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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认为索罗斯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迅速从一极转向另一极。
一方面是机会真正来临时害怕、恐惧，不敢入市作战，另一方面是当市场走势不明时，凭借主观信念强行入市。这就是存在于大多数投机者身上的最大问题。我也有这个毛病。今天早市橡胶有两次良好的交易机会，都能赚钱，可我却袖手旁观，坐视良机的丧失。现在市场处于盘整状态，走向不明，我内心却跃跃欲试，真是愚蠢之至。
人是一种善变的动物，事先确定好的计划往往在中途遭到扭曲、改变，最后完全迷失在汪洋的大海之中。
机会总是稍纵即逝，不可能给你太多思考的时间，让你慢慢地下决心。
交易机会往往在你不知不觉中来临，并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例如，对某一品种，你长期追踪、研究，每天通过图表分析希望得出市场未来的走向，有时候你对自己的判断其实并没有信心，但是，有一天或许你会突然眼睛一亮，看到其中蕴涵的交易良机，这种机会就是我所追求的交易良机。
关于计划、设想和实际交易的脱节问题：
1994 年下半年我刚参与期货交易时，就经常为这个问题苦恼。前一天晚上对市场辛辛苦苦的分析、研究计划往往在第二天的实际交易中得不到有力的执行，实际的交易和原先的计划背道而驰。事后看来，并非自己原先的交易计划有重大的毛病，相反，如果坚持自己的交易计划，操作结果要好得多。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实际交易时，我的思维、情绪完全被市场价格变化所左右，彻底丧失了自我的独立观点和对市场全面的认识。一是被市场价格变化诱导，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欲望，追涨杀跌；二是因为市场短期价格的出人意料的波动，使我不敢、害怕执行原来的交易计划。
投机者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 l）坚持自己对市场分析的基本思路，不因为市场短期价格的波动而轻易地改变交易方向。该逢低买进就逢低买进，该逢高放空就逢高放空，认真执行原来的交易计划。
（ 2 ）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自己成为市场价格变化的俘虏，情绪随着价格变化亦步亦趋。
（ 3 ）大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中有一段话对我解决这个问题有巨大的启发：“理性只洞察它自己按照方案造出的东西，理性必须挟着它那些按照不变规律下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所提的问题，决不能只是让自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些偶然的、不按预定计划进行的观察就根本不会联系在一条必然的规律里，而那却是理性所寻求、所需要的。理性必须一只手拿着原则，拿着那些惟一能使符合一致的现象成为规律的原则，另一只手拿着自己按照那些原则设计的实验，走向自然，去向自然请教，但不是以小学生的身份，老师爱讲什么就听什么，而是以法官的身份，强迫证人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要在入市交易以前制定交易计划？
在入市以前制定交易计划，或者说构建市场走势的假设，投机者的思维比较正常，能够对市场走势的大局有一个明确、清醒的认识，也对市场短期面临的支撑、阻力心中有数，什么位置向上突破可以做多，什么位置向下突破可以做空，等等。盘外的市场判断相对比较客观，不会受主观情绪的干扰，也不会受市场短期价格变化的诱导、左右。而投机者身在市场之中，面对闪烁的荧屏数字，激烈动荡的价格波动，往往会不知所措，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希望和恐惧替代了理性的分析，本能性的行为取代了理智的操作。结果，交易活动陷入彻底的混乱，做了大量几乎不可思议的荒唐交易。
大多数失败者追求的是理解市场走势的脉络，试图全方位、立体式地把握市场的长期、短期、日内走势，像上帝一样未卜先知，全知全能，所有的市场运动的细节都明察秋毫。虽然投机者是凡人，但无意中却把自己定位为上帝，以为自己能够像上帝一样思维和行动。这就是很多人失败的主要原因。
我所能做的：有机可趁的时候捞一点，对市场走势没有感觉时袖手旁观。只有在市场出现特殊形态，我有很大的把握时才进场交易，这是惟一明智的操作策略，而在一般情况下去盲目赌博是非常愚蠢的。
市场形态比单条K 线的意义要重要得多。
不要频繁地在市场进进出出，抓住你有把握的时机狠狠地做一笔，更有价值。
我前一段时间之所以做得好，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市场总的走势有较大的把握，这种行情我很熟悉。二是一旦市况不明，我立刻退出市场。三是有利可图以后，我会及时地拿到手，然后重新去寻找自己有把握的机会，而不是担心市场没有机会，交易时拖泥带水。
良好的市场形态出来以后，可以大单量地交易。此时不赌，更待何时！
盘中随想：目前的橡胶市场走势又到了暧昧不清的状态，一旦我入市交易，完全是在希望支配下的一相情愿，而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这种行情非我能把握。
市场主力在操作中是完全不理会外界因素的，例如，一般的投机者极为重视日胶走势，把它视为指导国内市场走势的航标，在橡胶主力眼中，这简直可笑之至。他们利用市场的这种心理误区，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让大多数市场参与者落入迷惑的陷阱，成为他们的盘中餐。
大豆市场情况也差不多。
市场大幅上涨或下跌以后，无论是多么利多或利空的消息都不能继续作为入市交易的根据，因为之前的市场价格很可能已经消化了外在的因素，此时，最明智的选择是让市场告诉你该怎么做。放弃自我，尊重市场。
利用K 线形态作为入市信号时，如果和市场价格运动的幅度相配合，效果更佳。例如，在市场大幅上涨以后出现黄昏之星，放空可信度大为提高；在市场大幅下跌以后出现早晨之星，做多的可信度大为提高。而在市场的盘整状态，利用K 线作预测的准确性值得怀疑。
在期货交易中，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如果一年只做一笔交易，那么，他有50％的赚钱可能。交易次数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小。大多数期货市场的投机者，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忙碌，结果却95％以上是亏钱。我曾经做过一个假设，如果在一年开始的第一个交易日，对铜或者大豆等任何一个期货品种，投机者随意选择一个方向，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资金入市操作，然后，拿着多单或者空单再也不管它，到年底再去期货公司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要么这个投机者的单子，因为交易方向错误，在账户上的钱将要赔光时，被期货经纪公司强行平仓，现在户头上已经没有钱了；要么这个投机者碰巧操作方向正确，可能已经赚大钱了。反正，大多数期货市场的参与者最终都会输钱，尤其是市场新手，我以为，即使采用这样愚笨的交易策略，也比一个人整天在期货公司做短线，最后结果却必亏无疑好得多。频繁地小打小闹还不如搞一次大的赌博，那样，无论水平高低，投机者还有赢大钱的可能。
第一版后记
书写成目前这个样子，完全是我自己料想不到的。一个多月以前，我第一次见到本书的责任编辑丁锋先生时，送去的其实是另外一本书——《期货交易的策略和技巧》 的书稿。那本书的前面一部分内容，简单介绍了我在股票、期货交易中的一些个人经历。没有想到，丁锋先生在读完关于我个人交易经历的那部分内容以后，非常感兴趣。希望我能把它进一步扩展，成为一本单独的书，系统介绍、回忆我的投机生涯中让人感兴趣的交易故事。
我听了以后颇为忐忑不安，有两方面的担忧。
一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好这种带有一定文学感染力的投资书籍。年轻时我也是一个文学青年，记得1985 年我高考的语文成绩是我们县的第一名。但这种文学激情、冲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然退化。后来，我学的又是哲学，更是理性积淀多于感性张扬。让我写点逻辑性、说理性强的文章，我还勉勉强强。所以，我非常担心自己写的内容，有没有可读性，是否能符合读者的口味。
二是写个人传记、经历的书往往会牵涉很多敏感的话题。我不是名人，但一个人的投资成败肯定会和很多人有关系。我在书中对这些人、事的描写到什么程度合适呢？我当时心中无数。更让我感到为难的是，身为一个有十多年操盘经历的作手，我知道自己在交易中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犯过许多愚蠢的错误，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有没有足够的勇气、信心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透彻的解剖？自己拿着刀为自己开刀，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地批评一下自己，不触及人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显得非常虚伪，对读者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想写这样的书。那么，我能无情地去揭开自己的伤疤，不怕寒碜地让大家看一下吗？这是我当时最为担心的问题。
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煎熬，书已成型，即将面对读者的审视，我又陷入了某种忐忑不安的心绪。不过，这会儿我倒有点想开了，管它呢！知我笑我，一任其便。
在书的最后，我想真诚地感谢几位朋友。
没有《鱼来了》 的作者周密小姐的提示、启发，我在写作《期货交易的策略和技巧》 一书时，根本不会涉及我个人经历方面的内容，当然更不会有目前这本书。在我年初写作开始时，周密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没有她的肯定有加，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我也许根本就没有写下去的动力。所以，我非常感谢她的无私帮助。
第二位我想感谢的是丁锋先生。和丁锋认识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刚开始接触完全是作者和编辑这种纯业务的关系。然而，第一次见面，我们就一见如故，并很快培养出了良好的私人友情。丁锋目光犀利，见解深刻。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从最初的立意，到每一章节的内容安排、题目设计，丁锋先生都给了我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有些部分的内容，我在写作时思路曾经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丁锋先生毕竟是编辑方面的专家，经他一提醒、点拨，我才理清了自己的头绪。没有丁锋先生强烈的责任心和高效的工作效率，没有他的深刻见解和编辑指导，没有他的鞭策鼓励，这本书就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1998 年以后的几年，随着国内期货市场的日渐萧条、冷落，边缘化，我的人生和事业也进入低潮，甚至陷入了某种困境。在那段艰难的岁月，我爱人仍以她的乐观、宽容、善良支持着我那看不见光明前景的事业，使我这颗在市场中受到严重创伤的心灵得到一丝慰藉，也坚定了我继续学习、思考和交易的信念。对她付出的一切，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的儿子心远、女儿心骥，他们天真无邪、稚嫩顽皮、活泼可爱的笑脸，给了我交易和写作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的同学林春腾、杨春志，还有两个妹妹——我的妹妹和我爱人的妹妹，都曾经给予我们无私的帮助。大恩不言谢，我只能铭记在心！
最后我想感谢的是我的两位师兄，北京教育学院方中雄院长和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民进中央委员魏敦友博士后，我的同学，中国工商银行殷红处长。在�