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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顺利完成，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到1953年春，除新疆、西藏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共分得7亿多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使农民群众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中国共产党对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和“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中的另外两个政策。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直接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依靠反动政权的力量逐步形成和发展起巨额的垄断资本，俗称官僚资本，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网，残酷剥削人民，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全国解放前夕，官僚资本拥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固定资产的80％（约200亿美元），还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和对外贸易。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是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条件和根本保证。到1950年初，新中国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共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2 858家、金融企业2 446家，征购和代管外国在华企业1 192家，建立了掌握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中等资产阶级，他们的固定资产大约占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20％。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其产生开始，就受到了外国资本、本国洋务派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多重压抑，大部分企业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艰难挣扎。对这种在近代中国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一定时期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1929年1月，在红四军司令部的布告中就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的规定。在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中，党更明确规定要“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各革命根据地都鼓励私人商业的发展。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纠正王明过“左”的工商业政策，重新重视在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从而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的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欢迎外地资本家到边区开办实业，并鼓励当地的地主投资工商业，切实保护他们的经营自由。党还通过合理调整劳资关系，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公平负担税款，以及鼓励私商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减轻了民族工商业者的负担，照顾了他们的利益。这不仅团结了民族资本家，而且促进了边区工商业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认真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工商业政策，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方针，鼓励开展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达到增加生产、保障供给的目的。这些举措，与国民党政府打击民族资本家、造成国统区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相对照，使解放区的工商业出现了兴旺的景象。新中国建立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国家在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等方面对私营经济进行了合理调整，充分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把私营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
从根本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替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一方面又为建立社会主义准备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发展和胜利的过程，就是为社会主义打基础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保证人民军队和革命战争的物质供给，巩固革命政权，也为了改善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激发民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了若干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如苏区在奖励私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建立和发展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业和商业，建立和发展了劳动互助组和耕田队等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克服日本和国民党进行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国营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广大农民也组织了许多变工队、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起来的公营经济，成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国家要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等方面，使这五种经济成分要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促进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也是新民主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它包括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所有经济事业和物质基础，主要由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的公营经济、民主革命胜利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买办资本，以及后来经过改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所组成。
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所需要大力发展的经济成分。毛泽东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l432页。）
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将通过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被引导着朝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1431页。）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国家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是，对其也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发展，而是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也就是实践孙中山“节制资本”的主张。毛泽东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l432页。）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又被称作“公私合营”。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新民主主义国家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例如，为国营企业加工，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
总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允许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形式存在和发展。通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引导非社会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直至最后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既是非资本主义的，又是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的；既是非社会主义的，又是走向社会主义的。
第3节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一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从五四运动以来，就逐步形成了。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奴化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进行了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内的瞿秋白、张闻天等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抗战时期，毛泽东吸取了党内对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探索的积极成果，于1940年初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进行了完整的概括。他指出：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民族是指形式，科学是指内容，大众是指服务对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在形式和内容上，要求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又并不排斥外来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要反对“全盘西化”，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须采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态度，对外来文化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以消化创新。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结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其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又是科学的。这种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在这点上，中国共产党能够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教徒，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在方法上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既不菲薄历史，也不颂古非今。它主要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因而与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同时划清了界限。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毛泽东认为应“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