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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麦收之前，农民所以缺粮是因为官家「征收过头粮」，而不是由于天灾引起的歉收。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饿死时，《人民日报》正在发布社论，鼓吹「以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正在为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叫好，而毛泽东正在政治局会议上号召「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当时国家还有粮食，只要县委书记像赵树理那样如实报告缺粮的情形，政府将征收过头的那部份粮食退还农民，他们就不会饿死。实际情形是，「领导干部」们掩盖真相，把守交通要道，使千百万饥民处于绝望无援的境地，坐以待毙。而有幸活下来的人也因为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致使六○年全国性大减产。
一九六○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二千八百八十亿斤，（注５：见《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九年减少近五分之一，比五二年的产量还低，但人口却比五二年增加了将近一亿。死了那么多人，各省都不敢再吹牛了，一下子又都向中共伸手要救济。但六○年粮产跌得太厉害，国库粮食不够分，城里人都降低口粮定额「支持国家」，但仍无济于事。这也就为何年底时湖北省长「砍脑壳」也要向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要粮，而李「砍脑壳」也拿不出粮的原因。
至于一九六○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如十月一日《人民日报》所说：「华北、西北不少地区七月以前一直缺雨；广东、江苏、山东和东北相当部份地区遭受台风涝灾也比较重。」（七月底时，台风在辽东半岛登陆，引致百年未遇的洪水）但是，从党报上看不出任何危机：
九月三日：陕西省「战胜了干旱」，「初步摸到了无雨保丰收的系统经验」。
九月六日：社论号召南方十三省争取稻高产多收。
九月十二日：辽宁战胜洪水侵袭，生产「在很短的时期内迅速恢复」。
九月二十日：「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亩产千斤左右的小麦高额丰产田」。
九月二十六日：贵州「全省中稻、玉米相熟，各族社员们喜气洋洋，开镰收割」；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获得了大丰收」。
于是十月一日郑重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
且不说《人民日报》是在粉饰太平，睁眼说瞎话。天灾不等于饥饿和死亡，这话本不错，但前提是政府功能正常。譬如一九四九年，国内战争在华北刚刚平息，严重的灾害就来临了。先是久旱，继而暴雨、洪水泛滥。全国一亿亩农田受灾（约占当时农田的十五分之一），灾民达四千万。河北、天津、唐山，沧州一带，千里平原成了一片汪洋。十月前董必武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十月建国后任副总理兼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主任。他指示「不许饿死一个人」，并说「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对各级人民政府的考验」。当时，至少据官方说，河北果真没有饿死一个人。
可是一九六○年的各级攻府，正如前述，已完全不是一个功能健全、运作正常的政府，大量的政府官员掩盖真相犹恐不及，遑论救灾。而他们所以那样做，多半出于无奈，因为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知道或不相信」（赵紫阳语）无数的农民已经饿死，还在发他的跃进烧。既然毛说一九六○年要以「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政府官员自然不敢报告「大事不好」。像作家赵树理那样，敢在大家「持续跃进」时开口向上级讨粮食赈济饥民的，实在少之又少。由阳城县人民所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亦可以推断，六○年上半年农民饿死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共县委、省委书记们是否向上级说了实话。只要他们肯向上司说实话，承认过去吹了牛，把农民的口粮充作「余粮」交进了国库，那么多半能讨回一些粮食，使治下的饥民免于一死。但他们就是没有那么做。到了六○年夏、秋两季，粮食大幅度减产后，纸包不住火了，可是已为时太晚，再说实话已来不及了，国库空了，再向上伸手要粮当然要不来了。
应当说明，要是一九六○年完全按照毛泽东的主意行事，灾难本会更加严重的。那年产钢二千二百万吨的计划本来是在庐山会议后为反右倾而几度加码上去的，毫无完成的可能。到了夏季，毛见这个计划可能泡汤，著急了。有一天，他将李富春、薄一波这两位主管计划和经济的副总理找去谈话，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动员七千万人来干。」又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上天。」（注６：《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
除了「继续跃进」，毛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要在「右倾机会主义」进攻面前「争气」，要在国际上「争气」，说是「国内外注目」，能不能完成钢产量计划是个「政治性问题」。
他的政治局同志们明知经济承受不了，明知这样搞必然导致破坏生产，将其他行业搞瘫痪，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提出异议，只有遵命去做，拼出全部工业力量去搞钢。只是「动员七千万人」去炼钢之议，即第二轮的「大炼钢铁」，由于省委书记们正被饥荒弄得焦头烂额，没人有本事再各自动员几百万人上阵而被「冷处理」，慢慢拖掉了。
如果说那些干部们在三年大跃进中做了什么好事的话，这抵制第二轮「全民炼钢」可算作一条。否则，在两千万人已经饿死之后，大家还「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再逼七千万青壮农民去炼钢，那么只要他们还没饿到走不动的地步，就会一个个变成陈胜、吴广，不知多少中国人会死于动乱了。
但是，即使「动员七千万人来干」的疯主意未得实行，一九六○年也是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的第三年。说来后人简直难以相信，就在那天天有人饿死的时候，整个中国在「反右倾、鼓干劲」、「持续跃进」的口号声中，「『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刮得更加厉害。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只刮了四、五个月，而一九六○年的『一平二调』搞了一整年。」（注７：《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三页。）
所谓『一平二调』，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产」，无偿调拨农民的农具、机械、耕畜、马车。糟蹋别人的家当不心疼，人民公社用行政手段共来的财产很快就损坏、报废掉了。据山西省统计，全省正常使用的农具比大跃进之前的五七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牲畜也一样，由于所有权不再归农民，他们自然也就不再爱惜牲口了。譬如北京郊区农村，牲畜一律归生产大队所有，但是大队并没有土地，耕作仍在其下属的生产队，使用牲口的还是农民，而不是大队干部。结果就如北京市委一九六一年在京郊怀柔县调查后所写的材料中说的那样：「公社化以来，不少生产队的牲畜逐年衰弱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九六○年全县大牲畜除牛以外，都死多生少．．．．有些社员对牲畜的看法是：『牲畜死了是大队的，小队可以吃肉』，好像与己无关。」农民对集体财产漠不关心，后果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据四川的学者调查，一九六○年的「共产风」使都江堰灌区这个历来的粮仓也出现了危机，六一年粮产比五七年少了一半。（注８：《南充师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著手纠正大跃进错误时，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果就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而言，这勉强能成立；但就饿死千百万人这点而言，则是不正确的。两千万农民基本死于人祸，与天灾无关。
以甘肃为例，宋平一九七二年出任甘肃省委书记，他下乡调查后，发现由于连续两年干旱，农业失收，许多农民没饭吃，没裤子穿。五月间，他向周恩来报告，周即派林业部长罗玉川赴甘肃，开仓放粮，结果便没有饿死人（个别死人难免）。而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并不比七一、七二年更重，却死了一、二百万，就是当权的书记们层层撒谎，隐瞒真相，未及时开仓的结果。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将彭德怀骂成「祸首」，而今这项帽子该还给毛泽东，给他自己扣上才合适。
由于饿死的农民几乎全是在公共食堂吃饭期间饿死的，我们不妨就食堂问题再说几句。本来，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祸及全国，全国各地开始零星地饿死人，毛泽东也觉得问题不少，同意纠偏，其中重要一条便是「整顿公共食堂」。五月间，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并指示公社将自留地发还社员，恢复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的政策。这么做很得人心，曾一度使农民喘了口气。毛六月底在老家湘潭韶山冲对乡亲们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时，也没有打官腔。可是七月庐山会议上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又强制性地搞起了食堂。灾难正是从这里蔓延开来的。
一九六○年二月，中央下达批文，说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三月，又发出指示，要求争取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的规定，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社员家中得不到粮食，只得又端碗上食堂。庐山会议前，山西一度只剩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在食堂吃饭，现在则又都像鸭子一般地被迫进了食堂。
中共的严密组织每当这种时候就能发挥威力。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到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入了食堂，大跃进最积极的河南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边远山区的农民也赶进了食堂。（注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山区农民进食堂，受苦更甚。一九六○年二月中央下文指示各地「固守」食堂这个「阵地」之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率队到农村作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见到一个老太婆挎著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泥水中滚过一样。农民还告诉他，这位老人只爬两道山梁，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两顿饭。可是，当晚阎召集干部会说：「三十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但当地干部却不以为然，说：「没有三十里，大概有十五里。」阎向在座的县委书记提出，边强地区的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也未获响应。县委书记虽不愿同省委书记唱反调，却更不敢同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