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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昆经济学全本-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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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激凌的价格调整使供求平衡:在均衡价格时,买者想买的冰激凌的数量正好等于卖者想卖的冰激凌的数量。具体来说,假设均衡价格是每个3美元。
  并不是每个人对这种自由市场过程的结果都感到满意。比如说,美国冰激凌消费者协会抱怨,3美元价格太高,无法使每个人每天享受一个冰激凌(该协会推荐的食品)。 同时,全国冰激凌制造商组织也抱怨,3美元的价格——“割颈式竞争”的结果——减少了其成员的收入。每个集团都在游说政府,以便通过一项借助于直接控制价格来改变市场结果的法律。
  当然,由于任何一种物品的买者总想要低价格,而卖者总想要高价格,所以,这两个集团的利益是冲突的。如果冰激凌消费者在游说中成功了,政府就通过冰激凌可以卖的价格的法定最高价格,这就称为价格上限。如果冰激凌制造商成功了,政府就通过对价格的法定最低价格称为价格下限。现在我们依次来考虑这些政策的影响。
价格上限如何影响市场结果
  
  图6-1(a) 没有限制作用的价格上限
  图6-1 (b)有限制作用的价格上限
  当政府受冰激凌消费者抱怨的鼓动对冰激凌市场实行价格上限时,可能有两种结果。在图6-l(a)幅中,政府实行每个冰激凌蛋卷为4美元的价格上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使供求平衡的价格(3美元)低于上限,价格上限没有限制作用。市场力量自然而然地使经济向均衡变动,而且,价格上限没有影响。
  图6-l0(b)幅表示另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更令人感兴趣,也更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行每个冰激凌蛋卷2美元的价格上限。由于均衡价格3美元在价格上限之上,所以,价格上限对市场有一种限制性约束。供求力量趋向于使价格向均衡变动,但当市场价格达到上限时,就不能再上升了。因此,市场价格等于价格上限。在这种价格时,冰激凌的需求量(图中的125个)超过了供给量(75个)。存在冰激凌短缺,因此,一些在现行价格时想买冰激凌的人买不到。
  当冰激凌短缺的形成是由于这种价格上限时,一些配给冰激凌的机制自然就会出现。这种机制可能是排长队:那些愿意提前来到并排队等候的人得到一个冰激凌,而另一些不愿意等候的人得不到。另一种方法是,卖者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来配给冰激凌,只卖给朋友、亲戚或同一种族或民族的成员。要注意的是,尽管价格上限是由帮助冰激凌买者的愿望而促成的,但并不是所有买者都能从这种政策中受益。一些买者尽管不得不排队等候,但以较低的价格得到冰激凌,而另一些买者根本得不到任何冰激凌。
  冰激凌市场的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一般规律:当政府对竞争市场实行限制性价格上限时,就产生了物品的短缺,而且,卖者必然在大量潜在买者中配给稀缺物品。这种价格上限之下产生的配给机制很少是合意的。排长队是无效率的,因为这样做浪费了买者的时间。根据卖者偏好的歧视既无效率(因为物品并没有给予对它评价最高的买者)又可能是不公正的。与此相比,一个自由竞争市场中的配给机制既有效率又客观。当冰激凌市场达到均衡时,任何一个想支付市场价格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冰激凌蛋卷。自由市场用价格来配给物品。
案例研究 加油站前的长队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的,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提高了世界石油市场的原油价格。由于原油是用于生产汽油的主要投入,较高的石油价格减少了汽油供给。加油站前的长队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且,驾车人常常不得不为了买几加仑汽油而等待几个小时。
  是什么引起了排队加油呢?大多数人归咎于欧佩克。的确,如果欧佩克不提高原油价格,汽油的短缺就不会出现。但经济学家把它归咎于限制石油公司对汽油收取的价格的政府管制。
  
  图6-2表示所出现的情况。正如(a)幅所示,在欧佩克提高原油价格以前,汽油的均衡价格为P1,低于最高限价。因此,价格管制没有影响。但是,当原油价格上升时,情况变了。原油价格上升增加了生产汽油的成本,而且,这也减少了汽油的供给。正如(b)幅所示,供给曲线向左从S1移动到S2。在一个没有管制的市场上,供给的这种移动将使汽油的均衡价格从P1上升为P2,而且,不会引起短缺。相反,价格上限使价格不能上升到均衡水平。在价格上限时,生产者愿意出售的量小于消费者愿意购买的量。因此,供给移动引起了受管制价格时的严重短缺。
  最后,对汽油价格管制的法律被撤销了。这项法律的制定者终于明白了,他们要为美国人排队等候买汽油而失去的许多时间承担部分责任。现在,当原油价格变动时,汽油的价格也可以调整以使供求均衡。
案例研究 短期与长期租金控制
  一个常见的价格上限例子是租金控制。在许多城市,地方政府都规定房东能向房客收取的租金上限。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帮助穷人更能租得起住房。经济学家经常批评租金控制,认为这是一种帮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极无效率的方法。一个经济学家称租金控制是“除了轰炸之外,毁灭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
  租金控制的不利影响对一般人并不明显,因为这些影响要在许多年中才能呈现出来。在短期中,房东出租的公寓数量是固定的,而且,他们不能随着市场状况变动而迅速调整这个数量。此外,在短期中,在一个城市寻找住房的人的数量对租金也并不会非常敏感,因为人们调整自己的住房安排要花时间。因此,住房的短期供给与需求都是较为缺乏弹性的。图6-3(a)幅表示租金控制对住房市场的短期影响。与任何一种价格上限一样,租金控制引起短缺。但由于短期中供给与需求缺乏弹性,最初由租金控制引起的短缺并不大。短期中的主要影响是降低了租金。
  
  长期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随着时间推移,租赁住房的买者与卖者对市场状况反应较大。在供给一方,房东对低租金的反应是不建新公寓,也不维修现有的公寓。在需求一方,低租金鼓励人们去找自己的公寓(而不是与父母同住,或与室友同住),而且也引起更多的人迁居到城市。因此,在长期中供给与需求都是较为富有弹性的。
  图6-3(b)幅说明了长期住房市场。当租金控制把租金压低到均衡水平以下时,公寓的供给量大幅度减少,而公寓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结果是住房大量短缺。
  在那些有租金控制的城市里,房东用各种机制来配给住房。有些房东让租房者长期等待。另一些房东喜欢没有孩子的房客。还有一些房东根据种族实行不同待遇。有时公寓分配给了那些愿意暗中向大楼管理者付钱的人。实际上,这些贿赂使公寓总价格(包括贿赂)接近于均衡价格。为了充分了解租金控制的影响,我们必须回想一下第一章中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在自由市场中,房东努力使自己的楼房清洁而安全,因为令人满意的公寓可以得到更高的价格。与此相比,当租金控制引起短缺和排队等待时,就没有什么激励能使房东对房客关心的问题作出反应。为什么在现有住房状况下人们就等待住房时房东还要花钱来维修并改善住房状况呢?最后,房客得到了低租金,但他们也得到了低质量住房。
  决策者对租金控制这种影响的反应通常是实行额外的管制。例如,认定住房方面的种族歧视为非法,并有法律要求房东提供适于居住的最低条件。但是,这些法律实施起来困难而费用巨大。与此相比,当取消租金控制并由竞争力量调节住房市场时,这些法律都没有什么必要了。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住房价格的调节消除厂短缺,而这种短缺引起了不合意的房东行为。
新闻摘录 纽约市的租金控制 
  租金控制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起着重大的作用。这篇文章描述了现实中这项政策如何发生作用。根据这篇1994年发表的文章,地方政治家只有在公寓空房率相当高时才会取消租金控制。你认为这种决策如何?
  免费住房:纽约市的某些富人和名流深受租金法之恩泽
  纽约——里斯·凯兹(Les Katz),一个27岁的表演专业学生兼门房,和两位室友在曼哈顿上西区以1200美元租金租了一套小型公寓房。两个人睡在搭盖在厨房之上的分开的卧室中,第三个睡在主房间的床垫上。在该市另一边的中央公园大道上,私人投资者保罗·哈伯曼(Paul Haberman)和他的妻子住在一个宽敞的、有两个卧室的公寓中,该公寓还有一个日光浴室和两个阳台。一位不动产专家说,这座位于这条著名大道上豪华建筑物中的公寓月租金最少值5000美元。但根据租金记录,这对夫妇只支付350美元左右(哈伯曼先生拒绝讨论这个租金量)
  这种悬殊的原因是:纽约的租金管制。
  纽约市正面临着23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和20年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根据各种估算,该市由于对租金限制所减少的现金流量,以及由此引起的住宅建筑估价减少而失去的财产税收入每年在1亿美元左右。批评者还指出,租金限制还遏制了新住宅建筑的建设,并迫使房东——以及间接地迫使纳税人——去补贴那些有幸租到一套受管制公寓的房客……
  几乎各个方面的人都被租金管制公寓所吸引:女演员米亚·法罗(Mia Farrrow)和希希莉·托森(Cicely Tyson);男爵夫人英格瑞德·曲辛 (Ingrid Thyssen);有五月花夫人之称的西德尼·比德尔·巴罗斯(Sidney Biddle Barrows);州参议员民主党领袖曼菲瑞德·奥瑞斯坦(Manfred Ohrenstein);融资收购专家托德·古德温(Todd Goodwin);以及任职于本报发行者道琼公司的雇员……
  纽约市租金管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开始实施的,目的在于确保当地居民不至于在与临时居住的高薪工作人员竞争有限的公寓中失去机会。战后,当地政治家保留了租金管制,规定只要空房率在5%以下,则住房紧张状况仍然存在。现在空房率是3。4% 。
  房客如何得到这种低租金住房呢?
  一些人是继承了这些住房。法罗(Farrow)女士每月支付2900美元左右租了中央公园西街的十间房子,这仅是这些房子市场价值的一部分。这位女演员在这座公寓中长大,这里也是她的一部电影——《汉娜和她的姐妹们》——的背景。她的母亲莫伦·欧苏利文(Maureen Osullivan)曾在伍·艾伦的影片中出现过,是在40年前第一次签订了租约。
  其他居住租金控制公寓的房客,例如,前纽约市长大卫·迪金斯(David Dinkins)和曼哈顿区的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认识房东,他们的房东是纽约的卢丁(Rudin)家族。一位在迪金斯手下负责住房部并坚决支持租金管制的副市长芭芭拉·法伊夫(Barbara Fife)说:“卢丁家族乐于让前任政府官员得到租金稳定的住房。”
  有时候,想成为房客的人要向前房客或房东支付被称为“定金”的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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