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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我国消费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未同步进行。一方面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
医疗市场化等进程迅速展开；另一方面，公众的收入结构改革滞后，人们因住房商品化、教
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增加的消费支出，没有能由收入（货币工资）的相应增加而得到充
分补偿。
虽然，从1998～2005 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虽然由598 亿元增长到3600
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美国占70％以上），这一比例依然过低。
2007 年5 月2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07 年《社会保障绿皮书》。绿皮书指出，
1990～2004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2 元增加到9421。6 元，增加5。24 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 元增加到4039。6 元，增加4。89 倍。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加了19。57 倍和5。86 倍，居民卫生支出的增速远超出其收入增长速
度。教育支出同样如此。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在1990 年时不足500 元，到2004 年就已经上
涨到5000 多元，上涨了10 倍以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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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须要强调的是，房价的过快增长是蚕食民众购买力、制约内需启动的一个极其重要
的因素。由于房价连年持续快速上涨，偏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在许多城市，购买
一套房，相当于消耗掉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辈子的收入。至于那些按揭买房者，在长达 10
年、20 年、3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背负着沉重的还贷压力，平常不得不节衣缩食，高房
价透支了他们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当开发商等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巨额财富的时候，
牺牲掉的是民生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内需。
支出增速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无法实现藏富于民的设想，难以让民众真正分享经济发
展的成果。同时也使我国居民生活压力较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加大，严重抑制消
费需求的释放，导致内需屡拉不动，从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致命缺陷。
第三，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挤压了公共产品领域的财政投入。
2006 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指出：“我国行政管理经费
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行政管理
费用的增长还在上升。”任玉岭指出，目前我国共有1。2 亿人口生活困难，而1978～2003 年
这25 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8 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 增长。行政
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 年仅为4。71％，到2003 年上升到19。03％。将2003 年
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 年相比，3 年内增长1923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
任玉岭的观点与财政部官方网站一篇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不谋而合。该报告指出：如果
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情况分析，行政支出成本确实存在着不断膨胀的事实，公共财政支出的
有效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这种膨胀基本体现在：一方面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从改革
开放初期1978 年的52。9 亿元，增加到2003 年的4691。26 亿元，增长了88 倍，同期的财政
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 倍、21。97 倍，政府成本支出增长的倍数分别高出同期财政
收入与总支出增长的68。82 倍和66。03 倍；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比较，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占
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以2003 年为例，中国的行政管理财政支出已上
升到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
大的7。1％和美国的9。9％。15
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与“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消费不无关系。2008
年11 月28 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央视特邀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指出：“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 亿元。”
而“三公”消费增长过快又与行政机关的膨胀有关。王锡锌指出：“我们辽宁的铁岭市，
一个304 万人口的地级市，居然有9 个副市长，而办公部门居然有20 个副秘书长。另外有
一个山东的贫困县只有30 多万人口，居然有15 个县长助理，的确是令人震惊。”16
2008 年11 月，辽宁铁岭市有9 个副市长、20 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 个副市长、
16 个副秘书长，贫困县湖南平江有10 个副县长、4 个县长助理等现象，成为全国各大媒体
热炒的焦点话题。这些全部源于政府网站的信息，反映出机构臃肿、官员过多的弊端。
政府机构越大，开支自然越大。2007 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 万亿元，
占GDP 的21％，相当于3。7 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 亿农民的纯收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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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惩罚性措施不够严厉和系统，执法不严，使得我国消费领域的社会信用水平
较低，一些生产厂商在提供商品或劳务时利用以劣充优甚至以毒充优，或者虚高成本、哄抬
价格，牟取暴利，欺骗消费者，使得消费者不敢消费。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在三鹿婴幼儿奶粉被查出三聚氰胺之后，国内的许多知名奶粉品牌也相继发现了问题。
由于越来越多的媒体揭露，三聚氰胺乃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导致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
任度大大降低。价格高昂的进口奶粉销量大增。18
如果不是此后外资品牌也相继被查出三聚氰胺，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国产品牌在行业风
暴中保持了清白，恐怕大部分奶业民族品牌都在劫难逃。
2008 年11 月29 日，新华社援引美联社27 日发自美国加州圣何塞的一则电讯说，几种
美国大牌婴儿配方奶粉中检测出了有毒物质，这引起了家长们的担忧和困惑，一个消费者组
织和伊利诺伊州检察长要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召回问题奶粉。美国三大婴儿配方奶粉制
造商之一美赞臣公司的发言人彼得·帕拉多西说：“颇感困惑的妈妈们的电话潮水般涌来。”
外资品牌的奶粉出现问题，并不值得国内企业庆幸。这是全球消费者乃至整个人类的一
场悲哀。作为危害婴幼儿健康的有毒奶粉事件，无论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品牌身
上，都是令人痛心的，须以严厉的监督、检测、惩罚机制来确保奶粉的质量与安全。
除了“毒奶粉”事件，在商品房投诉中，面积缩水、质量问题，永远是位居投诉前两位
的焦点，但以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欺诈者为此所付出的赔偿往往小于被侵权者的维权成本。
这些因素都恶化了消费环境，影响了我国内需的拉动。
5。3、日本国力腾飞之谜启示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
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
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
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的经济发展始于1955 年。从1955 年开始的“神武景气”19 期间，国民生产总值
年增长12％，消费热逐渐升温，从1957 年开始，消费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
黑白电视机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用工业品的增长率中，电视机达到47 倍，电冰
箱达到24 倍，普通工人2 个月的工资即可买1 台电视机。日本的消费时代开始来临。
接着，从1958～1961 年，日本经济又经历了一场长达42 个月的景气，超过了“神武景
气”，日本人称为“岩户景气”20。在这一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0％以上。经济结
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化学工业投资迅速增长，生产大幅度增加。钢铁、机械、电力等产业部
门形成投资引发投资的循环过程。同时随着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比例下降，耐用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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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和交际费用比重增加，娱乐消费意识上升，保龄球、高尔夫球、滑雪、旅行成为时尚，
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
在将近一半的国民中产生了“中流阶层意识”。
从“神武景气”到“岩户景气”，日本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内需的启动为基础的，而中
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内需的成长注入了勃勃生机。在此期间，为了扶持本国产业的发展，
日本实行了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可见，日本经济的起步，内需的贡献功不可没。
受此启发，日本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了提高国民收入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于是，
日本推出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日本经济不可思议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0 年12 月27 日，是改变日本国运的一天。这一天，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
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导思想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像
传统的习惯那样，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间为10 年，它把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或者核心目标—10
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 倍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
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高度优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
比重；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
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
就业，消除日本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
达到11。6％和11。5％，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目标。1967 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
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 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
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通过另一组数据，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日本国力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