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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天下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天下国和家它的政治制度是一致的，它是普遍的，它是完全普遍适用的，并且是它的结构是同样的，所以它能够一层一层地传递下去，只有保证了这种普遍性和传递性，我们才有可能说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它是一个充分有效的政治制度。后来在先秦时代的那些儒家比如说孔子以后等等这些儒家，所做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为这个天下理论补充了一个在我看来叫做伦理合法性的论证。因为政治合法性仅仅论证了这个一种政治制度的它的效率，它的自身的融洽，不能保证一种政治制度在价值上是不是好的，所以它需要一种价值上的，单纯价值上的论证。所以儒家给出的就是一个伦理的论证。所以它倒过来是由家去论证国，由国再论证天下，它是这样的一个反过来的一个排序。这个排序道理在哪儿呢？因为这个人的生活的价值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价值，你必须由最小的单位去考虑最小单位当然就是两个人，就是孔子仁义道德那个仁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而到这个最小模式的时候，它的典型形式那就是家庭，一个家是一个最小的模型单位，所以如果说在一个家庭这样的模式里头所能够发现的，所能够找到的那种伦理关系，那么它就应该是最基本的。因为没有比这更基本的。它是最基本的，那么它就应该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政治层次上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强调由家的伦理推到国，推到天下这个道理，它是反过来的一种普遍性和传递性，反向地传递上去。至于为什么说这个家的伦理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伦理价值的一个根据呢？我们可以想像一个论证，就是这一个家庭，这里头我们利益冲突是最小的，所有的都是共同利益，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双方的这种价值关系是无条件的。从理论上讲家庭是最有条件产生相互的关心责任和爱，这样的一些人最想要的价值。所以儒家从家去考虑伦理问题，这一点在理论上是非常优越。比从单个人比如两个陌生人，西方一般都是讨论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两个陌生人之间这个关系是非常不稳定，非常危险的一种关系。那么当儒家给出了这个伦理合法性论证之后，天下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应该说是基本上完满了。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从天下、国、家到家、国、天下它正好构成了一个循环，一种循环论证。
那么在实践上说，这个天下当然它有很多实践的方式，并且我们相信是可以不断发展不断补充的。但就中国古代的天下理论来讲，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两个很有趣的实践原则。一个叫做无外的原则，就是王者无外。因为你整个天下都被考虑成一个政治实体的话，他就已经没有外在的政治实体存在，所有的都被囊括在一个政治实体里头，排除了任何的外在性的存在，这就叫无外的原则，王者无外。这个原则重要性在哪儿呢？等于是想说我们世界土地有多大，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就必须伸多远，就必须覆盖整个自然的存在，只有这样，你这个才是一个充分的政治制度，这是一方面。
这个后果是很深远的，同样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方的这个政治理论。西方的这种政治理论我们开始都说是发源国家，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但是后来又以宗教为单位，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以基督教为单位，这里头背后都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就是他们这个异教徒的模式。以及到后来当代的像卡尔·施密特讲，说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区分敌我。这些理论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西方的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就是把世界给分裂开来看。世界它分裂为一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是别人的。别人的就是相当于异教徒他也是一个，或者说是落后的民族，就是如果它不是被选的，那么它就是落后的，它是野蛮的，需要被征服的，或者说从现代的讲，它至少也是个敌人按照卡尔·施密特来讲，如果你不带有价值歧视的话，它至少也是一个利益上的敌人。就是永远要把这个世界分裂地去看，只有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才能够思考政治问题。所以这个结构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使一个在他们想像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一个政治实体存在，总是不能充满整个世界，总是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然后把另一部分作为它的敌对方去想，只有世界存在的敌对方的时候，才有了各种冲动，他们才有了各种政治的冲动，全部政治冲动都建立在与人作对，这样的基础上去思考问题。而中国这个无外的原则，我们大家已经可以想像，如果说这个政治制度是充满整个世界的。我们想像政治制度，一切都包含在内，只有在内而没有在外的东西，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当然会有利益冲突的暂时的敌人，那是会有的，但是没有原则上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讲究和为贵，从这角度去想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为什么中国要讲和为贵，为什么要讲和谐？甚至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么概括，如果说卡尔·施密特讲的区分敌我，是西方政治思维的本质，那么中国这个可以叫做化敌为友。中国所谓政治就是化敌为友，如果不能化敌为友那就不是政治了，那就是变成是斗争。西方讲的这种敌我关系的斗争，在中国的思维里头恰好不叫政治，那就是你死我活了，而只有能够化敌为友这才有艺术性，斗争那都是很自然的，就跟动物一样，那个谈不上艺术，只有能够化敌为友才达到了艺术水平，只有这个情况下我们才称之为它是一种政治。另外一个有趣的原则是叫做礼不往教的原则。这是在《礼记》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礼可以就相当于是文化的意思，咱们可以大概相当于是一套文化体系，它讲的是说关于这个文化，关于礼的关系呢是这样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礼，蛮夷也有蛮夷的礼大家都是不同的，礼不同。每个地方你可以觉得自己的礼最好，那没有问题。但是你没有理由认为别人的那个是怎么不好的，别人的你不要管他，别人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别人觉得你的礼更好，他来学习，那么你应该欢迎。你欢迎任何来学习的人，但是你不能够反过来去推销，所谓礼不往教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反过来去推销你的文化，把你的文化强加给别人。别人来学是可以的，你也可以去学别人的，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学别人的，但反过来也一样，别人也不能够把他的礼强加给你，这是所谓的叫礼不往教的原则。
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它意味着一种叫做文化自由主义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发展自己的，你可以自由交往。
最后我希望我们能够关注一下不仅仅在天下理论本身，这个天下理论它的背后它是有一个深刻的哲学根据的，它决定了思维方式的不同。为什么西方是那样去想问题，而我们是这样想问题。背后这个哲学的根据，你看像西方在考虑任何问题的时候，存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个问题。讲一个东西存在，另外一个东西存在，然后它们之间才有一种什么什么关系。就是说这个个体这个实体是给定的，那么两个实体给定，它们就会有某种关系，是这样去思考问题的。而这种思维方式，你可以看出来它奠定了以后个人主义的思路，那个所谓人权为什么讲权利先于义务什么，都是跟这个有关的。
而中国思考问题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存在论不是一个关于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实体的存在论，我们的存在论恰好是关于关系的存在论，就是说实体是虚的，关系才是实的，给定某种关系这个时候你才塑造了在这个关系中的个体，就是反过来去思考的。你比如给定了是一个友善的关系，那么这两个人进入这个友善关系的这两个人，将会互相观察到对方是好人，如果你给定是一个敌对的关系，那么这两个人将会观察到对方是坏人，所以这个个体这个实体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性质。所以如果是注意到中国这样的一种关系存在论的思维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要讲究什么是最好的关系，为什么要化敌为友，为什么要讲究和谐，为什么要和平等等都是跟这个直接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