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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的同时，我们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制度。
类似的这些观念也在德国原始独裁者瓦尔特·腊特瑙的各个事务所里流行着；虽然
如果他了解到他的极权主义的经济学的后果的话，他一定会为此震颤，然而在纳粹主义
思想发展的任何比较详尽的历史中，他是应有一个相当地位的。在上次大战期间和大战
刚刚结束时，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念，大都是通过他的著作而确定的，他
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大都要多；并且他的一些最密切的合作者后来成了戈林
的五年计划执行局中的骨干。与此极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位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
希·诺曼的许多学说；他的著作《中欧》在德国也许比其它战时出版的书籍都要畅销。
但最充分地发展这些思想并广为传播它们的任务，是由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政治家，
德国联邦议会的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员保罗·伦施来完成的。伦施在其早先的一些著作
中把战争描绘成“英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前进面前的溃退”，并解释了社会主义的自
由理想和英国人的概念有哪些不同。但只是在他的第三本最成功的战时著作（世界革命的
三个年头）中，他特有的思想在普伦吉的影响下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伦施的论点是建立
在一个有趣的并且在很多方面是准确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的。这个叙述讲的是俾斯麦所
采取的保护措施怎样使德国向工业集中和卡特尔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并且，从他的马克
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发展代表着工业发展的较高形态。
俾斯麦在1889年作出决定的结果是德国承担了革命者的任务；那就是说，这个国家
在与全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所外的地位，代表着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经济制度。既
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察觉到在目前的世界革命中，德国代表着革命的一面，而它的
最大对手英国却代表着反革命的一面。这个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政体，从历史发展的角
度来看，不管它是自由主义的和共和的，还是君主的和专制的，它对那个国家应当被看
成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这一问题的影响是何等渺小。或者，说得更明白些，
我们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的概念都是从英国人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中得来的，按照这
种观点，一个政府软弱无能的国家，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而对个人自由的任何一
种限制都被理解为专制和军国主义的产物。
在德国，这个经济生活的更高形式的“历史地指定的代表”国家里：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已经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那里，一切社会主义的先决
条件都已经建立起来。因此，德国应当胜利地坚守岗位以御外侮，以便能够完成它的使
世界革命化的历史任务，这乃是与任何社会主义政党都有重大关系的一件事。因此，协
约国的反德战争，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那些下层资产阶级企图挽救他们自己的阶级免于
衰亡的情形相同。伦施又说，
在战前不自觉地开始的，和在战争期间自觉地继续进行的对资本的组织工作，在战
后仍将有系统地继续下去。这并不是由于期望获得任何组织技术，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
己经被公认为社会发展的更高原则。那些在今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先锋的阶级，在理
论上却是它的死对头，或者无论如何，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社会主义正在到来，而且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己经到来，因为没有它我们就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现在仍然反对
这个趋势的唯一的人们就是那些自由主义者。
这个阶级的人们，他们不自觉地按照英国的标准来思考，包括德国整个受过教育的
资产阶级。他们对‘自由’与‘人权’，对立宪政体与议会制度的政治观念是从个人主
义的世界观得来的，而英国的自由主义又是这个世界观的传统体现，并且在19世纪50年
代、60年代和70年代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采用。但这些标准已经过时并且被摧毁
掉，正像过时的英国自由主义被这次战争摧毁掉一样。目前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摆脱这些
因袭下来的政治思想和促进一个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新概念的成长。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主
义也必须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和坚决的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关于这一点，一个令人惊奇的
事实是在所谓‘反动’的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的生活中已经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比英国
和法国的工人要坚固和有力得多的地位。”
继此之后，伦施又发表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并且值得深思：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借助于普选权，占据了他们在联邦国会、州议会、市参议会、商
业争议裁决法庭、治病基金保管机构等能够得到的每一个席位，他们就深深地渗透到国
家机构中了，但是他们为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对工人阶级发挥了最深刻的影响。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劳工50年来的艰苦奋斗，国家已不再是1867年那样的国家了，那时
普选权才开始实施，然而，社会主义再也不是当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了。国家经历了社会
主义化的过程，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经历了国家化的过程。
普伦吉和伦施转而又向国家社会主义的直接领导人，特别是施本格勒和缪勒·范·
登·布鲁克——在这里只提这两位最有名的人——提供主导思想。关于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把施本格勒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意见可能有很大的分歧。
但现在很显然的是，在他1920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里，只反
映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那些思想。关于他的论点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在今天以兄弟间的仇恨互相憎恶的旧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信仰是同出一辙。”西方
文明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耶拿战役后拿破仑留在德国土地上的
无形的英国军队”。据施本格勒看来，像哈登堡和洪堡以及其他所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
都是“英国的”。但这种“英国的”精神将被在1914年开始的德国革命驱逐出去。
最后三个西方国家所追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著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平
等和共有。它们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政治形式中·····德国人的本能，更准确地说，普鲁士人的本能是：权力属于整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一个人要么命令别人，要么服从别人。这就是18世
纪以来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它本质就是非自由主义的和反民主主义的，就英国的自由
主义和法国的民主主义的意义来讲的话······在德国有许多可恨的和不名誉的对
立物，但唯有自由主义在德国土地上是遭鄙弃的。
英国民族的结构是建立在贫富之间的区别上，而普鲁士民族的结构却是建立在命令
与服从之间的区别上。因此，两个国家的阶级区别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
在指出了英国的竞争制度和普鲁士的“经济管理”本质上的区别，在说明了（自觉地
仿效伦施）自从俾斯麦执政以来，经济活动的有计划的组织己经进步性地带有更多的社会
主义形式之后，施本格勒接着说：
在普鲁士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国家——就这个字的最远大的意义来讲。严格的说，私
人是不能存在的。每个生活在像钟表机械装置那样精确地运转的体制中的人在一定程度
上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公共事业的指导权不能操纵于私人手中，像议会主义想
象的那样。它是一个职位，并上每个负责的政治活动家都是一个公仆，是一个整体的公
仆。“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一切工资和薪水都应当
由国家来规定。特别是，一切财产的管理都成为有薪水的职务。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吏
治国家。但是
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的不仅是对德国而且也是对全世界的决定性的问题是：
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呢，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呢？面对这个问题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是
没有区别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我们当中的英国。
与此仅相差一步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守护神缪勒。范·登·布鲁克宣称，第一次世
界大战是一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反西方的战争失败了。社会主义
反自由主义的战争失败了。”因此，同施本格勒的看法一样，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首要的
敌人。他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
今天在德国没有自由主义者，而有青年革命者，有青年保守主义者。但谁会是自由
主义者呢？······自由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德国青年现在却怀着厌恶、愤怒和
十分轻蔑的心情摈弃了它。因为对它的哲学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比它更格格不入、更令
人反感和更相对立的了。今天的德国青年把自由主义当作他们首要的敌人。
缪勒。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企图给德国人一个适应他们的天性而又不为西方思
想所玷污的社会主义。它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作家绝不是孤立的现象。早在1922年，一个无所偏倚的观察家就谈到过当时在
德国可以观察得到的一个“奇怪的、并且在初看起来使人惊奇的现象是”，
按照这种看法，这个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是个以精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来对
抗协约国的战争的继续，是通向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德国人民回到它们最好的和
最高尚的传统的转变。
反对各冲形式的自由主义，反对曾经打败过德国的那个自由主义、是使社会主义者
和保守主义者结成一条共同战线的共同思想。这种思想起初主要是在精神上与观点上差
不多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德国青年运动”中迅速地被接受，而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融
合也在其中完成了。在20年代后期和希特勒上台以前，有一些青年人聚集在费迪南德·
弗里德所领导的《行动报》的周围，他们在知识界成了这个传统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弗
里德的《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许是这样“高尚的纯粹”——他们在德国是这样被称呼的
——的最典型的产物，它之特别使人感到不安，是因为它很像我们在今天的英国和美国
看见的那些文献，在这两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同样地聚在一
起，同样地厌恶一切在原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东西。“保守的社会主义”（以及在其它
圈子中的“宗教的社会主义”）是大批作者在它之下制造一种使国家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
气氛的标语。现在在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倾向就是“保守的社会主义”。那么，“以精
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的反抗西方国家的战争岂不是在真的大战开始之前就几乎已经成
功了吗？
第十三章 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
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人民
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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