人！”大家都静下来了，我叫大家使劲唱，同时指挥大部份人钻出洞，绕到敌人后面去。快出发了，我故意大声喊：唱什么，睡觉了！
可惜，在我们离敌人还有20米的时，一个战士蹬响一块石头，被敌人发现，吓跑了。
后来我们自编了一个快板叫三十七计——唱歌计。
在这个地方我们守了五年。正如一个拍电视的记者所说：一般人住五天也受不了！
就说喝水吧，每天每人一杯水，只供喝。什么洗脸嗽口全说不上。为什么水这么珍贵，因为全连分散在几个点上，每个点有那么多哨位，只能轮流分出一个人背水，一人一天背两袋，每袋25公斤，一袋分给大家，一袋给炊事员。炊事员用水的原则是，先淘米，澄清后再洗菜，洗了菜的水给大家洗碗。
由于长久不洗衣，大家的衣服都成了油亮油亮的。不洗澡，皮肤上结了一层垢泥，可以一块块揭下来。
轮到党员、干部背水，要求至少背三趟，也有背四趟的。不是一袋25公斤吗，怎不能一次背两袋？不可能！许多路段是陡崖，沿崖打上桩，吊上线，得攀援着上下，还有几处断崖，用几根木头搭了天桥，很窄，又倾斜，不小心，就得掉进深谷底去。
景颇族孙勒腊，是我们连三排长，一贯以身作则，他背过两袋，还爬得很快，但没到地方，身子卡在一个树杈上。战士们以为他开玩笑，装死，走近前才发现他昏过去了，将他摇醒，他还要背，战士说：“排长，得了吧，创造这个纪录，体育界也没这个项目。”
倾盆大雨天，就是我们阵地的节日。大家都脱光了，洗澡，洗衣。什么都拿出来接水，脸盆、钢盔、塑料布……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不生病的。普遍的是皮肤病，阴囊炎，走路都得叉开腿，坐下就扇裤裆。副连长李世荣一直在顶峰，得了面部神经麻痹，脸歪了，就是不下来。有个阵地，一次得流感，全病倒了，哈尼族战士张德学一人站岗，背水作饭。
还有自然灾害。一天晚上，哨兵听见了轰轰声，马上鸣枪告警，大家忙钻洞——帐棚都搭在大石上，石下挖空作防炮洞。在洞内，只听得外面山摇地动，出来才知道是山顶滚下一块大石，压倒了帐棚，砸断了床板。
有一天，雷雨交加，一个大炸雷劈下来，在帐棚外淋雨的几个人没事，在帐棚内睡觉的几个人被掀到了床下。副指导员在写信，只觉得身子一麻，钢笔掉到地上，回头见战士罗正雄还在睡，便骂：扯鸡巴蛋，快起来！拉开被子，才看清他卷缩着身子，一脸乌青。他死了。
还有泥石流。先是大风，把帐棚吹跑，接着暴雨冲刷下半匹灰山崖。战士们站在及腰的泥水时坚守阵地。那天一个拍电视的正好在，拍了半夜，什么也没拍上，原来有泥巴糊住了镜头。
我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写进你的文章？如果你写，请不要忘记代我向昆明三中的老师表示个意思：他们过去的学生吕江增，在校时年幼无知，对不起他们。上级说他没有责任，但他心里至今很悔恨。他在阵地上守了五年，不敢言功，只能说是对老师们的教育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报答，必要时他还将毫不犹豫付出生命报效祖国人民！请老师们原谅他……
3。我是个书生……
——徐德安（干事，原任连指导员）
（他确实是个文弱书生，戴眼镜，单瘦、轻言细语地……）
我1981年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在教导队任教员。1983年底随领导去五连蹲点。那是个赫赫有名的连队。由于连长调走，工作呈下降趋势。我向一同蹲点的政治部副主任要求，让我到这连队当指导员，保证半年之内把工作搞好。当时已听说要在那一带拨点作战，五连地处最前沿，又是要点，估计打起来定是两军必争之地，会有一场恶战。副主任听我一说，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怎能把个秀才作当头炮！”他这一说，我更起劲要求，宣传科长要我立军令状，我真当场立了一个，保证如何如何。副主任同意了，送了我一套政工条例。
我在五连任职一年多，经历了它最艰苦激烈的战斗时期，人生难得有军旅生涯，当兵也不易遇到打仗，我为有这段经历感到高兴。这个连守八个阵地，当然主峰最苦最险，我要求上主峰，连长刘金才不说话，打好了自己的背包，叫通讯员：走！这才拍拍我的肩：秀才，不是信不过你，是你还没娶老婆，我，有了接班人，还是个带“荼壶嘴”的！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见面，刘连长人都变了形：脸黑了，腰细了，皮带扣缩到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