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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产量。图15－8表示这种比较。垄断者生产的产量小于社会有效率的产量。
我们还可以从垄断者的价格来看垄断的无效率。由于市场需求曲线描述了价格和物品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所以，无效率的低的产量就相当于无效率的高的价格。当垄断者收取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时，一些潜在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高于其边际成本，但低于垄断者的价格。这些消费者最后不购买物品。由于这些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大于生产这些物品的成本，这个结果是无效率的。因此，垄断定价使一些双方有益的交易无法进行。
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用无谓损失三角形来衡量税收的无效率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样衡量垄断的无效率。图15－8表示无谓损失。回忆一下，需求曲线反映消费者的评价，边际成本曲线反映垄断生产者的成本。因此，需求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之间的无谓损失三角形面积等于垄断定价引起的总剩余损失。
垄断引起的无谓损失类似于税收引起的无谓损失。实际上，垄断者像私人收税者一样。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说明的，一种物品的税收是打入消费者支付意愿（反映在需求曲线上）和生产者成本（反映在供给曲线上）之间的一个楔子。由于垄断者通过收取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发挥其市场势力，它就打入了一个类似的楔子。在这两种情况下，楔子使销售量低于社会最适水平。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别是政府得到了税收的收入，而私人企业得到了垄断利润。
垄断的利润：一种社会代价吗？
控诉垄断者以损害公众来“肥己”是很有吸引力的。的确，垄断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赚到了更多的利润。但是，根据垄断的经济分析，企业利润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个社会问题。
垄断市场上的福利也与所有市场一样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只要消费者由于垄断价格额外支付给生产者1美元，消费者状况就会变坏1美元，而生产者状况会变好相等量。这种从物品消费者向垄断所有者的转移并不影响市场总剩余——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换句话说，垄断利润本身并不代表经济蛋糕的规模缩小；它仅仅代表生产者的那一块大了，而消费者的那一块小了。除非由于某种理由认为消费者比生产者更重要——这种判断已超出经济效率的范围之外——否则垄断利润不是一个社会问题。
垄断市场上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量低于使总剩余最大化的水平。无谓损失衡量经济馅饼缩小了多少。这种无效率必然与垄断的高价格相关：当企业把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以上时，消费者买得少了。但是要记住，从仍能销售的产品数量中赚到的利润并不是问题。问题产生于无效率的低产量。换个说法，如果高垄断价格不会阻碍一些消费者买这些物品，它所增加的生产者剩余就正好是消费者剩余减少的量；而总剩余仍然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可以达到的一样。
但是，这个结论也有一个可能的例外。假设一个垄断企业为维持其垄断地位不得不引起额外的成本。例如，拥有政府创造的垄断的企业为了保持它的垄断需要雇佣游说者来说服法律制定者。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者可以用它的一些垄断利润来支付这些额外的成本。如果是这样的话，垄断的社会损失既包括这些成本，也包括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引起的无谓损失。
即问即答 如何比较垄断者的产量与总剩余最大化的产量？
对垄断的公共政策
我们已经说明了，与竞争市场相比，垄断者没有有效地配置资源。垄断者生产的产量小于社会合意的产量，而且，收取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政府决策者会以四种方式中的一种对垄断问题作出反应：
◎努力使垄断行业更有竞争性
◎管制垄断者的行为
◎把一些私人垄断变为公共企业
◎无所作为
用反托拉斯法增强竞争
如果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想合并，那么，在付诸实施之前肯定会受到联邦政府的严格审查。司法部的律师和经济学家会有力地确认，这两家大汽车公司之间的合并会使美国汽车市场的竞争性大大减弱，从而引起整个国家经济福利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司法部将在法庭上对合并提出诉讼，而且，如果判决同意，就不允许这两家公司合并。正是这种诉讼阻止了微软在1994年购买图文公司。
政府对私人行业行使的这种权力来自反托拉斯法，即目的在于遏制垄断权力的法律集成。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反托拉斯法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国会在1890年通过了这个法案，以减少当时被认为主宰经济的大而强的“托拉斯”的市场势力。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加强了政府的权力，并使私人民事诉讼合法。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说过的，反托拉斯法是“最全面的经济自由宪章，其目的在于维护作为贸易规则的自由而不受干预的竞争。”
反托拉斯法给予政府促进竞争的各种方法。它们允许政府阻止合并，例如我们假设的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合并。它们也允许政府分解公司。例如，政府1984年把大型通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分为八个较小的公司。最后，反托拉斯法禁止公司以使市场竞争减弱的方法协调它们的活动；在第十六章中我们将讨论反托拉斯法的一些运用。
反托拉斯法有代价也有收益。有时公司合并并没有减弱竞争，而是通过更有效率的联合使生产降低了成本。这些合并的收益有时称为“合并效应”。例如，近年来许多美国银行合并，并通过联合经营可以减少行政人员。如果反托拉斯法是为了增进社会福利，政府就必须能确定哪些合并是合意的，而哪些不是。这就是说，它应该能衡量并比较合并效应的收益与竞争减少的社会成本。批评反托拉斯法的人怀疑政府能否进行必要而相当准确的成本－收益分析。
管制
政府解决垄断问题的另一个方法是管制垄断者的行为。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例如自来水和电力公司中，这种解决方式是常见的。不允许这些公司收取它们想收取的任何价格。相反，政府机构管制它们的价格。
政府应该为自然垄断者确定多高的价格呢？这个问题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容易。一些人的结论是，价格应该等于垄断者的边际成本。如果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消费者就可购买使总剩余最大化的垄断者产量，而且，资源配置将是有效率的。
但是，边际成本定价作为一种管制制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图15－9所说明的。根据定义，自然垄断是平均总成本递减。正如我们在第十三章中讨论的，当平均总成本递减时，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总成本。如果管制者要确定等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价格就将低于企业的平均总成本，而且，企业将亏损。在收取如此之低的价格时，企业就会离开该行业。
管制者可以用各种方式对这一问题作出反应，但没有一种方式是完美的。一种方法是补贴垄断者。实际上，政府承担了边际成本定价固有的亏损。但要支付贴补，政府需要通过税收增加收入，这又引起税收本身的无谓损失。另一种方法，管制者可以允许垄断者收取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如果受管制的价格等于平均总成本，垄断者正好赚到零利润。但平均成本定价引起厂无谓损失，因为垄断者的价格不再反映生产该物品的边际成本。实际上，平均成本定价和垄断者在出售物品时征收税收一样。
边际成本定价作为管制制度（以及平均成本定价也同样）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不能激励垄断者降低成本。竞争市场上的每个企业由于低成本意味着高利润都努力降低其成本。但如果一个受管制的垄断者知道，只要成本减少，管制者就将降低价格，垄断者就不会从降低成本中受益。实际上，管制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允许垄断者从降低成本中以更高利润的形式得到一些利益，这种作法要求对边际成本定价的某种背离。
新闻摘录 波音的市场势力
1996年，世界最大的商用飞机制造者波音公司提出与美国第二大、世界第三大的飞机制造者麦道公司合并。这种合并是会使波音公司市场势力太大，还是使之能与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竞争，足以使波音的价格接近于生产成本？在批准合并之前，美国管制者必须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正如以下的文章所讨论的，飞机的买者——航空公司——并不反对合并，这一事实对答案提供了一种思路。
许多航空公司并不担心波音与麦道的交易
亚当·布赖恩特 撰写
尽管提议中的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将使商用喷气式飞机的制造者从三家减少为两家，但几家航空公司的经理昨天说，他们并不反对这件事。
他们的看法至关重要，因为联邦机构在评价这笔交易潜在的不利于竞争的影响时，很可能要征求这些人的意见。
麦道公司飞机最大的用户之一，美洲航空公司董事会主席罗伯特·L．克兰达尔（Robert L．Crandall）昨天说，提议中的合并给市场的教训是，飞机制造业的资本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除了波音和欧洲集团空中客车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余地了。
他补充说，这种合并有力地保证了，向AMR公司的成员美洲航空公司供给麦道飞机零部件的稳定性，这比麦道公司自己提供好得多。
他说，“这是你能看到的最有利的情况”。他又说，他并不认为在长期中飞机的价格会由于合并而上升。“如果你把废物从体系中清除掉，并假设两家生产者的存在将继续提供充分的价格自律，是否在你买机票时就会便宜一些？”他说……
“第一位制造商是波音，第二位是空中客车——这才是主要的竞争来源”，环球航空公司发言人马克·埃布尔斯（Mark Abels）说，“我并不认为这和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合并一样。”
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l9。 l996； p。 D2。
公有制
政府用来解决垄断问题的第三种政策是公有制。这就是说，政府不是管制由私人企业经营的自然垄断，而是自己经营自然垄断本身。这种解决方法在欧洲国家是常见的。在这些国家政府拥有并经营公用事业，如电话、供水、和电力公司。在美国，政府经营邮政服务。普通一类邮件投递常常被认为是自然垄断。
经济学家通常喜欢把公有制的自然垄断私有化。关键问题是企业的所有权如何影响生产成本。只要私人所有者能以高利润的形式得到部分利益，他们就有成本最小化的激励。如果企业管理者在压低成本上不成功，企业所有者就会解雇他们。与此相比，如果经营垄断的政府官僚做不好工作，损失者是顾客和纳税人，他们只有求助于政治制度。官僚有可能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并企图阻止降低成本的改革。简而言之，作为一种保证企业良好经营的方法，投票机制不如利润动机可靠。
无所作为
以上每一项旨在减少垄断问题的政策都有缺点。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通常最好不要设法解决垄断定价的无效率。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