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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基础的。日俄战争的时候，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雅可布？歇夫出于对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排犹政策的仇恨，曾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资助。明治天皇曾破例在皇宫内邀请雅可布？歇夫共进午餐。也就是说，日本人认为他们和犹太人之间有传统友谊。
等到希特勒上台后一搞反犹运动，日本就制定了个“河豚计划”。日本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1934年在外交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这就是河豚计划的滥觞。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责成各驻欧洲使馆大量收集有关犹太人的情报，还在国内设立了专门的犹太问题研究厅。日本情报机关还派出“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间谍到欧洲活动。最后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
之所以叫河豚计划，是因为日本人喜欢吃河豚，知道河豚有剧毒，不经过厨师正确、精心的烹饪，会将人毒死。日本人认为犹太人将非常有利于日本，但也非常危险，一如河豚。经过日本移民改造后的犹太人就像经过厨师烹调过的河豚一样，有利于日本。
日本河豚计划的核心是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利用犹太资本建设东北。为此，日本人采取了许多措施，到美国宣传，邀请美国犹太组织代表人物到东北、日本参观访问，给犹太人颁发勋章等等。
犹太人一心想要建立独立的国家，结束飘萍一样的生活，遇到日本人这样热心拉拢，顿生好感。当时，哈尔滨的犹太人已经达到2万人，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在日本外务省间谍安江仙弘大佐的拉拢下，考夫曼等人于1937年12月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到了1938年11月水晶之夜事件爆发后，日本从全世界犹太人一致抵抗德国商品的行动中更加看清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随即召开了五相会议，正式批准河豚计划，但要求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在这个精神指导下，犹太资本和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绑在了一起，推动东北完成工业化建设。
在东北具体执行河豚计划的是现任第九师团长的樋口季一郎中将和安江仙弘大佐。
东北犹太资本协助日军发展东北工业，时间长了就会在东北诞生一个毒瘤——犹太国中之国。这自然是要引起东北人民的反抗的，他们也成了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袭击目标，损失惨重。
美国犹太人反对远东犹太人与日本侵略者合作。
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拉比给各国犹太领袖写信，称“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美国犹太人的反对，加上日本后来同德国、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河豚计划就不得不破产了。到了这个时候，关东军就像扔掉破抹布一样，将为东北工业化建设弄得资金耗尽的哈尔滨犹太人一脚踢开。这些人不得不逃向中国各地和其它国家，其中一部分人涌向了上海。
也是因为河豚计划的原因，日本在东北吸引犹太人的同时，也企图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加上此时上海租界是全世界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可直接进入的地区，犹太人大举移民上海就顺理成章了。
导致欧洲犹太难民大规模逃往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同情犹太人。
在欧洲犹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伸出了同情和援助之手。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何凤山不忍心看着奥地利的犹太人被屠杀，义无反顾地给一个犹太青年发了11份签证，这个犹太青年就是拿着这11份签证到集中营救出了自己的11个亲友。消息传开，犹太人在中国驻奥地利使馆门前排起了长队，一一领取救命签证，然后辗转前往中国和其它国家。
驻外使节是这样，中国政府也表现出了对犹太人的关怀。1939年2月，鉴于犹太难民人数众多、困难极大的实际情况，立法院长孙科提了一项议案，建议在中国的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特区，容纳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他还设想在中国西南接近国际通道的地方，划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犹太人的居住区，由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负责筹划该区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设置犹太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构，招收其中的专门人才，进入后方各部门工作，为中国的抗战出力。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提出了利用犹太人资源帮助开发云南的计划。这两个计划虽然由于战争形势恶化最后都没有真正实施，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帮助犹太难民的拳拳之心是真实的，犹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受歧视的国度，因而自然要涌向中国、涌向进入最方便的上海租界了。
这个时候，上海早已是犹太难民人满为患了。
犹太难民到达上海时都是穷困潦倒、形同乞丐。上海所有的犹太组织、团体、商行都动员起来，成立了一个“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先后建立了6个较大的难民中心，向源源不断的难民提供住房、膳食、医疗，还派出人员到上海以及世界各地去募捐。上海市民对接待难民的工作也给予了积极的协助。这些受尽磨难的犹太人终于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安定下来后，这些欧洲犹太难民在东熙华德路建立了独立的社区组织中欧犹太协会，施泰因哈特任主席，团结在沪中欧犹太难民，开展宗教和其他社区活动，成立公益部、宗教部、法律部等机构，建立仲裁法庭、妇女联盟、圣葬社等组织，以处理法律诉讼、宗教活动、教育卫生、丧葬等各种事务，出版报道协会和社区活动的《犹太简讯》。1941年6月29日，举行第一次选举，1000多人参加投票。莱塞和费利克斯？卡德格当选为正副会长，库特？来狄许当选为理事会主席。
这个时候，上海的犹太人共有三个社团，即塞法尔迪中东犹太人社团、阿什肯纳兹俄罗斯犹太人社团、中欧犹太社团。
刘一民这次袭占上海，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到上海犹太人难民营里招募人才。他知道，犹太记者汉斯？希伯和医生雅各布？罗森诽尔德已经参加了新四军。雅各布？罗森诽尔德改名罗生特，在新四军军部医院工作，医术很高明。这个信息说明深受法西斯摧残的犹太人愿意起来与中国人一起消灭侵略者。
9月19日下午，刘一民驱车来到了东熙华德路的中欧犹太人协会，与协会会长莱塞和费利克斯？卡德格以及理事会主席库特？来狄许见面。
一纵参谋长周毅从昨天晚上进上海后就已经带着干部战士在虹口中欧犹太难民营做工作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效果不理想，等着刘一民来与中欧犹太难民的代表人物见面呢！
说句实在话，到目前为止，日军对犹太难民也是不错的，实行的是保护、救助政策。不然的话，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处境会更惨，那真是刚出虎穴又进狼窝。历史上日军对犹太难民实施隔离政策，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隔离犹太难民，没收英美国籍犹太难民的财产，实行审查证制度。日军甚至改组了中欧犹太协会，使其成为亲日的管理犹太难民机构。
这种情况下，攻进大上海的八路军想在一夜之间从犹太难民中动员一批技术人才到根据地去，难度确实不小。
中欧难民协会会长莱塞、副会长费利克斯？卡德格、理事会主席库特？来狄早就知道八路军和刘一民，此刻正在等着呢。
一见面，刘一民就向三人敬礼问好。
莱塞拿着周毅他们散发的传单，用英语对刘一民说：“刘将军，你确保这上面说的能够实现么？”
莱塞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八路军宣传传单上的条件很实在。第一条，开宗明义，说的是中国和八路军同情并支持犹太人独立建国的主张。仅这一条就把犹太人的心给激活了，要知道犹太人已经飘泊了1800多年了，奋斗的最高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第一二0二章 犹太人才（续）
八路军传单上的第二条是和八路军尊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 /这一条和第一条一样，对于犹太人来说，都是极具震撼的冲击。因为欧洲之所以反犹、排犹，并不是希特勒的独创，而是由来已久的宗教情结决定的。
犹太人信奉的犹太教，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在巴勒斯坦“先知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是在原始社会多神崇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神教。教义是信奉“独一真神”耶和华，教规是“摩西十诫”，约法是《旧约全书》，简称《旧约》。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耶和华的特选子民，将有救世主来拯救受苦受难的犹太人。
基督教本身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从犹太教分离后发展成了基督教。基督就是救世主，是耶稣的尊称。早期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核心一神信仰，全盘接受了犹太人的经典《圣经》和救世思想，成员和骨干也都是被罗马统治者压迫的犹太人。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就是因为不满罗马当局的暴虐统治，四处宣传一神教教义，而被罗马派驻巴勒斯坦的总督彼拉多（约于公元十四～三十七年间）处以极刑，钉死在十字架上。到了公元二世纪后，许多富人加入了基督教，并逐渐夺取了教会的领导权，使基督教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教会开始奉行温和路线，把耶稣描述成卑微恭顺、逆来顺受的代表，极力宣传不抵抗主义，号召信徒“爱自己的仇敌”、“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逐渐失去了反抗性。罗马统治者见基督教再也不会对其统治造成威胁，于是也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逐步由迫害转变为扶植和利用它。公元三九二年，罗马统治者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同时下令禁止异教信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也皈依了基督教。这样基督教一跃而成为统治者的宠儿，迅速发展为全欧洲、乃至世界性的宗教。
基督教成了世界性的宗教，犹太教却仍然局限于在犹太人中发展，成了纯粹的犹太人的宗教。宗教势力的相互争夺，致使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犹太教说救世主尚未降临，基督教说救世主就是基督耶稣。这一点，是双方矛盾的一个焦点。
虽说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母亲教，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