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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疲惫地回到家里，重重的叹了口气。新法新法，搞得国家一塌糊涂，青苗法和均输法，全是些敛财的把戏。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这个王介甫也真是多事。五十多岁的他仍然显得很威严，但是心里的一种倦意却时不时的袭来，不行，我要坚持住，我不能坐视大宋被他们搞得乱七八糟。皇帝想让自己做枢密副使，又有什么用呢？自己并不懂军事，做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自己反而可以参赞朝政，不让那些新党为所欲为，皇帝是个英主，只不过是年轻了一点，做臣下的只要坚持原则，多劝一劝皇帝，事情还有希望。这个枢密副使的任命我已经推辞了七八次了，宣圣旨的人都不耐烦了吧，不过自己一定要坚持住，这样皇帝就会了解我司马光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反对青苗法……想从圣人的教训中吸取力量的司马光把目光停留在书桌上的一本新书上，那是书僮帮他买回来的吧。《论语正义》？这本书的封皮做得很有气质，司马光微笑着翻开第一页，才看完两篇前言，目光就再也移不开了……
王安礼拿着一本《论语正义》走进正在称病不朝的王安石的书房，他和这个哥哥政见并不相合，性格也完全不一样，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尊敬这个兄长的学问，这样的一本好书，一定要问一问兄长的意见才行。况且自己因为兄长为宰相而必须回避，不可以大用，但是这样的才学之士，是绝不应当遗之于野的。听说这六个作者都不过二十来岁，自己这个宰相哥哥可是最喜欢有才学的少年人的呀。
此时王安国正和爱子王雱一人一本《老子》，互相辩难着……王安石自登相位以来，难得享受这一种天伦之乐呀。看到王安礼进来，王雱连忙起身说道：“二叔。”王安礼挥了挥手中还散发着阵阵墨水清香的《论语正义》，笑呵呵的说道：“大哥、贤侄，我发现了几个不世出的贤才呀！异数呀，真的是异数……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儒生，能写出如此文章！”
王安石知道王安礼一向老成持重，轻易不愿意夸奖别人。自己的宝贝儿子，从小就才华出众，谓之“神童”，十三岁上听陕西的士卒谈起洮河一带的形势，便说：“此地大宋不抚而有之，若沦于敌手，则敌强不可制矣。”还没有行成人礼，就写了洋洋数万言的策论，凡是知道王家这个儿子的，无不交口称赞，但是自己这个弟弟却是从来不愿意夸奖一句的，反而不断的提醒自己，小心把儿子给“捧杀”了。今天是什么人，竟然让这个老成人这样的称赞？好奇心顿起的王安石接过王安礼手中的《论语正义》，才翻得几页，才看到倡议标点符号的那一篇前言，便忍不住赞叹道：“此良法矣……我当奏明皇上，请行之于世。”话说出口来，想到自己正在“称病”，连忙噤口，继续飞快的翻看。他有一目数行之能，不多时便看了一小半，书中种种，既有作者旁征博引，又屡有新奇的见解，且每个道理都解释得相当的周详，若是不能下定论，则数论并存，把各种理由都详列出来，让读者自己选择，这其中的心思缜密，让人不能不叹服。王安石掩卷长叹道：“真真是奇才矣……此书一出，天下讲《论语》的书都要废了。这几个作者果真只有二十多岁？”
王安礼微笑道：“我听那些举子议论道，这中间的作者，除开一个石越和桑充国，其余全是今春春闱的考生。六个人全部不过二十多岁。”
王雱在旁听到自己父亲和叔叔如此夸奖几个年轻人写的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天性争强好胜的脾气，从来也没见过比他强的年轻人。自己家里，父亲王安石、二叔王安礼、三叔王安国，哪一个不饱学之士，可就是他们，在经义辩难之时，往往也会被自己问倒呢。此时听到王安礼掉起石越，不禁说道：“石越？就是那个石九变？‘莫问湘江桥下水，此生羞作无情死’的石越石子明？”王雱说的时候嘴角微翘，略带嘲讽之意，其实石越的词流传不在少数，他却偏偏取这一句咏儿女情长的来说，也实在是小气了一点。（作者注：此处所引之词句，与之前引“男儿心似铁、纵死亦千钧”，皆是作者几首小词中的句子，读者幸勿见怪。）
王安礼岂不知道自己这个侄子的性格，他也不说破，依然温和的笑道：“正是此人。石越石子明，最近开封府里最出名的人物之一呀。”
“愚兄也听说过此子，本以为不过一才子佳士，不料有这等才学。雱儿，这本书你要好好看看，当世若论《孟子》、《老子》，为父自有一点过人之处，但是若说这《论语》，只怕这石越天下无人能出其右了。”王安石其实颇有爱才之心，每恨这朝廷中的士大夫脑袋古板，自己常常没有什么干才相助，因此爱用些年轻人。这时候看到这石越等人的《论语正义》，从文章看来，实在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心里不禁有了招揽之意。
王雱听到父亲这样说，便不敢不听，当下不太服气的答应一声：“是。”
……
《论语正义》初版刊行了三千册，当时桑俞楚和唐甘南计议，已经做了亏本的打算，不料一发行，立即好评如潮，一时间洛阳纸贵，三千册没几天就销售一空，外地的书商找上门来订货，开封府的书店又不停的来催，桑氏印书馆活字印书还没开始，雕版《论语正义》就先忙得不可开交了。那个新任的掌柜是桑俞楚一个得力的助手，也是桑家一个远房的亲戚，叫桑致财，三十多岁的男子，几络老鼠须，精明的小眼珠，真是人如其名，趁着这机会，他拼命结交各地的书商，为桑氏印书馆拉业务。石越呕心沥血的一部《论语正义》，被他当成了构建良好生意网络的大礼物。
而慕名来桑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桑家的门坎，石越总算是知道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一接到名帖，他就赶快躲起来，让唐棣等人去“接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的同声夸奖，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石越等人的名气更加大了。虽然偶尔也有责难的声音出现，但在这汹涌的叫好声中，又有谁听得见呢？
春寒料峭的二月，一方面朝局动荡不安，在对青苗法的猛烈攻击中，王安石称病，几个新党的坚定分子坚持等着王安石上班才肯给各地的报告下批文，皇帝在压力之中终于做出让步，正式表态继续坚定的推行新法；王安石一回到政事堂，就毫不客气的中止了对他的好友司马光枢密副使的任命，他对年轻的皇帝说道：“司马光一向反对新法，若让他做枢密副使，是给朝廷中反对新法的人树一面旗帜，让他们全部聚在司马光的旗下。”但是他却没有想过，即便是把司马光贬出朝廷，这面反对新法的旗帜就会倒掉吗？另一方面，三年一度的抡才大典，礼部的省试在料峭微风中开始，数千的举子将在这个月里做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是荣是辱，全在此时。而石越《论语正义》的洛阳纸贵，在当时来说，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大多数人们仅仅将之当成一段二月的佳话，只有极少数的杰出之士，才能看出《论语正义》对将来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也是在这个春寒料峭的二月，唐甘南离开了寒冷的汴京，远赴温暖的江南杭州，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棉纺工业。
唐棣是第一次参加省试，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抡才大典”，是各路的取解试不能够比拟的。便是一向豪迈的唐棣，进了考场也不禁变得拘谨起来。
礼部的考场非常之大，每个考生各有一桌一屉，桌子之间隔开一尺以上，并有木板相隔，每个人完全是在一个独立的空间之内考试。首先发下来的考卷是特制的宣纸，宽一尺二寸，长一丈零八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二尺二寸，考生将在此填自己的姓名、籍贯、祖宗三代的情况，写好之后便加以密封，不能让人知道是谁的卷子，谓之“糊名制”。似唐棣这样出身于商人之家的，写这部分就显得底气不足，而如石越这样忘记了自己许多记忆的人，除非有人做保，否则根本不可能被允许参加考试。第二部分六尺八寸，是考生写策论的地方，必须用楷书做答，否则难免前途不妙。因为这一部的答题在交上去之后，会有专门的人另行抄写一遍交给考官判卷，防止考官认出笔迹来循私。若是字迹让那些抄写的人不认识，倒霉的终究是考生自己，那可是申诉无门的事情。第三部分一尺八寸，将有九个以上的考官在这里写评语盖上自己的印章。
所有这些数字，都不是随便拟定的，据说是合天人之变，不过唐棣显然不在乎这些。连考四场，举子们都得住在贡院里，哪有心思想这些呀。这地方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快点写完为妙。好在石越之前特意和他们几个说了一些要点，这出什么题目没有人能料得到，不过石越说的那几个要点听起来却是不错的。唐棣一边写一边想着石越说过的话：“无论如何要突出变法的中心，或为变法叫好；或者引经据典，指出变法实则是法先王，总之证明变法是于经典中有依据的；或者指出变法必有挫折，当知难而上，表明为之则难者亦易，不为则易者亦难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却需要注意，行文亦不可太直白，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为变法而写。”就为了这个曲折之意，他和李敦敏、柴氏兄弟在家里写了多少论文，几个人细细推敲过多少遍呀？
石子明所说的这些章程，有些唐棣明白，有些唐棣不明白。像为新法叫好，他是明白的，不过他本来不屑为之，这新法纵然是好的，执行起来也不好，这一点唐棣所深知，让他写这种违心之论，实在不痛快。不过石子明说若采用那个什么“议会制”其实也是变法，汉代的儒生说孔子作《春秋》是为汉代立法，其实也是一种变法，变法本身未必有错，有错的是新法推行不当，倒说得也不无道理……所以唐棣决定写一篇说明“法先王”必要性的策论，那个议会制，不就是“法先王之意”而来的吗？至于为什么行文不能太直白了，他就不太懂了，不过石子明说的，多半不会有错吧。
这主旨定下来，这些天做过这许多讨论，写过许多范文，算是没有白费。况且还有一部《论语》自己是理解从未有过的深刻。区区几篇论文，实在难不倒唐棣。几场考下来，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出了考场，长吁了一口气，连忙去找李敦敏、柴氏兄弟，却发现他们正兴高采烈的到处找他呢。看这神态，显见是考得不错的。
几个人会了头，正想着一起回去，却见陈元凤和一个人嘻笑着走了过来，仔细看时，那个人也是认识的，原来是曾经一起会过文的叶祖洽。二人看起来心情都挺不错，过来打过招呼，叶祖洽含笑说道：“唐兄，《论语正义》洛阳纸贵，科场想必也是春风得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