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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名之，如乌罗护（斡勒忽那惕）、如者（女真）、蒙瓦。或以特征定名，如黄头，乌素固（其地多水）等。部族名称，古以图腾崇拜为中心，后世则以生产、生活、自然环境、祖宗崇拜、民族持征等为中心。如鲜卑山、室韦山，皆蒙古语森林之山；索岳尔济山，蒙古语端坐而受群峰朝拜。考证古代之地名、族称，一要音谐，二要方位走向，三要特征，四要佐证，五要符合史传所记之各种条件。只凭推断，其考证很难准确。且史传所记，诸多疏漏，要求去谬误求精确，发现本来面目。
笔者在这里反复重申疏解，目的在于找出室韦的来龙去脉，对各史所叙室韦之各种面貌、地理位置等，略抒已见，然本节的主题是蒙兀室韦，凡无关宏旨者，恕不一一详考了。魏、隋、唐三史所叙之室韦，大有出入。或语与契丹同，或其语言也，或与同俗。衣服与契丹同，牛车似突厥毡车状。室韦本民族的特征又是什么呢？《唐书》记契丹风俗云：“契丹风俗大抵与突厥略同，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巅。”室韦天葬之俗与契丹、都波同。《唐书》记黑水风俗云：“畜多豕，无牛羊，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土多貂鼠。”室韦生产与相似。综观三史室韦中南室韦之语言习俗杂兼契丹，未见室韦之独立习俗。《隋书》所记之北室韦如前面所述乃唐之铁勒，蒙古之林木中人也。《唐书》记室韦四至云：“东黑水，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
此处之海不知何所指？若以贝加尔湖当之，则丁零在其中。“丁零之苗裔”得矣！
若以呼伦湖当之，呼伦湖西南之乌素固部，当室韦之最西部与回纥接。咫尺之地，又西又北，区域又何以如此之小？若以丁谦考证之室韦为据，则北不逾黑龙江，丁零之苗裔，则已远远越出了室韦的北境了！《黑龙江乡土录》第六十八页丁谦《室韦传考证》云：“北室韦地在诺敏河南，南室韦当索岳尔济山北。呼哈乌尔山中至今尚有室韦山，深末怛水即诺敏河源庆吉勒淖尔。大室韦在呼玛尔河境内，确然无疑。室韦五部此为最远者，尚不出黑龙江省界。”丁谦之《唐书·室韦传》考证谓：“北濒海者濒俱伦泊也，室建河即额尔古纳河，故源于俱伦泊，此河东北流与黑龙江上游敖嫩河合。敖嫩河西山肯特山，河之南即蒙古族所居。”
丁谦考证前后矛盾，不足为据。《唐书》既称室韦为“丁零之苗裔”，何以又是“语言”呢？丁零自有语言，又何必弃本族言而使用外来语呢？《隋书》把五部室韦分开叙述，只说南室韦与同俗，大室韦路径险阻，语言不通。很明显，大室韦、北室韦、钵室韦不同于南室韦和深末怛室韦，因其民族成分有异也。
《唐书》室韦之乌素固部，同书地理志则谓为：“涑沫乌素固部”。黄头室韦后化为合苏汗女真或黄头女真，大小如者部，即大小女真。有谓隋之钵室韦，即唐之婆莴室韦者，非是。钵室韦在西林穆迪河发源处之胡布山。婆莴室韦则在黑龙江南之苹果河流域，辽金称之为婆速火，是蒙古弘吉剌之分支。塞曷歧、那礼，为蒙古语山水之名。乌罗护即魏之乌洛侯国，《蒙古秘史》之斡勒忽纳惕，是成吉思汗家族之世代婚姻之部，源出弘吉剌。其他部族无特征，不知其族属。
其中之和解部似与黑车子有关，古高车之后裔，其他则尚有古乌丸人。魏、隋、唐虽有室韦之国，并无室韦之族，只是散居在室韦山周围各民族无组织系统的部落而已，向大国朝贡者，只一二部族耳。《室韦传》云：“其国无君长”，“不相统属”，“不相臣制”。它不是一个政治集合体。“每弋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也不是一个经济联合体，只是临时性的联合行动，没有经济的纽带和政治的内容。
所谓室韦国，并不具备国家形态，也不懂真正国家的作用，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称谓而已。蒙古语中之“国”可大可小，部族即可称国。室韦国即室韦山之部落也。
室韦山是古鲜卑山，皆指大兴安岭。鲜卑、室韦皆蒙古语“森林”的音译，但鲜卑与室韦有别。凡称鲜卑者，是在鲜卑山形成的民族，如鲜卑拓拔部、鲜卑慕容部、鲜卑宇文部、鲜卑段部以及拓拔的分支鲜卑秃发部。有些部落迁入内地后长期繁衍，因其居地不同而以河西鲜卑、陇西鲜卑称之。鲜卑的历史很长，周成王时（大约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鲜卑就参加过周成王召集的盟会。《国语·晋语》之八云：“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韦昭注曰“鲜卑东夷国。”韦昭是三国时人物，他注《国语》时，鲜卑早已东迁辽左，故称其为东夷国，盖指慕容鲜卑之祖。鲜卑民族由形成到消失，其称鲜卑不变。室韦则否，所谓室韦者，乃许多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部族迁来室韦山者，故室韦山称可变。
如黄头室韦后改合苏汗女真，深末怛室韦至唐改称思慕，黑车子室韦与黑车子鞑靼互称。鲜卑为鲜卑诸民族的总体名称，不易不变。室韦各部落则因时因地而有所改变，与鲜卑有异。鲜卑山与室韦山，历代史书均有所载，然所指不同，未能统一。有谓在科尔沁右翼中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名蒙格。位于东经121度20分，北纬45度10分，是大兴安岭南行主干余脉，海拔721米。若此，鲜卑山则在大兴安岭南段。或曰拓拔石室已缘李敞告祭碑文的发现而得到确认，即今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之嘎仙洞，鲜卑山在此得矣。这样，鲜卑山则在大兴安岭中段。还有人说，根据嘎仙洞的地理坐标，可以确证《魏书》所载之大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北部。《黑龙江古代文物》说：“大兴安岭北段，古时称大鲜卑山。”
《呼伦贝尔志略》曰：“鲜卑山即外兴安岭”。丁谦著《后汉书·鲜卑传·地理考证》云：“大鲜卑山在俄属伊尔古斯克省北，通古斯河南”等等。笔者认为：嘎仙洞是最可靠的证据，根据地理坐标，确认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北段为正确。
室韦虽来自鲜卑，但室韦山与鲜卑山的位置并不一致。《呼伦贝尔志略》嫩江县条云：“城东北二百五十六里自伊勒呼里山东行南折之正干为库穆尔室韦山。”
额尔古纳河条云“上源海拉尔河挟从水西流经呼伦贝尔城北，又西抵室韦格特山之西。”呼伦县条云：“县南偏东三百里，有高一百五十丈东西九十里之室韦山。”
又据《盛京疆域考》卷一汤河考中说：“今鞍山境内之千山，即古之室韦山。”
方壮猷《室韦考》云：“今大兴安岭南部索岳尔济山之北有室韦山，小兴安岭中部，瑗珲之西，亦有库穆尔室韦山。疑唐代兴安岭之古称当名室韦山，秦汉魏晋时代则当称鲜卑山。”马长寿著《乌桓与鲜卑》云：“最早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中有两个鲜卑山，一在辽宁锦县之东，一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隋图经》云：“鲜卑山在柳城县（今朝阳县》东南。”《方舆纪要》卷八云：“据旧志谓柳城县东二百里有鲜卑山。”究竟哪个鲜卑山是后来的室韦山，抑或室韦山就是古鲜卑山呢？《蒙兀儿史记》说：“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其先出于东胡。”
屠氏对室韦的民族属性，没有搞清楚，对东胡的含义也不甚了解。室韦确有蒙古民族的部落，《新唐书·室韦传》已经交待清楚，是“丁零之苗裔”，不是蒙古的族源。如：北室韦、钵室韦、大室韦，唐之乌罗护、婆莴等皆蒙古，但非什么别种，是住在这里的蒙古部落。室韦不是民族实体，也不是政治经济的联合体，蒙古就是蒙古，不是什么民族或国家的别种。东胡是他称，即东边的民族。
东胡是以慕容鲜卑的祖先为主体的包括乌桓鲜卑的全体部族（拓拔除外）的民族联盟，他真正的名称，史无所载。屠氏谓蒙兀之先出于东胡，是乌桓还是鲜卑，是慕容还是宇文，按《新唐书》所说之契丹别种，丁零苗裔，当然是宇文，但宇文部是南匈奴远属为鲜卑长，东胡之中没有宇文。屠氏所云，令人费解！
蒙古地处斡难河源，当室韦本部之西北数千里外，语言不通与室韦无往还，无法拼凑为一族。蒙兀、蒙瓦仅《唐书》一见，《隋书·室韦传》有大室韦，无蒙兀室韦。在《铁勒传》中土拉河北有蒙陈部。更早在拓拔魏时（三世纪）有木骨闾（蒙古里）、没歌部（蒙古族）、没骨人（蒙古人）。再早则正如俄国史学家华西里也夫所说：“在最早的时候，‘蒙古’是官方的称谓，后来才逐渐变成民族的名称。”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乞伏可汗托铎莫何。”“莫何”就是“蒙古”的异书。
柔然、突厥、室韦都承袭沿用，《突厥传》写作“莫贺咄”、“莫何”、“莫弗何”等与“忙豁勒”相似之音，实皆“蒙古勒”也。
“蒙兀室韦”《唐书》乃见，成吉思汗的祖先迁来望建河畔比《唐书》的蒙兀室韦早一百多年。木骨闾的儿子创建蒙古人的国家——柔然，比《唐书》的蒙兀室韦早四百多年。在《唐书》露面的蒙兀室韦，根据地理方位、里程、习俗，是为成吉思汗家族的一支。若以“距仙娥河二百里为室韦”论之，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称蒙古为室韦，或许有之。但此族此地确非室韦，只是某些学者如此称之而已，不能不为之澄清。
在三史的室韦中均无“黑车子”之名。在《唐书·回纥传》末尾有“黑车子”，不称室韦。《会昌一品集》中有“黑车子室韦”，亦称“黑车子达旦”，是室韦与达旦界限不太明显之故。《黑龙江志稿》明确了黑车子居地，在喀尔喀河之源阿鲁塔尔奇岭。塔尔奇即特尔根，蒙语车的音译，山中出车材，因以为名，古黑车子室韦居之。南九十里为哈玛尔山室韦和解部居之。
《契丹史略》云：“黑车子室韦同化于契丹，他们的造车技术在契丹人中间保存下来了。”《蒙兀儿史记》云：“那河为今之嫩江，望建河乃黑龙江”。据此，则《唐书·室韦传》结尾之文不可解矣！“望建河……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黑龙江与嫩江绝不相通，怎能会合？
源于不儿罕山的望建河东流会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源于伊克呼里阿林吉勒齐老山北之海拉尔河西南流，转东北流，改称额尔古纳河，与东流之望建河会入黑龙江。黑龙江屈曲东流会牛满河折东南流，受北来之精奇里江又东南流，受松花江东流。松花江源出长白山，西北流至肇源与嫩江会，东流偏北，右纳忽汗河东北流，再纳牡丹江东北流入黑龙江。此即《室韦传》之“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那河为今之松花江，忽汁河即瑚尔哈河，乃《金史》胡里改路之水。嫩江在《唐书·室韦传》中称“越河”，嫩江源出伊勒呼里阿林，合三水东南流，左受纳约尔河东南流折正南经乌云沃赫浑东，折而东复折而西南，喇都里河自西北来会……至肇源入松花江。松花江东流纳忽汗河……。此即“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纳约尔河即越河，乃嫩江东源之水，《唐书·室韦传》称嫩江为越河，喇都里河为室韦那礼部所居。
七 蒙古人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